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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RU486 生命政治的承繼與轉變

第六章 台灣 RU486 的生命政治

第三節 台灣 RU486 生命政治的承繼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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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治理中,產科專業知識的唯一有效代言人。

1985 年《優生保健法》通過和 2000 年底的 RU486 合法化過程,都是產科 知識的壟斷與生育醫療化的再現。這種醫療化也意味著執政當局對人口健康的擴 大干預,如前些章節中所述,集權政治看似已退場,但生命政治卻透過「按其所 願」的行動者展現出其效果。產科醫生則一方面實現了治理,一方面又透過其專 家身分擁有部分自主性,而成為台灣生命政治中與其他行動者不同的關鍵角色。

第三節 台灣

RU486

生命政治的承繼與轉變

一、台灣 RU486 生命政治的承繼與偶發

從家庭計畫時期到《優生保健法》審議通過,以至於到 RU486 合法化時期,

台灣執政當局對於人口進行治理的生命政治架構,在不同時期間既有相互承繼的 價值與政策,也有變革與偶發情形。這些不同的治理模式在各個行動者的影響下 歷經了許多不同的變化,不僅凸顯了台灣的生命政治特色,也再現了台灣近代許 多的政治社會變遷。

本文欲討論 RU486 治理體系之形成,因此關注家庭計畫以來台灣的生育控 制觀在政策上的發展、以及西醫產科醫療專業權的獨佔性以及近年來女性自主權 的興起對 RU486 治理體系造成的影響。這三者在本文中雖是分別於不同章節中 論述,但彼此之間卻非獨立變因,而是不斷的相互纏繞與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 匯集在優生節育觀的價值而相互支持。如今被普遍接受的優生節育觀,其源頭在 家庭計畫時期推廣的節育經濟觀;家庭計畫末期的《優生保健法》審議,則是執 政者欲加強、嚴密這種優生治理的具體作為。這種觀點深深影響了後來 RU486 合法化時期的關鍵行動者;不論是婦女團體、醫生團體抑或是主政者,雖然對議 題詮釋的切入點有所落差,有時也會在政策方向上意見相左,但不變的就是對「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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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健康」的持續關注。

這些不同行動者對人口品質的關切的不同切入點例如婦女健康、胎兒品質、

或人口統計結果等,但其內在的意識形態,都是家庭計畫以來的生命政治所形成 的穩定規範化結果。例如從前面第四章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執政當局如何 以整體生育率數據做為觀看治理的依據,並在目標上尋求數據的達成;在達成數 據目標的前提下,其他可能阻礙這個目標的價值都顯得次要。《優生保健法》在 這種以數據為觀看角度的強推下仍順利通過,其他相對立的價值如:認為墮胎會 造成性氾濫的父權價值,只能以墮胎的配偶同意權等規範方式再現,但在大方向 上並不能對此法案有任何干涉。

而從第五章的 RU486 合法化過程討論中,我們可以看見治理現象相較起前 幾一個時期已有不同的轉變:執政當局的強勢角色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醫生、

女權團體等專家角色成為主要論述者。在這個時期,雖然生命政治的權力中心無 法被具體的看見,但生命政治透過規訓作為其底層治理的手段,而不斷的在臨床 現象上發揮的作用卻仍清晰可見。而從這些臨床現象也可知,被治理者在這個集 權退場的時期,事實上已培養出良好的治理性,即使仍有些不合法的例外使用狀 況發生,但基本上都有相應的補救管道可諮詢,這些「非法」情況最終仍會回到

「合法」的使用體系中。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統計數據原先是作為執政者觀看 現象與成效的治理工具,但在這個時期我們卻可以清楚看到,統計數據同樣也成 為臨床專家--「醫生」的權力工具。透過數據、知識與臨床上的專業自主權,

醫生可在臨床運作上擁有彈性的空間,不論是墮胎技術的提供或諮詢上、或是使 用失敗而必須做 D&C 的時機判定、或是對於使用者合法身分的判定等;他們不 僅可在法律上避責,更把選擇的風險後果留給使用者來承擔。這種醫生作為治理 的中介角色,而成為生命政治底層的規訓權力施為者的情況,是近代台灣歷經民 主化過程後,政治權力分散在不同政治團體與社會團體的結果。但醫生雖在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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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很大的專業自主權,他們的實作事實上也仍深受優生節育觀的影響;這種優 生節育價值也內化在他們的實作知識內,使他們在替門診患者進行各種優生篩檢、

人工流產療程時,也以這種優生價值做為主要判斷標準。因此在這個時期看似生 命政治的影響不再具體,但底層的規訓效果仍以較隱晦的形式回饋到整體人口層 次,而回應到台灣近代生命政治的大架構。因此 RU486 合法化過程中,即使在 治理現象上已大不相同,但事實上仍承繼了家庭計畫以來的生命政治特色。

除了承繼的部分之外,RU486 的合法化過程中也有無法預料的偶發情況。

一個明顯的例子即當時藥師公會對於 RU486 調劑權的爭取。當時藥師公會在治 理體制大致協商定案後,突然出來主張 RU486 被列管制藥物後,根據《管制藥 品管利條例》的規定,領有核可執政之合法藥局可調劑管制藥品。當時藥師公會 主張藥師調劑權遭到強烈侵犯,最終只好在衛生署的主導協商下,承諾藥師公會 在 RU486 上可擁有一個充滿限制的調劑權。

這種偶發現象是行動者對生命政治體制、也是對底層的規訓體制的挑戰,表 徵到現象上更是一種專家之爭。也唯有在這種時候,執政當局的權力角色較為突 出,而引導協商成為有利於整體治理的結果。而從最終協商結果有利於醫生團體 也看出,在產科的專業之爭上醫師團體仍是最後的大贏家;順應著醫界對執政者 的立場價值一直以來不斷配合的關係,執政當局也是將結果導向最有利於整體治 理穩定的結果。因此在生命政治的運作架構下,對治理體制的挑戰,最終結果也 是被執政當局收納進生命政治的體制內,而形成穩定運作的一部分。

二、利益團體賦予 RU486 的技術物意義

在台灣 RU486 的治理體系的形塑過程中,歷經了家庭計畫、《優生保健法》

等時期所累積的政策治理外,在各個時期中逐漸出現的行動者也對整個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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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有所不同的涉入與影響。在這種脈絡下,RU486 其與女體、與人口治理 的連結,使它成為一種充滿權力想像的技術物,其意義因此也會因過程中不同利 益團體的介入而有不同的轉變。

RU486 在法國被研發之初,以及在歐美國家被推廣之時,都被婦女團體以 促進女性身體自主權的,來作為合法化引進與推廣的論述;RU486 在台灣的合 法化過程中,雖也有類似的行動者與作為,發展的策略卻有些微不同。台灣的女 權團體雖然也以提升女性身體自主權作為推展 RU486 合法化的重要理念,但由 於台灣家父長結構長久以來對女體的箝制以及對性失序的恐懼,歐美婦運所帶起 女性身體的自主想像在台灣社會並沒有普遍被接受,因此婦女團體只能把與人口 治理相符合的「婦女健康」作為 RU486 合法化過程中的主要訴求焦點。RU486 因此在台灣作為一種人工流產技術物,其在於人口治理的重要性與意義卻遠大於 女性群體的自主意義,而與歐美社會有所迴異。這除了意味著從西方引入的女權 意識形態並沒有徹底在台灣社會扎根外,也代表著在身為後進國的台灣,整體治 理的穩定性與正當性仍被執政當局與社會大眾視為比其他價值的實現還要重 要。

RU486 合法化在台灣的另一重要推力則為醫生團體。RU486 除了可增加婦 產科診所營收項目外,在臨床實行上的便利性與低風險也是醫生們廣為接受與推 廣此藥品的原因。在這些考量下,透過掌握使用 RU486「必備」的前置檢查以 及後續追蹤,RU486 在臨床使用上深受醫生的專業自主權所左右。這意味著生 命政治治理中所追求的「人民健康」、「人口品質」,在 RU486 臨床實作上轉 譯成降低 RU486 使用風險的訴求,恰好成為醫生的臨床自主權膨脹的入口。

RU486 治理體系因此在醫生團體做為行動者介入的影響下,除了同樣作為人口 治理的技術物外,又同時作為醫生擴展其專家權力的技術物;RU486 周密又繁 複的使用體系因此確立了專家霸權的崛起,因而具有知識層面的集權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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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本章第一節、第二節的討論,RU486 在女性權益上的身體自主權意 義在早年家庭計畫、《優生保健法》審議時都由於婦女團體在政治上的噤聲與壓 抑而無法被論述;直到近年來台灣民主化、執政當局的集權退場後才逐漸成為一 種可凸顯的訴求。而對醫生團體而言,他們在 RU486 使用體系中專業自主權的 穩固,卻是經過不斷地和政治體系的的合作,逐步提升其在醫界中的專業霸權地 位,才能在 RU486 使用體系的建構中佔有極大的論述正當性,而成為影響整個 體制成形的關鍵角色。

這兩種利益團體有相反的崛起歷程,但他們與 RU486 的關聯,卻仍可在整 體人口治理的意義上匯集,而與生命政治的大架構合流。因此即使執政者的集權 角色退場而替換成專家治理的局面,但是集權時期的規訓作用仍裂解在不同行動 者(即利益團體)當中,持續不斷地周延整體人口安全的目的。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兩種利益團體有相反的崛起歷程,但他們與 RU486 的關聯,卻仍可在整 體人口治理的意義上匯集,而與生命政治的大架構合流。因此即使執政者的集權 角色退場而替換成專家治理的局面,但是集權時期的規訓作用仍裂解在不同行動 者(即利益團體)當中,持續不斷地周延整體人口安全的目的。這也就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