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勞工逃逸之因素分析

吾人根據國內外文獻以及 2009 年研究訪談之發現，試將導致外籍 勞工逃跑之因素分析整理如下：

1. 全球化經濟結構下的移工輸出壓力

以逃跑率最高的越南為例；越南之人力輸出係由越南政府主導，

亦為越南除貧致富的國家政策(Dang, 2007, 2008; Nguyen, 2008)。此 一現象實為全球化經濟結構下，較貧窮國家與富裕國家間因經濟發 展進程不同所產生之薪資差異，導致前往較富裕國家工作成為較貧 國家之國民如越南人一種致富的捷徑。當這種慾望透過政府政策的 支持，藉由國家主導海外就業的制度與機制，它就具備行動的正當 性。同時，政府也藉由輸出國民海外就業政策，試圖達到降低國內 失業率、改善人民生活與強化人民技能學習等目的。

依據越南官方報告資料，越南政府訂定每年輸出 75,000 名國 民富國外工作，而自 2005 以後，越南輸出的人力更超過預定目標；

2007 年達到 79,000 人，2010 年則預計達到 100,000 人（Molisa, 2007 轉載自 Nguyen, 2008）。

吾人須注意者，越南政府之所以將人力輸出視為除貧致富的國 家政策，主要目的應著眼於國民於海外轉取工資後，匯回母國的可 觀外匯。外匯既是國家整體的財富，也可以直接造福勞工個人、家 庭以及地方發展。但徒有海外就業意願的勞工，若沒有高度人力就 業需求的海外市場，這項政策亦將徒勞。因此如何開發新的海外就 業市場；從過去最主要的目的國如馬來西亞、台灣，目前越南政府 則可望更積極擴展至韓國、日本，乃至於美國及歐盟國家。但這種 急速擴張的海外就業版圖，越南是否能輸出符合海外就業市場的技 術人力，實為越南國民是否能於海外穩定就業的關鍵。

以目前無論輸出國或輸入國均著眼於短期利益的政策取向；例 如越南政府以快速輸出人力以賺取外匯，而輸入國如台灣以臨時及 補充性人力之需求為名，實難期望這些海外的移民勞工能獲致如何 妥善的安置與待遇，而越南政府又如何有能力確保其海外的國民能 夠得到適當的權利保護？

相較越南而言，泰國及菲律賓的逃逸人數與比率最少。泰國因 國家經濟發展，國內也有嚴重缺工，因此政府並不鼓勵國人赴海外 工作，且泰國政府亦不開放其女性國民至國外從事家事服務工作，

避免衍生虐待或強迫勞動等情形。菲律賓以有秩序地輸出人力為標 榜，成為勞力輸出國家中少數被讚許的模範國(ILO,2006)。國勞組 織認為菲律賓政府用心找出國民海外就業的利基工作以及目地國，

並透過政府積極監督仲介過程以及與外國雇主、仲介與政府所共同 簽訂雙邊協定，確保該國民的工作權益。ILO 於其多邊框架指引指 出 菲 律 賓 成 立 海 外 雇 用 行 政 署 （ The Philippines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專責本國仲介之授證、合約檢 視、監督仲介不法作為並移送法辦。此外，POEA 亦為移工政策的 制定機關、負責國民出國前的教育訓練、強化國民的權利意識以及 宣導人口販運的相關保護。尤值得讚許的是，菲國政府運用個主措 施鼓勵國民選擇合法出國的管道；例如政府可提供貸款、保險、退 休金以及型前的教育訓練。針對某些目的國發聲虐待菲國傭工的事 件，或者工作條件不理想者，菲國亦會凍結該國人民前往工作，如 非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曾因菲籍家事工的工資過低而暫時凍結該國 女性前往，經雙邊協調達成協議後才又再開放²³。

此外，菲國另項值得稱許的作法為提供海外勞工匯款服務；由 政府發給一種經過認證的卡，由政府與銀行團達成協議，讓全世界 各地的菲國勞工可以低服務費進行匯款，避免匯兌過程的金錢損失。

菲國的作法就是為了鼓勵國民回國，並協助國民回國後以期存款作 為創業基金，協助創業（ILO,2006）。

2. 人口遷移過程中仲介機制的高利得與僱主至上的服務導向

台灣於就業服務法即明訂聘僱外國人來台工作之主要利益相 關者為提供勞務之外國人、本國之雇主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俗稱 仲介或仲介公司，以下以私立就服機構或仲介公司稱之）。行政院

23 參考 2011 年 6 月 30 日 The National 報導菲國勞工部暫時中止該國國民賦沙烏地工作，除非砂 國同意修正基本工資的歧視政策；

http://www.thenational.ae/news/world/asia-pacific/saudi-arabia-bans-filipino-and-indonesian-maids

勞工委員會對於私立就服機構之成立、營業項目與內容、收費標準 以及服務品質均有相當完整之規範；從營業證照之核可及每年實施 評鑑作為管理手段，對於從事非法仲介之行為亦有相當嚴厲的罰則。

由於仲介公司的法定收費主要為向外籍家事勞工收取每月台幣 1800 元（第一年）、1700 元（第二年）及 1500 元（第三年及契約 延長期間）之服務費以及收取雇主約 10,000 元之仲介費，利潤非 常有限。然而從作者所進行有關外籍勞工所支付來台費用之調查與 田野訪談，均發現外籍家事勞工來台前常需使用高額貸款以換取來 台工作機會，而來台後又必須按月繳納貸款及仲介費。以接受訪談 之越南籍勞工為例，所支付給仲介（含訓練）公司之費用常高達 5000 至 6000 美金。高額的仲介費所透顯的應是輸出國與接受國之 仲介利用跨國就業市場間勞動力供過於求，以及就業機會的不透明 甚至壟斷所哄抬的行情價（蔡令恬，2010）。

蔡明璋與陳嘉慧則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外勞市場是一 種透過交換以獲取利潤的競爭過程。而仲介公司則是透過對雇主的 競爭，藉以取得外籍勞工的配額，並從中獲取高額的利潤（蔡明璋、

陳嘉慧，1997）。另一方面，政府對於仲介公司的規範，雖可代表 公權力對外勞配額競爭市場的監督。但從另種角度而言，仲介公司 的角色也於跨國人力市場中取得合法化，無形中也讓這種透過私人 營利的仲介模式順利取得雇主與外勞的依賴。

以台灣為外勞之接受國而言，由於仲介公司為爭取雇主配額，

且依法接受僱主委託辦理所有招募、聘僱乃至於管理與監督等工作，

如果對雇主的服務越好，對於配額的穩定與開發就越有利，因此也 形成仲介公司以服務雇主為導向，而忽略了外籍勞工也是其服務的 客戶（蔡明璋、陳嘉慧，1997）。至於為了爭取配額而不向雇主收 費或甚至私下給回饋金（俗稱退佣）也是為了爭取外勞配額而形成 之惡性競爭24。因此，仲介公司於實際之外勞就業市場中，因雇主 之委託而成了代理雇主，而雇主所須承擔的管理責任也一併由仲介 公司包辦。由於引進外勞過程的行政程序相當繁瑣，而外勞來台後 雇主又須負責後續的健康檢查、保險、居留以及一旦提前解約等入 出境之行政責任，這些工作也藉順理成章由仲介公司代理。但雇主 對仲介公司的依賴之處，主要還在於語言隔閡而須借重翻譯以及勞 雇雙方關係的溝通協調。

相較於製造業的企業型雇主，家事工作者因其工作場所之私密、

雇傭關係之模糊以及從屬於雇主及其家人的主從認知，加上照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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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受照顧之家人對家事勞工產生的高度依賴，都可能使得家庭雇 主將家事勞工視為一種家庭所擁有的勞動商品，而非只是購買其勞 務。將家事工作透過私有化過程而由外籍家事勞工代理，強化了照 顧鏈的關係中雇主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鏈結。而仲介公司為了爭取 家庭雇主的配額而積極扮演代理雇主並從中獲利，又強化了跨國照 顧鏈的力道。

3. 國族主義導向的跨國移工政策

相較於傳統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乃至於對會員國之 國民採取自由流動原則的歐盟而言，台灣所採取的是移民與移工分 流的政策；亦即依照就服法第 46 條 8-11 項規定來台之東南亞藍領 外勞，不能因工作而取得我國國籍或永久居留之身份。由於移民政 策屬於各國主權之管轄，因此彰顯國家管轄權的方式就是邊境管制 與入出國境的許可管理。亦即我國究竟歡迎甚麼樣的外國人？外國 人來台居留的期限？外國人入籍或取得永久居留的管道為何？來 台的外國人是否要對台灣有所貢獻？該如何避免外國人成為台灣 社會福利與醫療健康的負擔？凡此皆是國家主權可以決定之範疇，

因此我國政府當然可以量身打造一套完全以接受國為導向的移民 與移工政策。

然而，政策的方向取決於該國對於外國人以及外國人背後所帶 來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例如我國是否對於所有外國人均一視同仁？

或者因外國人之社經地位、國籍、膚色、宗教、種族等亦有所分別？

當社會輿論對於逃跑的藍領外勞予以妖魔化；將其形容為不定時炸 彈、社會治安的隱憂、四處流竄以及犯罪率提高之歸因，我國政府 又如何看待這些社會的憂慮？或者，這些憂慮存在嗎？對社會真正 的影響為何？逃離雇主的失聯外勞又會遭遇如何的困境？

我們所見到的輿論對於逃逸外勞總是不假寬待，認為這些隱藏 於社會更隱蔽角落的族群會帶給社會更多威脅乃至危害，而忽略了 真相的追求與澄清，以及外勞逃逸的前端結構性因素。因此政府所 祭出的政策通常是更嚴厲的緝捕與追查、更高額的檢舉獎金、更嚴 格的入出境管理、以及對於雇主更嚴厲的行政與刑罰制裁。

然而，當外勞毀約並以不告而別的方式離開僱主，她／他究竟 違反了甚麼法律？以國人若因任何原因不想繼續為其雇主工作，因 此採取不告而別的方式離開其工作，我們頂多認為這是一種違約行 為。對於藍領外勞而言，則頂多是違反了行政罰則；它不屬於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