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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但依照這個時期毛澤東諸多對知識分子的言論來看，爭取團結的比例 是高出教育改造許多的。再來，隨著毛澤東在政治地位上的提升，他作出的言論 受到越來越多人的信服。對於知識分子政策的取向，就不免依他的標準來做出行 動。因此，在往後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知識分子政策之所以反覆擺盪，就與他 視其環境需要所作出的決策脫離不了關係。
第三節 延安整風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從 1942 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 動。這場漫長的整風運動，可以把它看成是毛澤東爭奪並穩固權力的一個重要關 鍵時期。而這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運用，與他樹立自己在中共黨內不容撼動的 地位密切相關。即使 1938 年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領導地位，但對他來 說仍嫌不足。清除中共黨內長久以來自上而下的蘇俄崇拜情節，奠定以毛澤東為 首的革命思想才是最主要的目標。毛澤東為了實現革命事業，同國民黨相互抗爭 是勢在必行。但他要實施有效的政策並取得成功之前，必須獲得在中共中央的最 高領導權力。
毛澤東認為中國國情不同於蘇俄，相關的革命政策就不能照搬馬列主義教 條。所以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強調理論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環境 相結合；確立「新民主主義」，堅信中國的革命必須是由無產階級所領導。因此，
他需要奪取權力來實行他所認定的「正確的」中國革命道路。自 1939 年末開始，
毛澤東開始循序漸進地要把自己的思想權威化。首先，他與共產國際指派的中共 高級領導人的鬥爭逐漸浮上檯面。其實，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他的「全面抗 日」口號贏得了黨內外許多黨員與群眾的支持，地位也隨之受到重視與提升。接 著，在 1938 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黨工作的 評價和指示：「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 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國際希望中國黨的問題「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 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會議贊同共產國際的指示，確認和批 准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對全黨的領導。134但實際上，中共黨內卻依舊是由有共產 國際撐腰的王明等人所掌權，毛澤東的地位還是不及這些「言必稱希臘」的國際 派人士。
134 張樹軍、史言主編，《紅色檔案：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實錄（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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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要能順利獲取權力的籌碼，群眾的擁護是當然的，但最重要的是知識 分子的支持。因為知識分子對他來說，不僅可以幫助發展根據地的建設，更重要 的是引導群眾的知識化。在毛澤東決定與中共黨內國際派領導人鬥爭時，知識分 子就可以成為製造輿論的角色，只要等待對的時機，毛澤東所策劃的每一項工 作，都可以得到較順利的推動。因此，他對待知識分子到目前為止都是非常和善 的態度。1940 年 10 月中宣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聯名發出《關於各抗日根據 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指出：「為了發展各抗日根據地的文化運動，正確 地處理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問題，實為當前的重要關鍵。」135在《指示》中，中 共除了宣揚重視知識分子的正確心態，並保證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 知識分子寫作的必要條件，力求避免對於他們寫作上人工的限制與干涉，更不苛 刻地要求知識分子完全融入共產黨人的生活。以上種種規定，在延安時期製造了 自由和樂的氣氛，使因為愛國而投奔至延安的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的 兩面手法失去警覺心。對知識分子來說，比起國民黨統治的地區下，此時中共領 導的政策與形象相對來說是較好的。正因如此，知識分子沒有察覺在抗日革命的 旗幟下，他們卻成為毛澤東在發展中共與自身勢力的籌碼。毛澤東從抗戰初期高 聲呼喊的「全國統一戰線」，至國共合作抗日的時候變成「獨立自主發展、奪取 政權」的反右傾投降主義。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決議，包括「強調黨要堅持統 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
「強調游擊戰的重要戰略地位，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方針。」136這 種抗日政策的轉變，知識分子都摸不清毛澤東擴展中共勢力的野心，就更不會察 覺毛澤東利用他們展開在中共黨內的整風的內在意涵了。
1941 年以前，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代言人自居的毛澤東，在行使權力或 執行政策方面，無不受制於共產國際和留蘇回來的中央領導人。這對他來說當然 是難以忍受的。而皖南事變的發生帶給他翻身的機會，使他在這之前的一切政治 安排都有了回報。1941 年 1 月皖南事變的發生，又讓毛澤東再一次向黨內外與 群眾證明他反王明等人右傾主義的正確性。因此，毛澤東掌權的第一步，就是要 與國際派人士進行孰對孰錯的鬥爭。於是，整風運動開始悄悄地揭開序幕。對毛 澤東來說，國際派人士的優勢是擁有較豐富以及較有系統的理論。所以，毛澤東 必須打擊中共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1941 年 5 月 19 日，他在延安宣 傳幹部會議上公開作了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講，批評了留學生「只知生 吞活剝地談國外」，「對中國問題反而毫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許 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並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單純的學
135 楊風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研究》，頁 64。
136 姜華宣等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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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些違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策，都阻礙及延緩了毛澤東追求權力的進度。
另外，這次會議上，王明的「秘密」141發言，大大刺激了毛澤東。長久以來 被壓在共產國際之下，而無法行使實權的毛澤東決定，成立高級學習組，先花半 年時間，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一場觸 及靈魂的黨史問題大討論在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內部迅速展開。毛澤東批評國際 派領導人掌握實權的錯誤性。10 月 22 日，毛澤東開始起草《關於四中全會以來 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文中明確認為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至 1935 遵義 會議之間，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的原則錯 誤，形成了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路線。這路線表現 在 1931 年未經任何法定機關的選舉，僅依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 人，且故意壓抑劉少奇同志，而提拔了兩個新黨員（博古、洛甫），來掌握全黨 最高實權。142在 1941 年底，毛澤東策劃的學習運動，其側重點已經悄悄地轉變。
他明確強調要著重研究中共黨史，強調各地應從討論六大以來的文件入手。目的 在於弱化國際派的理論與教條主義，而使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
而在 1942 年，張聞天主動表明願意到陝北和晋西北農村作實際調查的決 心，又讓毛澤東有了一個肅清全黨高級幹部教條主義的大好機會。他強調對「主 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 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這以後，毛澤東接連發表 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話，正式掀起了延安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初起主要針對中共黨內中高級領導幹部作鬥爭，毛澤東發起群眾運 動來暴露問題，監督各級幹部。這時候知識分子們就發揮了毛澤東所期待的效 用，如王實味、丁玲等很快就寫出尖銳批評高級幹部的文章。而一向相信群眾、
依靠群眾的毛澤東，正是要藉這些知識分子的文章，替他的整頓高級領導人的運 動注入強心針。有了這些知識分子的幫助，所在廣大群眾中製造出的輿論，就足 以把毛澤東的這些策略視為正當，更理所當然地提高了毛澤東的地位。即使有一 些軍隊領導人對此反感，毛澤東仍讓中宣部發布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 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它一面肯定牆報的作用，提倡討論，並主張「在 規定檢查期間內，不管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意見，都得自由發表，不得加以抑制」，
強調「在討論中要發展爭論」，反對「明哲保身，有話不說」。143但是，知識分子
141 1931 年 9 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成立時曾有過約定，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 來，因為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張聞天皆非中央委員。而事實上博古、張聞天抵達中央蘇區後，
並沒有正式傳達這個意見。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83。
142 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上）＞，《炎黃春秋》，1998 年第 6 期，頁 10。
143 同上註，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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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言論，就讓中共與毛澤東有立場把鬥爭對象轉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主義思想，使中共與毛澤東從此開始進 行全面整風。也因為毛澤東處於對敵鬥爭尖銳複雜的環境下，深怕這股小資產主 義力量將會與其它反對勢力（反共產黨、反毛澤東）結合。因此從 1942 年下半
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主義思想，使中共與毛澤東從此開始進 行全面整風。也因為毛澤東處於對敵鬥爭尖銳複雜的環境下，深怕這股小資產主 義力量將會與其它反對勢力（反共產黨、反毛澤東）結合。因此從 1942 年下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