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則生涯故事中的創傷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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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困境是由主流社會的壓迫所造成的假設，這讓他感到憤怒，並批判社會 現況，但也促進他在投入原住民族發展工作的鬥志。

但須注意的是，上述的四種敘事建構位址並非是僵化或固著的，事實上，在 同一時期裡，個人在不同的生涯議題上可能同時具有不同的位址類型；而在單一 議題上，當下所處於的位址也經常只是階段性的停留，隨著個人心境或情境的改 變，其位址將可能產生更替與移轉，因此在圖形中以箭頭來表示其所具有的動態 發展特性。

第三節 四則生涯故事中的創傷主題

生涯阻礙是指個體在所處環境中實際面臨或主觀認知到任何會對生涯發展 造成困難的任何事件或情形，它可能來自個人內在性格、外在環境壓迫，甚至是 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所導致，由它所引發個人心理上的威脅或不愉快經驗，將成 為在個人生涯上的創傷。在本節裡，將對四則生涯故事作一跨個案的比較分析，

探討其中創傷主題的共同與個殊部分，並嘗試去瞭解主體所在的時空脈絡情形。

壹、 貧窮

研究中四位敘事者的家庭背景，在他們的主觀上均屬於部落中較弱勢者，而 當中所意涵的是經濟上與地位上的相對不利。根據信實的說法，導致家庭弱勢的 原因之一，可能是祖輩在過去的遷移史上與日本政府的不合作，因此使家族成員 只能繼承到貧瘠的土地，因為難以耕種，故不利累積財富。黃應貴（1992）對東 埔布農人所作的研究曾指出，日人將市場經濟與土地買賣等資本主義觀念進入山 地社會後，原住民族告別過去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改以種植市場所需的經濟作 物來換取與外界交易的貨幣，而在土地擁有權上較有利的社群，亦能透過土地買 賣與操控來快速累積資產，這也使原先並無階級之分的布農族社會，逐漸根據經 濟條件劃分成富農、自耕農、半自耕農三個新社會階層。儘管根據政府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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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群普遍的社經條件雖都低於一般民眾的整體水準（行政院原民會，

2007），但在族群內部的相互比較下，仍有不同弱勢程度的劃分。

除了家族性的貧窮外，另一個導致家庭陷入弱勢地位的原因，是社會資本上 的不利。恩慈、溫柔和禮讓的父親從小就是孤兒，這不僅使他能透過家庭繼承而 來的財富大大限縮，另一方面，也讓他在以父系氏族血親作為確立個人身份地位 的部落生態內被排除，在經濟與社會資本的雙重限制下，使他在個人的生涯發展 上，以及之後所組織的家庭都難以獲得優渥的先天背景條件。

至於貧窮對於四位敘事者所造成生涯上的阻礙與創傷，主要反應在個人性格 上的自卑與對限制繼續升學的機會。Lewis 在所提出的貧窮文化中，指出處於長 期貧窮的個人經常會習得低自尊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並透過社區與家庭傳遞下 去。在恩慈與溫柔的敘說中提到他們因為家中經濟的貧窮，因此對於人際上的接 觸是感到退卻與自卑的，甚至其父親也有較為謙卑的行事風格。

另一個因為貧窮所帶來生涯的阻礙是在完成義務教育後的升學抉擇上，在四 位敘事者的經驗當中，都面臨家中經濟難以支持的窘境，儘管當時政府在四位敘 事者就學的民國五○、六○年代，政府提供了原住民學子在書籍費、平安保險費、

代辦費、文具費、伙食費優待，需住校者還可免住宿費等利多（教育部，1994），

但家庭仍須負擔部份的學雜費用，且從山地到平地所需的交通費、生活費，對於 經濟情形普遍不優渥的原住民家庭來說，仍是相當大的負擔。在此脈絡下，恩慈 的升學權益就完全被剝奪，其它三人有都是在有附加條件的情況下，以半工半 讀、減少返家以節省交通費或獲取公費資格等方式才得以繼續升學。

貳、 父系社會下的角色規範

一、 長子角色

在台灣原住民族中，布農族是屬於典型的父系社會，其基本特徵之一為男性 作為家中權力的擁有者，儘管文化上允許家中有能力的成員來爭取家長的位置，

但在一般的情形下，仍經常是由家中輩份與年齡較高的男人來擔任，由於家長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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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代表家庭對外參與部落公共會議，對內則需要能仲裁家中成員糾紛，所以年齡 就成為能力與智慧的重要判準，而隨著時間的演變，布農族的家庭型態也從過去 傳統的父系擴大家庭比例逐漸降低，取而代之的則是核心家庭的興起（黃應貴，

1992），因此在現代布農族的核心家庭內，家長位置經常是由父親交棒給家中的 長子來繼承。

在本研究中的兩位男性敘事者，信實與禮讓兩人均為家中的長子，而他們對 於童年的記憶也有極相似的部分，即是自幼就被父母要求分攤家務工作或協助賺 取生計，而自己的弟妹們卻很少被如此要求。在禮讓的生涯經驗中，他感覺到父 親是將教育的投資給兩個弟弟，而自己則必須留在家中幫忙、擔負起家業等，對 於這種差別，禮讓用「虧」來描述自己的感受，必須為家庭整體利益犧牲的情形，

也限制了身為長子者在追求生涯自我實現上的機會。

二、 婦女角色

本研究中的兩位女性敘事者－恩慈與溫柔，在她們的敘說內容中都對自己的 女性身份做了相當的描述，這是明顯有別於另外兩名男性敘事者的特徵。

恩慈與溫柔在原生家庭的八個手足裡有七名都是女性，這樣的組成比例在布 農族的父系社會下備受歧視。就文化層面而言，由於子女的姓氏是繼承自父親，

所以家中有越多的男性子嗣，將更有機會擴大「自己家的」氏族在部落的勢力，

而女性子嗣則是透過婚嫁來為「別人家」生育後代，這讓女性的身份依屬顯得相 當曖昧（王增勇，2004；黃應貴，1992）。若就經濟層面來說，布農族傳統的經 濟活動為狩獵，日據時期被迫從深山中遷出，並遵循政策改以從事農作生產，並 在六○、七○年代大批的原住民青年湧入都市中從事高勞力密集的工作，原住民 族的就業市場一直以來都是強調勞力輸出的工作為大宗，在此類的就業市場裡，

男性在先天的生理條件上是較女性更佔優勢的，因此，對於經濟條件普遍低於一 般社會大眾標準的原住民家庭裡，可能更期待有較多男性的子嗣協助改善家計。

無論是文化面或經濟面的考量，塑造了布農族社會「重男輕女」的意向，這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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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者也造成相當的壓力，就如恩慈與自己的母親都因為前幾胎是女兒，而遭受 部落族人的不恥，儘管恩慈在家務工作上盡心盡力，卻也得不到夫家家族成員的 認可。

另外，在布農族社會的傳統家務分工是採取「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男 性被鼓勵去追求事業、地位上的提升，而女性的成就領域則是在家庭內，這樣的 特徵在恩慈與溫柔的故事裡處處可見，她們兩人均在十分年輕時就遵循父親的安 排進入婚姻，儘管溫柔擁有高中文憑，但也未被鼓勵做更多的發展；婚後的兩人 雖然利用餘裕的時間參與教會或部落提供符合志向與興趣的服務工作，但丈夫們 對此所抱持的態度也多傾向妻子應以家庭為重，至於家庭以外的生涯追求則不被 重視，甚至是持反對的態度；而當基金會邀請恩慈加入正式員工的團對時，對社 工員是「高級職業」認定，讓她加以拒絕，且其中的一項理由便是「我又是一個 婦女」。在恩慈正式成為基金會社工人員之後，也很清楚感受到族人對於她專業 能力的認可也優先建立在她的家庭評價之上；在溫柔的受暴經驗裡，因為屬於家 庭糾紛的範疇，所以部落族人指責的對象就是身為婦女的受害者自己，而非是施 暴者的丈夫。心理學家 Matina Horner 曾提出女性有「害怕成功」的情節，這並 非是指女性沒有成就的動機，而是因為在社會的不期待下，女性預期會被譴責，

因此儘管有成功的機會也會刻意避免（Derlega & Janda, 1991），這反應了傳統性 別分工對女性造成的生涯阻礙。

由上述可見，在布農族的社會文化下，婦女的生涯實踐場域被與家庭作綑 綁，當中又以生育男性後嗣作為首要的道德義務，而婦女個人的志向追求也必須 以家庭和諧為前提。

參、 學校與部落價值觀的脫節

在四位敘事者的故事當中，能發現在完成義務教育後的繼續升學與否都是他 們生涯發展上的重要轉折點。從他們四人的經驗來看，家庭經濟因素是家長不支 持子女升學的最主要理由，儘管政府在當時提供各式的助學措施，但與其花錢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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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繼續唸書，更多的原住民家長寧願選擇讓孩子進入職場以換取可以在短期內 實際獲取到的經濟收益。

如果探索於住民家長的教育觀，則可以追溯至過去傳統中的原住民教育方式 與內涵多是著重在學習日常生活所必須的技能與祭儀，像是男子學習狩獵，女子 學習織布、採集等，而教導的方法則經常以實際活動參與來傳授經驗；而原住民 社會首度接觸到現代化的教育模式，則可追溯至日據政府於 1930 年霧社事件後 推動的蕃童教育所算起，而當時設置學校的目的在於加強對原住民族的控制與效 忠；光復以後的國民教育內容則是以教授主流社會所需的知識為主，這其實都與

如果探索於住民家長的教育觀，則可以追溯至過去傳統中的原住民教育方式 與內涵多是著重在學習日常生活所必須的技能與祭儀，像是男子學習狩獵，女子 學習織布、採集等，而教導的方法則經常以實際活動參與來傳授經驗；而原住民 社會首度接觸到現代化的教育模式，則可追溯至日據政府於 1930 年霧社事件後 推動的蕃童教育所算起，而當時設置學校的目的在於加強對原住民族的控制與效 忠；光復以後的國民教育內容則是以教授主流社會所需的知識為主，這其實都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