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灣 RU486 的生命政治
第二節 醫生專業自主權興起與專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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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體制的介入仍不脫整個生命政治體系的掌控，即她們仍以一種執政者應介入人 民健康的觀點做為預設，但她們的動員過程卻充分展現了不同於以往的能動性，
並且更能在體制的空隙間爭取女性群體的權益。
這種能動性的增加也與 1980 年代以來一連串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密不可分：
執政當局逐漸退場，利益團體與專家則逐漸掌握了發言權。這種動員與互動模式 看似與家庭計畫至《優生保健法》時期以執政者為核心的體制運作有所差異，但 事實上在 RU486 合法化期間，行動者間的互動卻仍未脫於穩定的治理性之中。
女權團體在其推展女性福祉的訴求和執政當局的治理訴求一致的情況下，被連結 進生育治理的網絡中。這種連結標示著部份女權團體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的發展，
以及執政當局從集權走向分權、部分的開放給專家與民間參政的過程。這種現象 也揭示著在生育治理上，女權團體有其在作為上的承繼關係，不論是家庭計畫時 期或《優生保健法》時期，都有女性行動者的積極動員與參與；這種承繼關係與 台灣生命政治體制中的承繼關係是一同發展的，透過縱向的承繼與橫向的互動，
台灣社會中的治理性越趨穩定。女權團體因此也一面在行動中訴求女性權益，但 另一方面卻也是「按其所願」的被壟罩在生命政治的治理性中。
第二節 醫生專業自主權興起與專家治理
一、台灣近代產科醫學的興起
台灣近代生育治理的發展脈絡中，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影響因素就是台灣 近代婦產科醫生專業自主權之興起。而要探討婦產科如何被西醫獨佔、而形成今 日西醫醫生的專家治理，就要先來探究台灣近代產科醫學如何興起。
台灣近代西醫婦產科的興起有其歷史脈絡可追溯。在日治時期之前，產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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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道女醫與產婆為主，男性婦產科醫生是不可想像的事。238在日治時期，承襲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習的德國醫學，台灣已逐漸有西醫婦產科醫生出現。日本這 種仿效西歐國家，將西醫醫學確立為國家醫學主體，也深切的影響到其治台之後 殖民地醫學的發展。239
根據莊永明的紀載，台灣的婦產科是由川添正道開展，時稱「產婦人科」， 後改為婦產部，他在 1904 年被派任為台灣總督府醫院醫長兼副產部部長並領導 三位台人醫生一起為台灣的婦產科「拓荒」；他也在 1907 年開辦專收台灣女性的 助產士講習生訓練，立了新式助產士培訓之先例。240這些延續日本傳統的留洋男 醫師，雖只能藉由教學醫院進行部分台灣婦女體質研究，但當時這些對台灣婦女 人口與身體的調查、統計與監控，卻也是台灣近年來生命政治的雛型。241
在這些學術成就之外，這些醫師還訓練了一批「新式」女性助產士，也就是 俗稱的「產婆」。根據洪有錫及陳麗新的考察，產婆指明治維新後專用於受過西 式醫學教育獲得接生者執照之統稱；日治時期的產科醫護人員，除了民間傳統的 產婆「先生媽」和西醫婦產科醫生外，還有產婆、助產婦、限地產婆與公設產婆 之分。242直到 1902 年台北醫院首先制定「產婆養成規定」、以及 1907 年發布「台 灣總督府助產婦講習聲規定」，產婆與助產婦在習慣上才被統合成同義。243
這些受過良好訓練、技術精良的助產士與男性婦產科醫生具有一種有策略聯 盟的關係：他們一同高舉著進步、衛生的大旗，宣揚「現代衛生知識」，試圖來 傳統民間先生媽進行排除。244當時醫生與助產士的關係是「師生」，並以「產婆
238 同 16，頁 109。
239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頁 66。
240 莊永明，〈台灣醫療史〉，頁 201-202。
241 同 16，頁 110-116。
242 洪有錫、陳麗新，《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生》，頁 2。
243 同 240，頁 209-210。此部份書中有註明，1902 年台北醫院同時公布「看護婦養成規定」與「產 婆養成規定」，規定「服完義務年限之看護婦，其成績優良者，規定修習一年以養成產婆」。
244 同 242，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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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已經和傳統口傳的、身體經驗的生產知識漸行漸遠；且基於性別偏好與對助產 士接生技術的信賴，想要墮胎的婦女也因此會向為其接生或是熟悉的助產士求助，
以搔刮子宮的方式進行墮胎。253
這種自日治時期以來由助產士包辦民間生育／非生育事務的情況，一直到 1970 年代開始助產士體系衰退、醫生專業自主權普遍興起後，才逐漸改被西醫 婦產科醫生壟斷。以男性為主體的婦產科醫療體系雖然在台灣被婦女接受的歷程 十分緩慢，但是戰後台灣這種「從家庭臥房、婦產科診所中開展的一場關於性與 身體的新行為模式」254也使得台灣婦女的身體場域逐漸被規訓成一套符合「進步」、
「科學」的當代公共衛生觀之模式。這也意味著台灣近代醫療自主權的興起，是 經由一連串醫療西化的過程而來的，因此毋寧說是一種「西醫」醫療獨霸與自主 權的興起。這種醫療體系西化所產生的醫生霸權，雖在日治時期帶動了產婆體系 的「文明化」，但卻在戰後女性對男性婦產科醫生的接受越來越普及時，形成另 一股將助產士排擠至產科醫療體系外的力量。而從前一章的討論中我們也可得知，
從日治時期以來婦女與傳統產婆、以至於新式助產士間所形成的私人生產網絡，
在現在的婦產科醫生與其患者間也有相似的現象。由於傳統父權價值使女性視生 育問題為私密、其特定社群獨有的議題，因此透過私人網絡去尋求使用生育／非 生育技術的情況仍在近代不斷地延續。這種私人連帶在現在產科醫療化與西醫產 科醫生獨霸的情況下，更加助長了醫生在運用這些生育／非生育技術物時，有更 大的臨床自主性。
這種西醫醫生獨霸產科而成為近年來產科唯一專業代言人，因而在臨床上具 有高度自主性的的發展脈絡，將在下個部分以台灣日治時期以來的醫政關係發展，
以及 1970 年代以來助產士體系的衰退來進行討論。
253 同 6，頁 94。
254 同 16，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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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近代產科醫療專業自主權的興起
台灣近代生育治理的發展脈絡中，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影響因素就是台灣 近代婦產科醫生的專業自主權之興起。
所謂專業(profession)，指的是擁有某種特殊知識技能的職業團體。255「專業」
也是職業「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產物；「專業化」實為勞工地位的一 種轉換過程，是某一職業的從事者，試圖控制和壟斷其所擁有的特別知識和技能 之一種「市場過程」，甚至可說是此一職業的從事者企圖將其所擁有的珍貴資源
（知識技能）轉化成「社會地位」和「物質報酬」的過程。256因此同時具備對知 識體系的壟斷能力和社會公眾對此權威的認可是構成「專業」的兩項重要條件。
257透過專業者與非專業者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以及他們相對取得社 會經濟資源機會的功能，非專業者會更依賴於某職業團體；在醫療場域中則是透 過醫療的臨床診斷，醫生與就醫者間的社會距離也會被擴大。258專業自主性 (professional autonomy)因此被界定為：「一種職業可合法的控制其工作組織與關 係」；醫生的專業自主性，簡而言之就是「醫生懂最多」。259台灣這種醫療專業 自主性的興起，首先要看台灣如何確立西醫為國家醫學，第二則要看醫生與執政 當局間的醫政關係之變遷，第三則要看助產士如何成為這種變遷下的犧牲者，而 被排擠出產科醫療體系。
西醫被確立為台灣國家醫學的主體，主要起始於日治時期執政者從日本內地 引進的德國醫制。范燕秋指出，十九世紀中葉日本明治維新之際，其醫學進展有 兩項重大特點：其中之一是在西洋醫學上採取德國醫學體制，另一是在防治急性 傳染病的過程、建立公共衛生制度；而這也嚴重影響了日本治台之後的殖民地醫
255 張苙雲，《醫療與社會：醫療社會學的探索》，頁 162。
256 胡幼慧，《新醫療社會學：批判與另類的視角》，頁 110-111。
257 同 255，頁 163。
258 葉肅科，《健康、疾病與醫療：醫療社會學新論》，頁 184。
259 Barry , Yuill，《健康社會學導讀》，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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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發展。260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確立了「科學殖民」的方針，主要是因為 當時後藤新平認為日本沒有類似西歐國家的宗教，無法以傳教方式進行文行教化；
因此他們設置「公醫」以代替傳教士，扮演國家拓殖的先驅與文明傳播者的角色。
261在這種脈絡下，殖民地台灣的醫療主體呈現一種獨尊西醫的情況，傳統常民醫 療則承載了許多汙名而被視為危險的象徵。262
這種運用文明、理性與科學的知識權威來對殖民地社會進行治理、以改善殖 民地狀況而達成收編的治理策略，附帶的效果就是當時西醫醫生的社會地位大增。
日治時期的台人醫生基本上取代了民間社會中的傳統仕紳而成為新式菁英，同時 也作為政治領導階層的中堅成員，形成了一種「以政領醫」的醫政關係。263以產 科而言，雖然當時婦產科所推行「先進」醫療技術未必廣被民間所接受，但醫生 代表的卻是一種地方社會菁英的角色，甚至可說是一種監控常民日常生活的社會 控制機制，因此當時醫生的自主性並未展現在醫療上，而展現在政治上。
在戰後，台灣進入國民黨全面戒嚴的威權時期。這個時期的台灣醫療體系十 分混亂，除了日治時期留下的西醫外，各式中醫以及軍醫都被放任在民間執業。
在戰後，台灣進入國民黨全面戒嚴的威權時期。這個時期的台灣醫療體系十 分混亂，除了日治時期留下的西醫外，各式中醫以及軍醫都被放任在民間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