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生命政治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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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受與使用也可證明這兩種現象。但由於墮胎技術與行為的價值污名，使得一 直以來墮胎現象的全貌皆無法被完整描繪，此為勾勒台灣墮胎現象與脈絡時之限 制。
第三節 生命政治的理論基礎
一、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
「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傅柯(Michel Foucault)在 1976 年於法國法蘭西學 院講課時，首次提到的概念。39在當時的講課中，傅柯指出統治權原是使人死(put to death)和允許人活(let live)，但卻變更成使人活(make live)和允許人死(let die)。
這種變更尤其展現在從十七、八世紀開始規訓「個人肉體」的權力技術以及十八 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調節「整體生命過程」的技術。後者所運用的對象包含了 出生、死亡等，因此特別會透過預測、評估、測量等統計(statistics)技術來安排、
影響、控制人口數量與品質，以排除整體人口的危險達成整體安全與國家的存續 的目標，這種新的權力形式即是「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中關於出生、死亡等等的整體過程，其用以表現這些整體過程的統 計數據（出生率、死亡率等）都是與經濟和政治問題所連結的，這些構成了知識 的首要對象和生命政治控制的首要目標。生命政治是跟人口有關的，因此生命政 治的機制首要的就是預測、評估、測量，並在具總體意義的層面上進行干預（例：
刺激生育率、延長平均壽命等），以確保一種總體的平衡（生理常數的穩定），並 且控制住人口現象的偶然事件，以優化生活品質，目的是排除整體人口的危險（不 管是內在或外在的危險）。透過這種調節技術，不僅是安排生命、而是製造生命、
製造更多可能影響生命的技術物。因此透過這種對生命進行調節的權力技術的施
39 Foucault, Michel. 17 March 1976. in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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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國家便合理地透過對整體人口的干預來達成其治理(governance)，並藉以達 成整體的安全與國家的存續。
生命政治雖然是位於整體層次的調節上，但在運作上卻要透過個體層次的規 訓來達成整體效果。傅柯在其講課中提出兩種機制，一個是懲戒(disciplinary)的，
一個是調節(regulatory)的，兩者位於不同層面，也因此他們不會互相排斥並可以 連接起來；在大部分狀況下，權力的懲戒機制和權力的調節機制，針對肉體的懲 戒機制和針對人口的調節機制是相互鉸接在一起的。40這種從上到下、周密包圍 的雙重遊戲，就是傅柯所要描述的當代生命權力(bio-power)，即一種權力佔有了 生命、承擔了生命責任的狀態，生命權力因此覆蓋了從有機體到生物學、從肉體 到人口的全部社會。41
透過「規範(normation)」將權力的懲戒機制和權力的調節機制鉸接在一起，
透過規訓技術來對個體進行調整，調整後的整體效果將呈現為一個規範化 (normalization)的社會，並回饋到生命政治的運作。規訓的規範化，即是確立根 據某一目標而形成的最優模式，在操作上就是要讓人和其舉止符合這個模式；正 常的人就是可以與這個規範相符合的人，反之則是不正常的人。42這種透過個體 來進行的規訓，不僅有效分解了多樣性，也達成了新的類別化。
生命政治因此指出了一種新權力技術的出現，傅柯指出了這裡具有一個歷史 的斷裂，一個政治實作的不連續性；從這個觀點看來，生命政治貢獻了運作權力 的一種特殊現代（modern）形式。43因此當我們要對生命政治進行分析，首先則 要對當代的權力運作機制進行分析。傅柯指出，對權力機制的分析的作用就是要 揭示知識的效果(effect de savoir)；權力機制是通過在我們社會中的鬥爭、對抗和
40 同 39，Pp..250-251。
41 同 39，Pp.253。
42 Foucault, 1 January 1977. in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43 Pp.33 in Thomas Lemke, Monica J. Casper, Lisa Jean Moore (2011),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Biopolitics: Medicine, Technoscience, and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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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以及作為鬥爭要素的權力策略生產出來。44透過權力策略，知識與權力的 結合體才能產生作用。因此透過分析主流知識論述與治理策略，我們就可以觀察 統治者權力技藝的施展與治理。而相較於從前對於危險的隔離與排除，現在社會 的生命政治治理更是試圖阻止危險的發生；而無論是排除或預防，這些都要透過 權力策略來實踐。
因此傅柯所談的生命政治，不只是藉由新的領域或問題，去補充傳統的政治 組成和結構；它不是政治的擴充，而是在重整了政治統治的概念，並使這些概念 屈從於新形式的政治知識的過程中，它改變了政治的核心。45生命政治因此重新 表達了統治權力，而形成了關於管制和個人自我治理的新治理術；除去了威權命 令的直接表達形式，生命政治透過規訓與監視的技術，而使得原先處於政治邊緣 的生命(life)，進入了政治的最核心。
二、何謂治理(Government)／治理性(Governmentality)
生命政治的分析除了要揭露知識的權力效果，透過權力策略的施展，生命政 治的權力機制才逐漸成形而介入民眾的生命，而權力策略的施展事實上就是治理 (government)的展現。
治理(government)是從十六世紀開始出現的問題，傅柯認為，治理就是事物 的正確部署(disposition)。46與治理有關係的不是領土，而是一種人與事物的複雜 組合：一群處於關係中的人，他們有著財富、資源，並位於有個氣候、肥沃度等 特質的領土之上；甚至這些人有著與其他事務（意外、不幸或死亡）的連結。所 謂治理術(the art of government)，就是如何推展經濟；若把國家的管理想像成家
44 同 42。
45 同 43，頁 33。
46 Foucault, Pp. 87-104 in Govern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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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那麼治理術就是管理家庭中個人、物、財富的規矩，並且如何讓這個家庭更 興旺。47 傅柯也指出：「統治的技藝不在於去那超驗法則、宇宙模型或哲學道 德理念中找尋它的基礎，而代之以在那構成國家的特定現實中來尋獲其合理性原 則」48；因此國家的職能便在於對這些構成治理型態的所有內在事物的佈署 (disposition)，也就是制度化包括醫療體系在內的各類社會場域。49
建立治理術的關鍵就是如何在政治實作中推展經濟；因此生命政治的治理標 的，就是透過權力來制度化各種體系，並用來配置人民的生命過程，並使被治理 者產生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以推展國家的經濟而達成繁榮。
傅柯在一個美國的研討會時，曾首先談及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並定義 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為他人的支配技術和自身支配技術之間的連結。50其後傅 柯又指出，治理性暗示的是自身與自身的道德連結，並且治理性關心的是「給予 自由個體行為方向」的策略。51這即是指出，雖人民是被治理的客體，但治理的 目的卻也非僅僅是訓練順從的肉體，而是培養具主動實踐治理之意識、並自主去 實踐治理的個體，也就是具有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人民。
台灣發展史中自有許多不同的生命政治圖像，但近代生育治理的濫觴則是來 自於五、六○年代家庭計畫的施展。當時的美援機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透 過節育知識的傳播，以及民間團體代替推廣的策略，使人口控制的論述深入人心，
而形成規訓的規範化，台灣人口控制的知識與政策方向也就此建立，也形塑了近 代台灣社會中在生育控制上具有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人民。當時這種以「優 生」、「節育」為主軸的制度方向選擇，影響了後來《優生保健法》的通過，以及 RU486 的引進與進來的《優保法修正草案》等。
47 同 42。
48 同 46，頁 97。
49 葉永文，《台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頁 155。
50 P. 19 in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Pp.174 in Mitchell Dean, Governmentality…….
51 P. 19-20 in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3: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 R. Hu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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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生育制度發展的過程中，也有許多行動者對於這種制度模式予以增強 或反抗，例如醫生團體、女權團體與宗教團體的干預遊說，這些介入最後也以不 同的形式整合進台灣的生育治理體系中。這些行動者因此既受制度結構限制，但 卻又部份地改變結構，而使得治理制度既前後承繼、又有所變化，但卻仍緊扣優 生論述的大原則。在經歷了這一連串生育治理的配置過程後，治理體系和人民的 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也逐漸成形和穩定；生命權力的運作就如此地覆蓋了近 代台灣社會的生命過程，而推動了台灣近六十年的生命政治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