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治療引入局外見證者之獨特意涵

相較於過去研究，本研究有二個特色。一是將局外見證者運用於身心障礙兒 家長的介入。二是將局外見證者引入團體治療中，亦即從過去以見證個人為主的 局外見證者模式，擴展為見證團體的介入模式。以下就這兩點進行討論。

一、局外見證者介入與其它諮商介入之比較

如同文獻探討所述，過去對身心障礙兒父母之介入，大多著眼於親職教育訓 練（如許建中等人，2005；Chou, 1992; Kim, 2002）、討論父母的壓力與需求（如 簡純青，2010；Allik, Larsson, & Smedje, 2006）等教育模式，對身心障礙兒父母 的諮商介入研究則較少見。而這些少數的諮商介入研究概有兩大類：以 Worden

（2008）的哀傷治療理論為基礎之諮商模式，和運用 Hill（2005）三階段助人模 式之介入。以下分別就本研究結果與此二種介入模式加以比較。

（一）與 Worden（2008）的哀傷治療模式之比較

Worden（2008）的哀傷治療理論取向的主要目的，在協助父母覺察自己的 情緒，讓案主能順利經驗各種哀傷反應，覺察自己的情緒，進而使案主能「接納」

自己的處境，為自己的處境發展出新的意義與觀點 （Worden, 2008; Ziolko, 1991）。

而為了要協助父母覺察自己的情緒，以敘說的方式，讓父母說出他們的故事是重 要的策略（Powers, 1993，引自張英熙，2005）。

從上述觀點來看，Worden（2008）的哀傷治療理論取向和引入局外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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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入，在本質上有共通之處，二者都是建立在一種敘事的基礎上，希望藉由敘 事的方式來達成一種自我覺察，尤其是情緒的自我覺察。在本研究中亦常可見家 長在敘說之後，對自己的情緒產生了覺察。例如，在本研究第三次家長團體，J 在敘說自己與孩子硬要鬥個輸贏的故事時，發覺當自己被栽贓冤枉時容易被激怒。

這種在情緒上的覺察與承認，就 Worden（2008）的模式而言，其功能是要去催 化案主接納其情緒，以產生建設性的思想與行為；就本研究而言則是要藉此產生 一種對自我的重新定義，讓案主去重新「尋回自我」或「發現新自我」。

儘管 Worden（2008）的介入模式和局外見證者的介入模式，二者都帶有共 同的敘事本質，但在敘事的模式上卻大不相同。Worden（2008）的介入模式在 沒有局外見證者的情況下，是由案主自述，諮商師予以引導或回饋，在這過程中 案主（即主要敘說者）一直是對話內容的主體，案主的視框聚焦於自我身上，諮 商師的回應亦是聚焦於案主身上。而局外見證者模式的敘事則更為動態豐富；以 局外見證者的方式來催化情緒的接納時，主是藉由他者的重述，引出自我經驗客 體化。因此在見證的儀式化過程中，案主的視框一開始在主體，然後從主體到客 體，最後又從客體回到主體，這種來來回回的敘事歷程，相較於單純將一般敘事 原理運用於 Worden（2008）的介入模式中時，具有更多元的視框與更動態的主 客體交融。

（二）與 Hill（2005）三階段助人模式之比較

另一個主要用以協助身心障礙兒家長的介入模式，是 Hill（2005）的三階段 助人模式，包含：探索、洞察和行動。Hill 主張在探索階段，諮商師對案主的感 覺和想法不作任何預設，只是鼓勵案主說故事，協助案主從故事中探索感覺與想 法；然後在洞察階段幫助案主從嶄新的觀點來看問題，建構出新的意義與經驗；

最後在行動階段讓案主帶著對自己新的理解，去討論此新的理解如何催化建設性 的行動（Hil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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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觀點來看，Hill 的助人模式相較於 Worden（2008）的哀傷治療理論 更為認知取向，更重視案主對自我的洞察及理解，並視這種理解是讓案主產生建 設性行動的重要媒介；這一點和本研究中引入局外見證者之後，對案主所引發的 自我重新定義，造成了「尋回自我」或「發現新自我」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局 外見證者的介入過程中，當案主覺察到自己受限於過往單薄視框時，他們的視框 也因此開始擴張，開始注意到舊有視框以外的生命經驗，並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

這種對自我的重新定義，事實上即是 Hill 助人模式中所強調的，案主藉由自我敘 說所達成的自我洞察及理解。不同的是，本研究的結果更具體地勾勒出這種自我 重新定義的機制，是藉由「覺察過往單薄視框」與「憶起未獲關注的故事情節」

等為基礎來達成的。本研究的這些發現，可說是對 Hill 介入模式的延伸與補充。

此外，在促發自我重新定義上，Hill 的模式和 Worden（2008）的模式一樣，

二者都是藉由傳統的案主自敘、諮商師回饋等歷程來達成自我的覺察。而如前所 述，引入局外見證者的敘事模式則是一種更為動態的敘說；是讓案主的視框在「主 體—客體—主體」之間的來回流動。綜而言之引入局外見證者的介入模式，比 Hill （2005）和 Worden（2008）的模式，具有更多元的視框，在促發自我情緒、

認知的覺察上，可能都更為有利。

二、見證個人與見證團體之比較

由於本研究是將局外見證者引入團體治療中，有別於過去以見證個人為主的 局外見證者模式，以下亦針對此點作比較及討論。

（一）敘說主題會依團體動力變化

以個人為見證對象時，當事人的敘說會聚焦在某個主題上，例如不被他人接 納的自我定義，或是與暴食症對抗的歷程；當以團體為見證對象時，敘說的主題 不會只聚焦在某個主題上，更會隨著團體動力的變化而變化，顯得較豐富多元。

雖然團體帶領者會依據團體中的各項訊息，例如成員的狀態、團體的動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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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等等，評估某個主題討論時間的長度，但通常以不超過二十分鐘為佳

（Jacobs, Harvill, & Masson, 2002, 引自張英熙，2013），因此團體的敘說歷程通 常會出現超過一個以上的敘說主題。

以本研究為例，第一次見證儀式，團體共經歷四個敘說主題，包含：處理孩 子狀況時，驅動自己的內在想法與情緒、分享教養孩子的挫敗經驗、困境中的支 持力量、善待自己。因此，將局外見證者引入團體中，相較於一般見證個人的局 外見證者模式，局外見證者所見證之主題更為多元。

（二）為團體動力作見證

當見證儀式以個人為見證對象時，局外見證者透過當事人的自述看見對方的 生命樣貌。但當見證對象為團體時，局外見證者不只看見單一個體的樣貌，也看 見了團體成員之間的的互動，並為這種互動作見證。例如，局外見證者 A 的下 列見證內容，即反映了其為團體動力的見證：

剛剛 J 說了他對自己的自責，然後我就看到 C 馬上就給出關懷。

我看到大家真的是很大方、很不吝嗇的，真心彼此支持，他們能互相 了解，看到對方需要支持、需要愛自己，就趕快提醒對方，而且不吝 惜分享自己的方法，像 E 甚至願意用自己很傷痛的人生經驗去支持 J。

我以前在外面花很多力氣卻只能得到一點點的支持，可是這個團體中 的夥伴們卻毫不吝嗇地給彼此理解、溫暖和支持。

摘自第三次團體記錄 由於局外見證者的視框是整體的，除了看見個人，也會看見團體的整體樣貌。

因此局外見證者不單從團體成員的自述來認識對方，更能從團體成員在團體互動 脈絡中的樣貌，看見他們更多元、豐富的生命面向。

（三）局外見證者介入時間點的差異

在治療中引入局外見證者之前，讓當事人有機會先敘說自己的生命經驗是必 要的，因為從解構自我走向改寫自我認同的歷程中，當事人要能先看見自己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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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被主流文化所擠壓（吳熙琄，2001）。以個人為見證對象時，局外見證者的 的介入時機，通常是評估案主已對其生命進行了足夠的敘說，才安排局外證者進 入治療中。然而，在以團體為見證對象時，由於團體成員是多元的，再加上團體 的進行有其不同的階段，如何評估「所有的」團體成員都已進行足夠的敘說，適 於安排局外見證者進入團體，其時機點的掌握比見證個人時不易拿捏。

在短期團體諮商中，通常前二次團體會花一些時間在團體的建立、形成團體 的規則（張英熙，2013），而在前二次團體中，團體成員也會有機會自我敘說。

因此本研究在設計時亦特別考量團體成員在接受見證之前，需要對自我生命有一 些反思的機會，故將局外見證者的引入安排在第三次與第六次團體，讓團體成員 在接受見證之前，都有足夠的機會對自己的生命經驗進行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