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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江西蘇維埃時期毛的知識分子政策
在江西蘇維埃時期前後，中共黨內歷經李立三和王明等領導的「左傾」路線。此 段期間，中共正面臨著國民黨的「圍剿在這種環境下若要維持中共勢力的發展，
實行絕對的「左傾」政策可說是文不對題。要使中共在夾縫中求得生存，毛澤東 當時提出的政策主張顯然比較符合實際，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爭取群眾支持 的各項政策方面。毛澤東採取較和緩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政策，可 以在不引發激烈的階級對抗下，爭取廣大群眾對中共領導的向心力，進而協助中 共的革命事業。同樣地，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也是以有助於中共的革命 事業為考量。針對中共中央自八七會議後打擊知識分子的作法，毛澤東以較客觀 的態度來糾正。對毛澤東來說，爭取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擁護與協助，是發展農民 革命運動所必需的。毛澤東曾指出，農民的「小生產特點」，會使他們的政治眼 光受到限制，行動也會比較散漫，如果不給予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就難以有助 於革命戰爭。95而負起教育農民群眾的重責大任，非知識分子莫屬。因此，不同 於王明等領導人強調「明確的階級鬥爭」路線，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
是以知識分子是否融入工農群眾並為其服務來衡量。就如同他在《反對本本主義》
中所提出的，要確定哪些階級是屬於革命道路中的同盟者，就要對各個階級進行 調查工作，從而得出正確的估量。96不能一味堅持知識分子「先天的」階級屬性，
而反對他們加入中共的革命陣營。
上述毛澤東的這些主張，在今天看來，是比那些「左傾」政策較為正確的。
然而，在當時，毛的種種政治路線卻被國際派領導人強烈抨擊。1931 年 11 月的 贛南會議上，毛澤東被批評為「狹隘的經驗論」、「農民的落後意識」和「富農路 線」，其中「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政策，就被斥責「是模糊土地革命中 的階級鬥爭」。國際派領導人忽視中共發展的實際需要，把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歸 為「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97之後，毛澤東在贛南會議上被撤銷中共蘇區中央 局書記職務，接著，在 1932 年 10 月的寧都會議上被撤銷中共紅軍領導人的職務。
他在相繼被取消中共黨和軍隊的領導職務後，只剩下一個實際上被架空了的政府 主席的職務。98或許正是因為毛澤東被國際派領導人鬥爭的緣故，使他可以更清 楚並客觀地視實際需要作出正確的判斷，從而發展出不同於「左傾」路線的中共 革命政策。
95 參自《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頁 77、183。
96 參自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頁 89-90。
97 參自姜華宣等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73-74。
9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研究出版社，1986 年），頁 33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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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毛澤東重視的農民革命順利壯大與發展，首先要提高農民的素質，以及 對無產階級領導的認識。身為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不但在教育群眾方面發揮作 用，對於中共在累積革命實力和宣傳共產主義上，更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毛澤 東認為：「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只能經過知識分子。」「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 中國的廣大傳播與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與青年中。」「理論要知識分子，
理論沒有知識分子不行」。99中共處在艱辛的政治環境下，即使背後有共產國際 的扶持，但中國國情畢竟不同於蘇聯，革命政策當然不能完全照抄蘇聯。中共真 正需要的是中國廣大群眾的支持，而這當中除了工農無產階級之外，更包括倒向 中共革命陣營一邊的知識分子與小資產階級。中共革命的政策路線，應該是要符 合實際環境，並且盡力爭取群眾的。有了無產階級群眾的支持以後，更重要的是 如何教育群眾，使其建立起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因此，爭取知識分子的協助，
成為毛澤東此時重要的政策目標。但是，江西蘇維埃時期所實行的「左傾」政策，
使中國的群眾不知為何而戰，也使有知識的人產生懷疑心理。100對此，張國燾在 回憶錄所提的一些意見，似可說明這一情形，他說：
我設想如果蘇維埃政府能改名為『人民政府』，也許可以開闢出更有希望 的途徑。我所假想的人民政府乃應由中共領導，以工農勢力為骨幹，但它 的政綱尺度則不妨放寬些，以便號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 階級，來與我們合作。101
相對於中共中央國際派領導人的「左傾」政策，毛澤東在爭取廣大農民群眾 和知識分子的政策上，就顯得較為符合實際。的確，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下，中共 除了黨員們的努力還不夠，更要依靠的是群眾的擁護。中共要發展勢力，必須依 靠知識分子傳播馬列主義，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鬥爭以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
對於毛澤東堅持的土地革命，知識分子所寫的文章也起了宣傳作用。魯迅所寫的 大量雜文，便揭穿了大地主大買辦集團的媚外獨裁的面貌、資本階級的不抵抗主 義、殘酷的文化「圍剿」。他在 1930 年 3 月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就 發表了批評當時文化界存在種種「左」的傾向的言論。他說：「我們戰線不能統 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
99 皆轉引自唐勃，《中共與知識分子》，頁 174。
100 把持了中共中央實權的左派領導人，採取了「擁護蘇聯」的政策，且將蘇聯的「蘇維埃」制 度，一成不變的移植於中國。在面對日本侵略的環境下，使中國群眾與知識分子產生迷網與反感，
認為中共的政策不是為了中國人民，而是為了迎合他們不熟悉的共產國際。參自曹伯一，《江西 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 年），
頁 633-638。
101 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一九三一－一九三四）》，頁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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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102《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 在九一八事變後，與中共有較為頻繁接觸。他在 1932 年創辦生活書店，出版大 量科學與文藝書籍，被中共視為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重要的「進步」文化陣地。103 當時的知識分子不論在抗日上，或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所作的工作，都為中共在 革命事業上提供莫大幫助。因此，毛澤東是懂得重視並拉攏知識分子的。並且，
基於他的調查精神，給了爭取一切非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目標有了依據。也就是 在 1933 年，毛澤東在《關於土地改革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中，清楚表示無條 件的排斥知識分子是不對的。知識分子如果從事非剝削別人的工作，是屬於使用 腦力的勞動者。而有了這些知識分子的協助，是有利於蘇維埃革命的政策的。104
102 轉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
頁 118。
103 參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頁 119。
104 參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北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2011 年），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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