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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打擊知識分子。尤其是在 1966 年毛澤東轉而攻擊已「黨化」的黨內知識分子,

這些論點更無法成立。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途徑

本論文研究的重點為中共與毛澤東對於知識分子產生矛盾的心理以及政 策,最主要的成因為何,也就是衝突為何存在。對於這種政治行為的研究途徑,

筆者以權力需求層面作為研究的途徑。尤以毛澤東身為最高領導者且為知識分子 的雙重身分,以其權力之鞏固與分配考量來對此研究題目進行分析與探究。

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越趨專制,黨內原本的集體領導轉為一人專政,也就是毛 澤東是為最高領導。但即使毛有了最高權力,也不能保證人心皆臣服於下。也就 是說,權力並不能完全使民眾心甘情願、自發地動員起來。除此之外,他還要防 止其他領導人的「篡位」。這些因素都深深影響著毛的權勢。

在毛為鞏固其權力之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可說是最佳的媒介與工具。事實 上,知識分子雖已與中國傳統士大夫在本質上有所區別,但在一般民眾心裡,知 識分子仍是受到尊敬的一群人。朱學勤在其著作中談論到斯諾給毛下的一個特 徵:將知識分子的深邃與農民的機敏結合了起來。但朱學勤認為更確切的說法應 是:用知識分子的深邃去領導農民的機敏。知識分子放棄知識特權,俯身向愚夫 愚婦──廣大的農村居民請益,這在歷史上是最富於道德魅力的形象。25知識分 子除了受到傳統士大夫的庇蔭外,愛德華˙希爾斯也認為知識分子依舊是保有一 定的影響力。身為具有獨立思考的思想傳播者-知識分子,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影 響群眾對整個大社會的思想。因為一般大眾皆認同知識分子不但比自己懂得多且 是正確的。因此,毛澤東若能取得知識分子的擁護,則其領導權力將不容置疑。

如此一來,中共統治底下的知識分子命運將與毛澤東的權力需求糾纏在一 起。對毛澤東而言,無論利用或打擊知識分子都可說是其依權力起伏而定。以此 途徑解釋中共與毛澤東和知識分子之間矛盾的產生。毛澤東想利用知識分子動員 大眾,激起澎湃熱情。但在此時,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出現了一種致命的漩

25 朱學勤,《風聲、雨聲、讀書聲》(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 9 月),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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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當知識分子捲入權力的鬥爭中,馬上會發現理論性知識抵擋不了「敵我邏輯」

的貫徹,於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特性遭到嘲弄與踐踏,特別是在極權國家裡,知識 分子可能被送到「古拉格群島」,也可能被打成「臭老九」,再一次驗證「鳥盡弓 藏、過河拆橋」的競賽規則。26一旦毛無法掌握知識分子言論,就轉為打擊壓制 知識分子。在毛領導期間,打擊知識分子的策略多過拉攏知識分子。毛澤東不能 使自己的思想正確性置於知識分子之下,壓制知識分子或許是要取得思想的優先 發言權與正確性。

如文獻回顧所提及的,知識分子有天生的「缺陷」與「原罪」,使他們無法 自成一個階級,只能附著於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而生存。更因是革命中的游離 勢力,而必須進行改造與「到民間去」向農民大眾學習。這樣的天性與地位或許 對共產黨人是定理,所以在借助知識分子的才能時,無可避免地產生矛盾關係。

但,仔細考慮,即使中國共產黨人或毛澤東都接受這種理論,也未必人人的認知 程度都一樣,考量的重點也不盡相同。最重要的是,這種矛盾的關係其實可以減 輕但也可被放大。因此,筆者以在政治行為中最重要的領導人權力層面切入探 討,說明研究是否存在關聯性與可解釋性。希望可以對毛澤東領導時期的中國共 產黨政治運作有更清楚的認識。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透過對資料的多方匯集,閱覽相關的文獻,擷取 有研究價值的論點,整理並發展出有可看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資料上,一手資料 包括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所發表關於知識分子的文章或策 略觀點,以及其他相關人的傳記與回憶錄等。二手資料包括官方為毛澤東、知識 分子以及相關政策所立的參考資料,或是其他旁觀者所觀察得出的言論。另外就 是學者對此項議題所發表的文章也是研究資料之一。經由文獻分析,以筆者自己 的解讀,加上與其他相關研究作為比較,冀望得出研究成果。

知識分子問題在中共黨史上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研究此類問題由於年代 較久遠,再加上鄧小平領導時期已經正式承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在與知識分子 的矛盾關係緩和許多,所以相關資料可能較不易找到且較為老舊。另外,中共特 殊的政治氣氛也使中共官方一手資料對知識分子問題有所修飾,或是不對外公

26 愛德華˙希爾斯著,傅鏗、孫慧民、鄭樂平、李煜譯,《知識份子與當權者》(台北:桂冠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6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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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許多學者也因擁有堅定的政治意識形態而傾向於袒護或跟隨中國共產黨的政 策及資料,刻意美化、掩飾中共與毛澤東對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態度。即使毛澤東 死後,相關文章出現正反兩極的言論,但其真實性限於中共官方資料不易取得,

因此僅能在開放範圍內的資料中細細分析其中相關性,這實屬研究一大限制。尤 其中共對於毛澤東的政治行為更為謹慎小心,就如鐵石發表的《黨內關於評價毛 的全面討論》裡面說到關於 1985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根據鄧小平 同志、胡耀邦同志建議:『鑒於黨內對毛澤東有關功過的評價,對於毛澤東作為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如果爭議繼續,會導致黨內 分裂,影響黨的中心工作,也難得出經受歷史檢驗的評價,留待十五年或二十年 再做結論。』」27

在討論中共與知識分子關係的問題中,主要是針對黨外的知識分子而論。理 論上,黨外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是與中共無產階級思想對立 的,加上黨外知識分子為數眾多,因此,如何處理「黨外」知識分子問題即成為 中共最重要的課題。但黨內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裡的地位,也處於一個不被信 任的窘境。在毛澤東對知識界發動的打擊運動中,知識分子黨員也身受其害,丁 玲即為一例。研究毛澤東為鞏固權力衍生出與知識分子的關係,黨內知識分子自 然無法置身事外。在人治的政權下,任何議題都包含非常高的主觀意識,當然對 知識分子身分的界定也是如此。我們無法得知毛澤東或其他中共黨員是否真能把 與黨內外知識分子的關係明確劃分開來,因此,在此研究主題中,中共與知識分 子的關係主要是針對「黨外」知識分子,但無法確切斬斷中共與「黨內」知識分 子的關係,是此研究一大限制。

27 鐵石,〈黨內關於評價毛的全面討論〉,《中國觀察》,200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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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知識分子的角色

1979 年 7 月 4 日法國《世界報》發表的《知識分子與權力》宣言中,表明 對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應有的作為之期許。該宣言認為,隨著知識分子社會作用的 增強,他們的政治作用和先知先覺的作用反而越來越減弱。知識分子的批評作用 本來應當是知識分子活動的核心,放棄批評才是知識分子唯一真正的背叛。因 此,不論知識分子身在世界的哪一部分,不論他加入了哪一個陣營,說出事實真 相-至少是他認為的真相-是他首要的責任。他應當這樣做,而且不能懷著救世 主的驕傲;要獨立於一切權力之外,必要時,還應當與之對抗,不管這些權力有 怎樣的名分-不追求時髦,不循規蹈矩,不聽蠱惑人心的宣傳。任何時候,知識 分子都不能從批評者變成衛道士。不存在能讓所有人接受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 義。一個理想的正義社會,不是沒有衝突的社會-歷史永遠不會有終點-在這個 社會裡,那些曾經進行過爭議的人在執政以後,也應當允許別人爭議;在這個社 會裡,批評是自由的,是至高無上的,而辯解則無用武之地。28這段文字大致說 出了知識分子的角色與本分,以及人們對知識分子的期盼。不過這僅是在理想情 況下的最佳狀態,知識分子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很有可能到最後演變成為某一 團體的利益代言者。或許這違背知識分子的初衷,但在龐大的社會脈絡當中,政 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層層環節緊扣,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很難完全做到獨立於 外。

知識分子對時事的關懷並勇於批判的獨立性格,使得他們向來容易與政治權 力糾葛在一起,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知識分子在國家社會中之所以 如此重要,是由於他們與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密不可分。知識分子 扮演這些「論述」或「教義」的生產者與傳播者,進而使這些思想成為「信仰」

和「力量」。政治菁英要在政治領導上掌握主導優勢,無一不是拋出某一主義信 仰,爭取民心之取向。知識分子身為意識型態的「代理人」,必然與政治權力脫 離不了利害關係,也就是與「當權者」產生「互補」或「牽制」作用。然而,中 國與西方知識分子的出現與發展過程中有著根本上的差別(詳第二節),因此,

在與政治權力中心的對峙中,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的效應。中國知識分子的

在與政治權力中心的對峙中,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的效應。中國知識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