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果與反思

如前所述，前導研究之主要目的，是由於目前局外見證者引入身心障礙兒家 長團體尚無前例可循，為了先行瞭解未來正式研究時可能遭遇之困難，因此先期 進行一試作方案，希望從中發掘可能的問題及因應之道。以下就此次研究成果，

及研究者之觀察反思作一簡要說明。提供正式研究時之研究設計參考。

一、敘事的療癒效果

（一）成員

從成員回饋中可見，敘說的確有療癒效果。透過局外見證者的共鳴與重述，

過去被忽略的次要故事線得以納入，豐厚了成員的生命故事，帶來具有能力與自 我價值的自我認同。

局外見證者對團體成員照顧身心障礙孩子屢仆屢起的部份有所共鳴，例如，

對於成員們提到「生了就要養」、「大家都放棄了，孩子只剩下我」、「不想被人家 說我是不負責任的母親」等等社會對親職的價值標準來框架自己，也因此變得苦 上加苦的部份。團體成員對於這些痛苦的敘說，觸動局外見證者回想起自己過去 崩潰無助的經驗，但這讓局外見證者進一步反思，發現是「對孩子的愛」幫助她 渡過痛苦；局外見證者重敘成員們的故事，並指出成員們對孩子的愛。局外見證 者的重述，讓過去被成員們忽略但實際存在的生命經驗—對孩子的愛，得以被見 證存在。成員們覺得能被他人以「他們願意吃這些苦」，或是「跌倒，但卻努力 爬起來，是因為他們愛孩子」的角度來定義他們，令成員們感到被理解、被支持，

以及被肯定。成員們表示這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有價值的。這個部份 的回饋呼應了敘事治療主張局外見證者可帶來的療效（Morgan, 2000; Payne, 2006; Whit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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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外見證者

上述的療效也展現在局外見證者的自我覺察上。局外見證者表示在孩子確診 為亞斯伯格症之後，她便一頭栽入照顧孩子的世界，直到她受邀成為局外見證者。

在扮演局外見證者時，從聆聽他人經驗、並分享自己經驗的過程中，她突然發現 自己好像「爬山爬到了一個可以喘息的地方，坐在那裡欣賞風景」。局外見證者 表示「原來我可以喘口氣了」、「原來我做了這麼多」、「多年來的付出有了成果」、

「沒想到我可以有這一天」。扮演局外見證者為她的生命開啟了新的視野，看見 了不同於過去的生命樣貌。這一點也呼應了敘事治療認為擔任局外見證者的人，

也會在互動過程產生改變（White, 2007）。

（三）團體帶領者

過去研究者（即團體帶領者）與身心障礙兒父母工作時，常深感無力。因為 研究者可以同時觀察到這些父母的兩種矛盾力量。一方面他們常對自己身為身心 障礙兒父母感到挫折，且認為自己的表現是失敗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展現出過 人的毅力和靭性，足以克服許多困難。當研究者與父母們一起工作，嘗試指出他 們的力量時，他們多半仍困在社會的價值標準中，以不足和挫敗來定義自己。這 使得催化父母們的自我覺察變得困難，進而導致改變不易發生。這些經驗令研究 者對自身專業是否足以協助身心障礙兒家長感到困惑，對於什麼是最佳助人策略 感到躊躇。在這歷程中，研究者發現自己和身心障礙兒父母展現出某種「同步」

的困境，父母因身心障礙兒而受困在對自己的負面定義中；而研究者則因父母的 困境，也受困在負面的自我定義中。

然而，當研究者在前導研究的團體過程中，以一位主持人的角色，見證了參 與其中的團體成員和局外見證者的改變。身為該研究的構想者與執行者，研究者 發現，自己並非如過去所認定的不足與失敗。相反的，研究者自從接觸身心障礙 兒父母以來，每遇困境就思索解決之道，期許自己在工作上能真正幫助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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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父母。雖然一直帶著對自己的懷疑，卻從來不曾想過放棄。這樣默默堅持的身 影，重新被納入研究者的自我認同中。回頭再看，過去被研究者忽略的堅持性格，

在此時被認了出來；過去被研究者忽略的點滴付出，在此時化為果實。

原本是為了身心障礙兒父母才引入的局外見證者，卻對研究者本身帶來頓悟 與力量。敘事治療認為局外見證者能擴張治療師的視框，改變治療的困境（White, 2007），以研究者個人的主觀經驗而論，的確呼應了敘事治療的觀點。

二、研究反思

（一）資料蒐集

由於過去並無將局外見證者引入身心障礙兒家長支持團體的相關研究，因此 在前導研究中，研究者並未設定特定的研究主軸，而是以開放、探索性的立場，

試圖了解參與其中的團體成員，以及局外見證者在過程中的經驗為何。探索性的 訪談策略，固然有利於蒐集更多元的資料，然而非結構及模糊的方向，也常常使 得訪談失焦，無法有效率地蒐集到研究真正所關注之資訊。前導研究的經驗，幫 助研究者對正式研究之訪談建構出更清晰的概念，也對未來資料蒐集的重點逐漸 聚焦。具體言之，研究者認為若能明確地透過訪談中，將參與者產生哪些改變（內 容）、如何產生改變（歷程）作為訪談主軸，將能使訪談文本更加豐富、清晰。

此將作為未來正式研究訪談之重點。

（二）局外見證者的操作

1.局外見證者以專家角色提供建議，造成成員挫折感

儘管局外見證者的同理與見證提昇了團體成員的正向價值感，在團體中帶來 了療癒效果，但研究者在過程中也觀察到預期之外的負向效果。在本研究中，局 外見證者被部份團體成員獨力照顧孩子的生命故事所吸引，並試圖給予團體成員 們建議。她自述自己雖曾經歷崩潰與無助，但當時她大方、自信地請求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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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協助孩子的陣容，並因此獲得不少幫助。是故，局外見證者鼓勵獨自背負所 有責任的成員，向外尋求協助。然而成員們對這一點感到無奈，他們認為每個人 的資源系統不一樣，未必都能和局外見證者一樣，擁有願意提供支持的社會系統。

因此儘管局外見證者一開始是基於善意分享其成功經驗，但由於彼此之處境不同，

反而使成員對於自己匱乏的社會支持系統感到挫折。

上述例子突顯出，當局外見證者過度以個人經驗去框架成員處境時，由於彼 此脈絡不同，有時不但無法達成療癒效果，反而會造成團體成員的挫折感。這部 份的結果在研究者的預期之外。而此種現象的產生，和局外見證者與團體成員，

對彼此在團體中的定位知覺有關，詳如下述。

2.座位安排影響局外見證者之定位

如前所述，局外見證者在試圖提出某些建議時（鼓勵成員向外尋求資源與協 助），團體成員雖感到被同理，但也加深了其無力感。因為部份成員原本的支持 系統即較為不足，加上與外界接觸的挫折經驗，導致他們對於尋求資源的作法，

容易感到猶豫或傾向於自我保護。局外見證者的鼓勵突顯出這些成員的困難。

研究者反思此一現象的發生乃緣自於局外見證者的角色從「聽眾」變成「專 家」。然而，局見外見證者原本應是聽眾及重述者，而非給予建議的專家。研究 者發現，會出現上述的定位混淆狀況，是因研究者在團體成員與局外見證者座位 安排上的不適當所導致。White（2007）強調局外見證者與當事人之間最好可以 分開，以同步攝影的方式在雙方場地之間切換螢幕。若場地與設備受限，雙方必 須處在同一個空間，則至少應將局外見證者的位置遠離當事人，並請雙方想像彼 此之間隔有屏風。此設計之目的在於確保局外見證者的「聽眾」位置，因為在第 二階段的重述，局外見證者並不是對著當事人重述，而是與治療師對話。

然而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安排局外見證者與團體成員坐在一起，圍成一個 圓圈。這容易令局外見證者與團體成員形成一種印象，認為局外見證者是直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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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團體中的。因此即使研究者在第四次與第五次團體中多次提醒見證的三階段 程序，但座位的安排的不適當，造成局外見證者在每一階段都出現直接回應成員、

提供意見的現象。局外見證者離開了「聽眾」的角色，變成「專家」角色。「專 家」角色帶進社會主流價值觀，使團體成員繼續留在原本受困的自我定義中。此 種因座位安排而導致團體成員、局外見證者角色混淆的現象，帶給研究者不小的 震撼，研究者清晰地意識到，原來團體中細微的安排，將引發出巨大的團體動力 形式。因此，在正式研究中，研究者將特別注意這些細節問題，以提昇正式研究 之品質。

（三）局外見證者事前準備之必要性

局外見證者在訪談中，多次表達擔憂自己在過程中，有否稱職地扮演好局外 見證者角色。研究者以團體成員在第三階段的反應為依據，回饋局外見證者，傳 達對其表現與貢獻的肯定。然而研究者正面的回饋並未使局外見證者的自我檢視 與焦慮降低。研究者進一步與局外見證者討論她擔憂的原因。局外見證者表示雖 然研究者先以電話和電子郵件與她溝通見證的程序，但她仍然對於將進行的見證 過程感到抽象，不知道自己進入團體後應如何舉措才算貼近局外見證者的角色。

局外見證者感受到的難處與焦慮，促使研究者思考為局外見證者安排事前準備之

局外見證者感受到的難處與焦慮，促使研究者思考為局外見證者安排事前準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