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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化的生命政治

第四章 優生保健法時期的生命政治

第三節 集權化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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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只能以迎合政策意識形態的方式進行介入,而無法很大程度的發揮能動性。

第三節 集權化的生命政治

一、集權的治理

從《優生保健法》的審議過程以及利益團體的互動過程中,可看見一種明顯 的發展路徑:延續了家庭計畫以來的生育控制觀點,將「不良遺傳因子」從事前 預防進一步推展到事後排除。這種「過濾」人口品質的治理價值,從家庭計畫時 期開展以來,與之對立的從來就不是民間團體的力量,而是傳統華人社會的生育 與道德價值。為求這種節育價值擴散順利,家庭計畫便將對象瞄準社會結構中相 對弱勢的婦女身上,而避免與傳統雄性氣質之形塑產生衝突;因此當時的宣導策 略便主要放在樂普的推廣、婦幼健康的宣導,而較不把重心放在避孕套、男性結 紮等需要男性主動參與的部分。

《優生保健法》立法時期執政者則進一步擴展了治理範圍。此時的治理對象 雖然仍以女性為主,但也將男性納入範圍,例如倡導基於優生保健理由的結紮等;

但對女性的治理卻因為墮胎議題的爭議性,而顯得更加基進而徹底。墮胎合法化 除更加完整的支持當權者對人口品質與經濟之追求外,也更完整的支持了自家庭 計畫以來所宣導的家庭與婦幼健康。這種論述將整體層次的政策需求轉譯成個體 層次的需求,使得婦女與其家庭也能接受國家政策對其生命的介入。

在執政黨強力推動的脈絡下,大部分立委都在審議的後期被說服,而認同《優 生保健法》有利於國家發展與婦幼健康,有做為國家政策之必要。然而這種以統 治者出發,而非以女性作為主體的政策,其所謂的「婦女健康」卻是一種被統治 者所詮釋過的,包裹著整體經濟考量的生命治理。即使婦女可依循此體系而有比 以前大的空間可選擇墮胎,但「配偶/法定監護人同意權」的限制,卻仍是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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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性道德想像來限制婦女的身體;因此延續自家庭計畫以來的這種生命治理方 式,仍是以達成整體人口目標先於人民利益為原則。在這種整體利益的大前提下,

執政者因此即使在《優生保健法》爭議雜陳的情況下,仍可堅定其欲推展的政策 方向,而使各民間團體為達其目的必須來迎合統治者的治理方向。

這種從家庭計畫一路延續至《優生保健法》時期、具有集權特色的生育治理,

是以農復會帶進的西方近代生育治理觀,在台灣此種東亞集權政治體制的脈絡下 所發展出的治理模式。這種以追求生育率下降為目標,以迎合西方視角中的「現 代化國家」形象的集權式生命治理,也凸顯出台灣生命政治的後進國特色。

二、「按其所願」的治理

這種執政者主導下的集權式生命治理,雖人民是治理的客體,但並不代表人 民是全然被動的,甚至治理的目的也不僅只是順從的肉體,而是培養具主動實踐 治理策略的人民,也就是具有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人民。

在家庭計畫的後期,即 1976 年起的「優生保健」時期,是一個「政策理念 很明確或很強,只是推行方法已因成果評價而產生了轉折」的時期;當時除了延 續家庭計畫前期降低生育數的目標外,持續推廣避孕器、宣導結紮,更加強婦幼 健康與優生保健的宣導,是為一個為《優生保健法》奠基的時期。141而《優生保 健法》最關鍵的部分的就是人工流產合法化,為了避免使人工流產的情況失去控 制,統治者就必須建構一種適合《優生保健法》的治理脈絡,也就是達成改變民 眾既有生命觀與身體觀後的規範化效果。

相對起傳統華人社會將生命託付給「天」的消極態度,這個時期的治理策略 是意圖使民眾認知到「科學」與「知識」的力量能夠介入改變生命,並扭轉以往

141 同 13,頁 137-166。李棟明等人引用 Camplell(1992)的模型來描述此時期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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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於「打胎」的輕忽態度。因此透過加強宣導婦幼健康與優生保健觀念,統 治者從家庭計畫後期到《優生保健法》時期不斷地培養民眾,使接納個體應對生 命與健康進行控制、並有參與整體治理體系之責任的價值;也就是使民眾能接統 治者的價值轉譯成自己的價值,而「按其所願」地接受統治者對其生命的介入。

這個時期統治者對培養民眾治理性之重視,也可從政府經費運用之變化來察 知。「優生保健」時期的推行經費142具有有兩個特色:一是總預算金額逐年增加,

從 1977 年至 1990 年由 1 億 2000 萬增加到 4 億 6000 萬元,十四年間總預算增加 了近三倍。二是政府預算逐年增加,與早期大部分經費來自於美援與美國相關人 口研究機構捐贈的情況不同,此時的美方贊助經費已經只剩很小一部份,僅在 1982 年有一筆來自密西根大學的捐款 1800 萬;民間團體主要由中華民國婦幼衛 生協會提供的預算雖數目從 1977 年至 1990 年間由 1700 萬增加到 4500 萬,但是 佔總預算的比例卻從 1977 年的 14%下降到 1990 年的 9%。這段期間的各項活動 與措施以政府經費為主,比例維持在 90%左右。

這些用在推廣上述避孕與婦幼健康措施的預算逐年增加,可見原先由農復會 起頭的推廣,逐漸發展成由執政者主導。這也就是說,原先只是推廣的內容是以 美援機構捐贈的避孕器材為主,但這個時期卻逐漸轉向推廣概念性的指導原則與 價值。這代表了統治者的這種集中治理方式不僅只是要介入人民的生命,而是要 規訓人民成為治理意志的載體,而使其能自主實踐。

因此在《優生保健法》的推展與審議過程中,除了呈現了家庭計畫時期以來 的生育治理觀,也呈現了在台灣生育治理的推展策略中的一種從「節育」到「優 生」的轉折。這種轉折彰顯的是被治理者之治理性的建立。從本來被強加的價值 觀,轉化成人民有以「科學方法」維護己身健康與生活品質之自覺,而逐漸形成

「按其所願」的治理。雖然在這個時期已有相關利益團體出現,也試圖在審議過

142 同 13,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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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達成己身的訴求、維護其群體的利益,但他們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情境下,也 只能在策略上迎合執政當局的治理觀以及其中由執政當局所詮釋的人民利益。

承襲自家庭計畫,但卻比家庭計劃的治理納入更激進的人工流產合法化,《優 生保健法》的治理也因此更完整的呈現了現代人口治理觀在台灣的再現。透過審 議過程中的贊成與反對意見,我們也可看見這種治理觀如何在台灣擴散,又如何 與台灣的傳統道德價值衝突,而最後在執政者強推之下得以通過,並且透過制度 不斷的規訓人民的肉體與行為,而培養出被治理者的治理性。在這一連串過程中 所建構、累績的人民治理性,也延續到之後 RU486 的引進與合法化過程,並隨 著台灣在 80、90 年代開始的政治社會變遷,而使 RU486 時期產生了與《優生保 健法》時期有所差異的治理策略發展與利益團體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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