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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掌權前後的知識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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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但內心存在著對「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固有的反對思想,再加上一元化領導 下掌權者的操控政策,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性」就無法避免受利用和批鬥的命 運了。

第二節 毛澤東掌權前後的知識分子政策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開始逐漸掌握權力,他的知識分子政策與未 掌權時有明顯差別。同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創黨人的毛澤東,不論在學術界的地 位或是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都沒有像李大釗、陳獨秀等大知識分子來的高。不過,

毛澤東在中共建黨後不斷累積並醞釀他的馬列主義觀點,也使自己的思想和馬列 主義結合並發展成熟。早在 1925 年,毛澤東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對於知識分子的觀點與態度有了說明。他認為因為知識分子固有的「資產階級思 想」,所以在社會主義革命陣營中不能歸為主流力量。但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革 命態度並不是絕對的,其雖為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如果願意同中共政權與工農群 眾合作對抗資產階級,那知識分子也可以成為左派分子,進而協助革命事業。在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即使中共黨內把導致失敗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知識分子聯 繫起來,而使黨內瀰漫著「反智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代表」的情緒。毛澤東也能 視政治環境需要,跳脫對知識分子的左傾政策作法。他認為中共革命道路需要知 識分子的協助,來發展支持革命的力量,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作用是必須且重要 的,所以當時他對黨內打擊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有所批評的。隨著毛澤東的理論思 想越趨成熟,在他所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明確說到:「沒有調查,沒有發言 權。」文章認為要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鬥爭的主力或同盟者,就必須經過社會經 濟調查,了解彼此的相互關係後再才能定出正確鬥爭策略。毛澤東在 1933 年起 草的《關於土地改革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中就認為,知識分子只要是從事非剝 削別人的工作,就屬於一種使用腦力的勞動者。到了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更是 主張大力爭取知識分子的政策。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正處於艱難的政治環境中,

除了正面臨日本侵略外,又歷經第五次反「圍剿」行動失敗和長征,都使中共元 氣大傷。在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的口號下,積極號召知識分子的加入,對中共在任 何建設人力培訓上是極有幫助的。毛澤東就此強調過:「應吸收一切較有抗日積 極性的知識分子進我們辦的學校,加以短期訓練,令其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 和社會工作;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268毛澤東並且

268 轉引自唐勃,《中共與知識分子》(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88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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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由以上的內容顯示,從中共建黨開始到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雖然接受馬列 主義中敵視知識分子的思想理論,但他更重視的是知識分子在協助中共發展與建 設中的重要角色。在這段期間,毛澤東比較可以客觀地以中共身處的政治環境需 要為考量,來判定知識分子政策的方向。毛澤東認為還未站穩腳步的中國共產 黨,需要身為知識、思想意識、理論載體的知識分子,在各項建設發揮協助效用,

也需要他們傳播知識來使工農群眾知識化,進而穩固中共的革命基礎與力量。或 許,在這個階段的毛澤東因為未掌握實際權力,所以他也只能像這樣站在中共發 展的實際需要來客觀行動。但不論如何,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觀點在此階段已有 成熟發展。在中共建黨到抗日戰爭期間,以毛的各種行為來看,他的知識分子政 策是較符合理性和實際需求的。

然而,毛澤東逐漸確立權力以後,他的知識分子政策也有了轉變,開始較偏 重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重拾對其的敵視觀。這個轉變從延安時期到中共建政後也 有不同程度的變化。也就是說,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初嘗奪權勝利的滋味,開始取 得最高權力的他又正一步步向一元化領導方向邁進。因此,毛澤東在適應這種過 程中,更多考量是在於如何帶領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與政策 自然不會過度激烈。但隨著中共建政後毛的一元化領導更為確立後,毛澤東的唯 我獨尊心態讓他不允許任何異議出現。這或許可以說是因為他自認為自己的政策 是正確的,但更可以解釋的是他為了鞏固一元化領導權威而越來越走向極度「左」

傾的政治方向。鬥爭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性」成為毛澤東鞏固和維護自己權力 和政策的手段,自我意識高漲和偏差的「左」傾思想相結合之下,政治環境和政 策自然陷入偏激狂熱的狀態,這就造成了被當作「鬥爭工具」的知識分子的災難。

在延安整風中,知識分子的角色由協助中共整風轉變成被鬥爭的對象。毛澤 東為了完全確立最高領導的正當和權威性,尋求知識分子發表社會輿論的幫助來 批判那些國際派的其他領導者。但知識分子本著社會良知先鋒的角色,當然不明 白毛澤東的真正用意,而發表了會影響毛澤東確立最高權威的批評文章。毛澤東 發動整風的目地就是要肅清國際派領導人的權威,讓自己掌握黨內確實的最高權 力地位。但知識份子發表這樣不如毛預期的言論及文章,正好與他的目的背道而 馳。因此,為了不讓任何會挑戰到毛追尋鞏固權力的機會出現,他抓住知識分子 的「原罪」,展開了以王實味為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鬥爭行動。不過凡事 都是循序漸進、由小而大,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鬥爭也不例外。延安時期的鬥爭 行動跟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這時期的毛 澤東剛從國際派中奪取政治權威,還未養成利用知識分子鞏固權力的慣性,更何 況還未成功建政的中共依然是需要知識分子的協助。在 1945 年毛澤東發表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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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政府》中就說:「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需要知識分子。」「廣大革命知識 分子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後的鬥爭中,他們將起 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後人民的政府應當……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 識分子。」269

照常理來說,知識分子本來就扮演著協助國家建設的重要角色,是無庸置疑 的。中共建政後,同樣還是需要知識分子的專業協助,只是毛澤東一元化領導隨 著成功建政而更加確立後,知識分子政策中「團結、教育、改造」的比重,就更 是由毛澤東的思想意識來決定比重高低順序了。知識分子在中共建政後初期,在 知識分子願意配合中共的思想教育政策下;在中共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還 是較溫和的情況下,彼此度過一段穩定且平和的時間。但自 1953 年過渡時期總 路線公布後,毛澤東為了有效激發和強化群眾對此路線的執行力,就鎖定在革命 陣營中最容易搖擺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對象,來展開一場為解決無產與資 產階級之間矛盾的階級鬥爭。而毛澤東專斷的政治性格,早已不允許任何人對他 有所異議,何況是掌握筆桿子的知識分子。就如陳毅所說:「除非你完全照他的 意思辦就行,不照他的意思辦,那就是黑幫。」270這段話顯示了毛澤東不容許其 他人挑戰他的最高權威,以及如何看待任何人包括知識分子,都由他來作決定。

因此,毛澤東輕鬆運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工具,來鞏固他的各項政策與 權力。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利用手段,到了 1957 年反右運動嚴重化了起來。反右 運動對知識分子打擊之猛烈,使知識分子全面噤聲不敢再有任何言論,也使毛澤 東幾乎不會再受到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的「進攻」。然而,政治風格越趨

「左傾」的毛澤東已經回不了頭,他提出「不斷革命」口號下展開的大躍進運動,

使中國遭受大饑荒,這無疑是人禍造成的天災。這樣的失敗使毛澤東政治地位受 到撼動,已經極度「左」傾的毛澤東更是不顧一切,發動以鬥爭「資產階級知識 分子」為開端的文化大革命,為的就是要捍衛他的政治權威與最高領導地位。馬 列主義中對知識分子有著「原罪」的觀點,被掌權後的毛澤東利用的淋漓盡致。

一元化領導體制形成後,毛澤東就更想要鞏固這樣的政治型態,而毛澤東又有判 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危險性的權力。就在這樣相互影響下,知識分子是無法逃脫 毛澤東權力鬥爭的工具角色。

269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082-1083。

270 轉引自唐勃,《中共與知識分子》,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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