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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計畫延續的節育觀

第四章 優生保健法時期的生命政治

第一節 家庭計畫延續的節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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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團體在過程中與執政當局的互動;第三節則討論家庭計畫到《優生保健法》時 期,執政者如何以符合整體利益的論述去詮釋「婦女健康」,並灌輸人民「優生」

的重要性而使他們「按其所願」的被治理。

第一節 家庭計畫延續的節育觀

一、從家庭計畫到《優生保健法》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結束了在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而自日治時期以 來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死亡率大幅下降,造成了人口自然增加漸增;此外,國 民政府遷台後,大量中國人口隨著軍隊移入台灣,也造成了人口社會增加突然激 增。這樣的人口發展情形,使得當時農復會的學者開始提出人口過剩「恐侵蝕經 濟成長」的論述,進而推動影響後來台灣數十載的家庭計畫以及「節育」觀念。

從 1950 年代起,農復會就先透過表面為民間團體,實則由農復會給予資金 的中國家庭計畫協會,來推動家庭計畫的理念與各種節育技術;農復會同時也逐 漸說服官方接受家庭計畫作為國家政策,因此自 1966 年起,家庭計畫也開始被 列入國家經建計畫的一部分。101在官方的具體實施上,行政院也在 1968 年通過 了「台灣地區家庭計劃實施辦法」,並規定各級衛生機構為家庭計劃主管機構,

全面推動家庭計畫在各地的實施。102家庭計畫即是透過這樣的過程,成功地打入 政策體系,而後成為由執政當局集中推展的「節育」計畫(見下頁圖五)。

101 盧欣謐、梁妃儀、蔡篤堅,《台灣家庭計劃的奠基啟航──以周聯彬教授口述訪談為主軸的探 索》,頁 95。

102 張明正,台灣大百科全書,條目「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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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家庭計畫時期治理型態

家庭計畫在推行策略上也有一些分期上的差異。1964 至 1976 年間為家庭計 畫的「全面推行期」,此時以推廣各種避孕技術為主,並且成效十分良好,在當 時甚至達成了目標數的 90.05%;而在 1976 年至 1990 年間,則是家庭計畫的「優 生保健期」,其間也涵蓋了《優生保健法》之審議與通過。103原本延續著家庭計 畫的推展,《優生保健法草案》在 1969 年就被提出要求法制化,但是因為《草案》

中「人工流產合法化」的部分引起諸多爭議,而當時竟被暫停立法程序;直到 1980 年代,因為預期推廣的避孕數未達目標,加上人口自然增加率的降低趨緩,

主管單位屢次「下修目標」仍未達成後,才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毅然決定重新推動

《優生保健法》的立法。104

《優生保健法》在審議的期間,在朝野與民間都引起熱議。贊成者多是醫界 人士,他們基本上認同家庭計畫開始推展的優生觀,認為《優生保健法》的通過 有助胎兒優生與婦女健康,他們因此稱優生保健是一種預防醫學,墮胎的定位應 該「不是優生保健的目的,乃是通往優生保健的一種途徑」;而反對的聲浪則是 延續了當年反對家庭計畫的論述,以一種家父長制的傳統華人觀點,指出墮胎合

103 同 13,頁 126-127。

104 同 90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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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有可能造成性氾濫以及違反憲法對人民生命權之保障,並且「影響團結」、

有礙「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05在這樣輿論熱烈、正反意見紛陳的情況下,為了 達成家庭計畫以來的節育價值,以及人口自然增加率持續下降的政策目標,執政 黨仍以政治力量強力推動優生保健法案;在審議的後期,持反對意見的立委都逐 漸被說服而認同《優生保健法》做為國家制度之必要,法案也因此最終得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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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生保健法》立法的期間,利益團體也嘗試就人工流產合法化的議題去 介入法案審議。宗教團體方面,當時以天主教為主的宗教團體發言人就曾列席表 達不可將墮胎合法化的意見。107女權團體方面,當時剛成立的婦女新知雜誌社也 使用成員私人網絡聯合其他團體,致書立院並動員婦女到立院旁聽,要求保留原 包含墮胎合法化的草案;她們的舉動引起當時輿論的注目,為了迎合當時普遍的 父權意識形態,她們論述策略上卻也將女性形塑成需受保護的弱者,以激起民意 代表與執政當局的「保護」意識,而讓墮胎合法化過關。108而從《優生保健法》

最後通過版本中,將已婚婦女的墮胎條件上加上了「配偶同意權」的限制,也凸 顯了當時的治理,雖然使女性獲得更多身體決策上的自主,但也仍然部份地維繫 了對女性身體自主權進行箝制的父權價值。從宗教團體阻止墮胎合法化的失敗,

也可見得他們所訴求的道德價值,事實上在當時也不敵執政當局強力主導之下的 政策力量。

這種集中化推行的「非生育」規訓,彰顯了當時的執政當局對人民身體的介 入是具有充分正當性的;從家庭計畫到《優生保健法》延續的這種人口治理,也 彰顯了台灣近代在人口治理上的生命政治,是一種治理體系逐漸越加的擴大與周 密的發展過程。

105 《優生保健法案》,1982 年,第三次聯席會。

106 同 5,頁 174。

107 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理事長毛振翔之發言。同 102,1982 年,第三次聯席會。

108 顧燕翎,〈婦女運動與國家政策的互動關係:墮胎合法化和平等工作權策分析〉,頁 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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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節育」到「優生」109

從家庭計畫時期開展的人口節育政策,是台灣近代「使人活(make live)」

治理的重要面向。當時由農復會在背後支持的民間團體──中國家庭計畫協會

(簡稱「家庭計畫協會」)。透過家庭計畫協會配合官方衛生單位在民間的努力推 廣,再輔以「專家」論述在媒體、政界中進行遊說,這種生育控制的治理觀逐漸 在台灣社會中擴散,而形成台灣近代的生命政治圖像的其中一個面向。

家庭計畫協會作為一個推廣這套新治理形式的民間組織,在其創立之初,就 明示他們的組織目標為「培育優秀民族,建立富強國家,減少無謂死亡,避免墮 胎,推行科學生育指導,計畫健康美滿家庭」110。從這樣的目標我們可以看見,

當時的台灣推展的生育控制,具有這樣生命政治特徵:

(一)人口生命開始被認為是重要治理對象:對「優秀民族」、「減少死亡」

的追求,也就代表著介入人民生命的過程開始被認為具有正當性。「節」育被認 為是為了讓活著的人可以活得更好。

(二)對於這些「使人活」的目標之追求,可追溯出其具有一重要的整體經 濟目的:「建立富強國家」。也就是說,這種對人民生命良劣之追求,事實上仍必 須溯及整體經濟目標之達成與延續、而非僅著眼於人民生命本身。

(三)在手段、論述上,開始與科學知識產生結合;專家開始作為推廣這些 論述的重要發言人。這套新治理觀所形成的新論述與政策語言,開始以一種「現 代化的」、「進步的」的姿態進入政策體系,並且基層實踐中擴散。

這種治理觀的擴散因此分作了兩種層次來進行:在第一個層次上,這群農復 會的成員與專家,如蔣夢麟、陳正祥等人,在推廣這一套治理觀進入政策體系時,

109 同 13,頁 137。此書中將此時期「從節育到優生保健」視為家庭計畫的政策轉折,筆者欲強 調其中治理意義的轉變,因此用特引號註明。

110 同 13,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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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是「人口」、「經濟」、「發展」、「國家安危」這些整體性的概念來進行說服 當權者;但是另一個層次,即第一線民間推廣的實作上,他們將這種整體性的概 念語言轉譯成「節育」的行為,也就是宣導「節育」、「計畫生育」對「家庭經濟」

與「婦女健康」的好處。

這兩種方式的落差,正是表現了生命政治的兩種路徑(見下圖六)。111這兩 條路徑都是生命政治的重要環節,但整體利益網絡的運作則必須透過不同的語言 去進行連結;在實作施為上則必須透過生育率與避孕器使用率等數據資料的控制 與考核進行連結。

圖六 生命政治與規訓權力

「節育」與「優生」除了是位於兩種不同層次的運作外,其主要差別在於「節 育」強調的是減少生育的行為與過程,「優生」則是其目標與結果;且節育只是 達成優生的其中一種實行手段。會選擇「節育」作為實行優生的主要具體手段,

也在於家庭計畫初期的農復會所引入的人口學知識、以及當時台灣社會情境影響 下的結果。

「優生」自 1970 年代才開始在政策上被強調,並且被作為一種重要價值觀 被傳播給民眾。這種言語上的扭轉在於當時第一線節育工作已大致落實,而人民

111 同 63,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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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節育的接受度已被規訓到一個穩定的程度,但這並不代表治理已到達了終點;

治理的最終目的,在於使被治理者能「按其所願」的接受治理,因此必須在觀念 的擴散上加入知識的層面,並且使人民對節育的概念上升到更高的層次,而認知 到個體生命與國家命運之關聯,也就是使人民產生「治理性(governmentality)」

112才是治理策略的運作目標。相對起以往傳統華人社會對生命託付給「老天」的 消極、順應態度,這種「優生」的推廣,意義在於讓人民了解到生命可因科學技 術的進步而有積極改變之可能,並且人民對生命的想像中也參入了整體性的觀念,

而被整合進成為體系的同時也成為行動者。

而到了家庭計畫後期《優生保健法》的審議開始被推動。根據 1984 年通過 之《優生保健法》之內容規定,「優生」在實作層面上主要以避孕、結紮、人工 流產之手段來防治以下四類有礙人口品質之因素的發生113:(一)遺傳性疾病;

(二)傳染性疾病;(三)醫學認定胎兒為畸形發育者;(四)主觀認定有礙養育 及生產者;前三者為「優生」的層面,也就是一般所認為的狹義優生,第四項則

(二)傳染性疾病;(三)醫學認定胎兒為畸形發育者;(四)主觀認定有礙養育 及生產者;前三者為「優生」的層面,也就是一般所認為的狹義優生,第四項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