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探討敘事治療中「局外見證者」（outsider witness），

對身心障礙兒家長、局外見證者本身，以及專業人員等，可能帶來的改變經驗，

以此作為未來研究與實務工作的參考。

一、研究緣起

研究者以個人生命經歷敘說，作為本研究之緣起：

以身心障礙兒父母的心理適應做為本研究主題，我想跟我骨子裡俠 義與柔軟的心腸有關。

我國小的時候很流行武俠劇，放學之後和同學們玩角色扮演時，我 常扮演俠客。在只剩幾個小孩嬉鬧的校園裡，我像個俠女般地走來跳去，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但俠義性格的背後必有一顆易感柔軟的心，才能 看見沉默背後的酸楚。而我似乎從小就很容易感受到人們緊繃的臉部線 條與抿緊的嘴唇背後，所承受的煎熬與忍耐。

也許是因為這樣，當我與身心障礙兒父母一起工作之後，才發現到 我們的社會因為對他們與他們的孩子的不理解，使得這群盡心努力的父 母一次又一次的經歷到受傷與委屈，讓我為這群父母感到心疼。我也發 現到，他們需要多方的專業資源，包含醫療、護理、特殊教育、諮商與 臨床心理、社工等等的協助與介入。然而在台灣，上述的資源不僅不足 也相當分散，讓已心力交瘁的父母疲於奔命卻只得到遠低於他們所需的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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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了這群父母之後，我常在想，這群好人滿有愛在心中、堅強又 努力，但內心卻傷痕累累。當我坐在他們身旁，我常在想，自己的位置 是什麼？如果我已經坐在他們身旁了，可以做些什麼？這使得我在構思 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時，這群父母的身影一直盤桓在我心中無法抹去。

我發現自己內心一直有個動力，渴望找到一個可能的互動方式，讓我與 這群父母相遇的過程中，能讓彼此發現存在於生命中的力量與智慧。因 此可說是這群父母面對困境的韌性與生命力觸動了我，然後才有了本研 究的開始。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何能有效地協助身心障礙兒的家長，一直是臨床工作的重要課題。身心障 礙的孩子因其功能障礙、身心發育遲緩或合併多重的疾病，在成長過程中必須倚 靠父母持續地照顧、訓練及教育，使得身心障礙兒父母承受著比一般家長更多的 壓力（Benson & Karlof, 2009; Chou, Lin, & Robert, 2007; Dellve, Samuelsson, Tallborn, Fasth, & Hallberg, 2006）。這些家長在得知孩子的身心障礙後，除了內心 的衝擊，同時會經歷對孩子的期待、父母角色、自我實現、家庭生活型態，以及 社會隸屬感的失落（張英熙，1997、2002；許瑛玿，2001；Huber, 1979; Ziolko, 1991）。

這些教養壓力、哀傷失落與社交困境，影響著身心障礙兒父母的適應狀況。而父 母本身的適應狀況與孩子的適應發展之間有顯著的相關，當父母適應狀況愈不理 想，孩子也會出現較多的不適應反應（Elgar, Curtis, McGrath, Waschbusch, &

Stewart, 2003; Kersting, Dorsch, Wesselmann, Ludorff, Witthaut, & Ohrmann, 2004）。 透過心理諮商專業人員的協助，能夠促進身心障礙兒的父母有良好的心理適應，

並增加自我效能與親職效能（張英熙，1997；許英玿，2001；趙慈慧，2006；

Barnett, Clement, Kaplan, & Fialka, 2003），這對身心障礙兒父母，乃至於身心障 礙兒都具有重要實務意義。因此，協助身心障礙兒父母有其重要性；有些研究更 指出，相較於治療障礙兒童，直接對家長進行諮商，對孩子的適應發展更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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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慈慧，2006；Huber, 1979; Ziolko, 1991）。

過去研究顯示敘說（narrative）是協助身心障礙兒父母心理適應的一個有效 策略。父母從孩子身心障礙的事件中看見自己的力量、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對 自己有新的理解與發現，是父母適應良好的特徵（Sandler & Mistretta, 1998; Shea

& Bauer, 1985; Summers, Behr, & Turnbull, 1988），而 Helitzer, Cunningham-Sabo, VanLeit 和 Crowe（2002）指出父母透過敘說其照顧身心障礙兒所經歷的傾覆感、

孤獨與失去自我認同的經驗，可從中發現自己的韌性、力量以及對子女的愛，並 產生新的自我意象（self-image），視自己是具有力量與修復能力的人。身心障礙 兒父母團體的相關研究發現，相似背景的成員分享自己的經歷時，父母們會從共 同的經驗中看見自己的努力、勇氣與毅力，產生新的領悟與希望感（張英熙、吳 珍，2001；郭來心，2008；陳蓉娟，2005；謝素珍、徐畢卿，2004；Helitzer, et al., 2002; Shechtman & Gilat, 2005）。

因此，從過去研究當中，研究者發現讓身心障礙兒父母敘說照顧子女的生命 經驗，並經由他人的經驗與回饋，映照出不同於過去自我挫敗、受困的形象，他 們得以發掘出被忽略卻帶著力量與價值的新的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此一現 象與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中的重寫對話（re-authoring conversations）有 相近之處，也就是從當事人對生活的敘述中，納入被當事人忽略卻具有潛在重要 性的次要故事線（subordinate storyline），改寫當事人的自我認同，這使得當事人 能夠面對他們的問題與困境（White, 2007）。以身心障礙兒父母團體的研究來說，

重寫對話效果的觸發與產生，似乎與類似背景（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的父母聆聽 彼此的生命經驗，並將共鳴之處給予對方回饋有關。White（2007）在敘事治療 中所提出的局外見證者，即是邀請某些對當事人有意義的對象，例如類似背景的 人，以在場觀眾的方式，重新敘說當事人的生命故事中引發他們共鳴之處。局外 見證者的共鳴與重述，能為當事人重新定義其自我認同並帶來力量，有助於當事 人面對困境與問題（Morgan, 2000）。事實上，目前身心障礙兒父母團體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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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讓具有類似背景的父母共處於團體中，在團體過程中對彼此生命經驗產 生相互共鳴並回饋的行動，與局外見證者的作法有相近之處。

因此，以局外見證人的方式來協助身心障礙兒父母，使其能夠從孩子身心障 礙的事件中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對自己有新的理解與發現，在實務上應該具有 相當的價值。此即為本研究之主旨。具體言之，本研究嘗試將敘事治療中的局外 見證者引入身心障礙兒父母的支持團體中，試圖了解團體中的家長們在經歷見證 之後可能帶來的改變。此外，敘事治療的精神立基在社會建構的概念之上，治療 師與當事人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參與在治療中的人都是社會脈絡的一員，

都置身於互動過程中，因此也是相互影響的。以局外見證者的作法來說，不只是 當事人會發生改變，治療師本身、擔任局外見證者的參與者，也可能在過程中有 所改變。因此，本研究將從當事人、局外見證者與團體帶領者三方視框，探索他 們參與引入局外見證者的家長支持團體的經驗所可能引發的改變。

綜上所述，本研究具有一些可能的貢獻：（一）就研究主題而言：由於在團 體歷程中局外見證者的共鳴與重述，能為當事人重新定義其自我認同並帶來力量，

有助於當事人面對困境與問題，因此將局外見證者引入身心障礙兒家長應該可以 產生療癒效果。然而，就研究者所知，目前尚未有嘗試將局外見證人引入身心障 礙兒父母團體，用以協助身心障礙兒父母的研究；本研究應為第一個作此種嘗試 者，因此本研究可為局外見證者引入身心障礙兒家長團體之操作及效果，提供具 體的實徵資料；並且在身心障礙兒父母的諮商實務工作上，建構一個新的策略與 作法。（二）就研究視框而言：為了瞭解局外見證者所造成的效果，本研究從多 元視框切入，分別探討當事人、局外見證者與團體帶領者三方的改變歷程，提供 了關於此一議題的豐富訊息，讓我們有機會對局外見證者運用於身心障礙兒家長 團體之議題，有更全面的理解。（三）就研究取向而言：本研究擬以敘事分析的 方式進行研究；此種研究取向有助於提供更深刻的資料，尤其有利於發掘具脈絡 性、歷程性及互為主體性的訊息，而這種社會建構式的取向，俾利本研究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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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窺見局外見證者運用於身心障礙兒家長團體中的全貌，使得研究結果更有 助於未來相關研究實施及實務運作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