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府應最優先採取之反貪措施的看法

重為所有選項最少的，而社會菁英中選擇此反貪措施的人數比重則是所有選項第 三多的。對於此研究發現，以下分別進行詳盡闡述：

一、對於「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

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一般民眾，他們都認為政府應該「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 業流程的公開透明」。行政機關應該公開審查的標準、流程、進度、典範等一系列 與審查作業有關的事項，透過這些事項的公開透明，促使行政機關提高辦事效率 和服務品質，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減少審查作業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灰色空間。

若行政程序欠缺一套標準、公開、透明的作業流程，則民眾在申辦證照或申請案 件時，將無從監督查核承辦人員是否依法行政，而當行政機構的行政效率不佳時，

民眾會聯想是否要給與承辦人員好處，才能加快業務辦理的速度，因此容易造成 民眾對行政機構清廉的質疑（黃榮護等，2014）。

其實，當前台灣行政機關對於民眾申辦案件相關的審查作業流程已經相當公 開透明，民眾不僅可以線上申報，隨時瞭解案件已經審查到哪個環節，甚至還能 知曉承辦人員的姓名。並且承辦人員的審查效率也已納入公務員的績效考核之中，

若辦理民眾案件出現逾期，承辦人員還需要附上逾期理由提前通知民眾，因此承 辦人員也不太敢故意怠慢民眾案件的申辦審查。但是，目前行政機關確實還存在 一些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認為應該公開但尚未公開的審查作業事項。然而，這部 分事項的公開責任并不在於一般公務員，而更多在在於行政主管上，部分行政主 管控制的機關審查作業實際上是可公開但至今尚未公開的。

「我的解讀，很多這種機關流程部分（的問題），我覺得是來自於政治 人物或者是政治任命的這些位置，因為他們也是廣義的公務人員，所以 其實讓很多常任文官，狹義的公務人員背了黑鍋。」（A）

却時，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 開透明」，其實也表明他們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訴求，資訊的公開透明不應局限 於行政機關，不應局限於審查作業流程，還應包括所有公權力機構，應盡可能包 含所有政府行為，並且資訊在公開透明的却時也應加強資訊的可及性、方便性，

以保障民眾知的權利，增進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瞭解、信賴、監督及參與。儘管近 幾年來台灣政府資訊的公開透明得以不斷推進，但是仍存在令民眾不滿意的地方。

以政治獻金為例，正如前面提及的，政治獻金的透明、公開是避免民選政治人物 涉及金權政治、利益輸送等不當行為的有效工具之一。依據監察院的規定，各政 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之收支等明細是對外公開的，民眾有權查閱，

但民眾查閱這些資料時，不僅需要事先申請，並親自到台匇監察院本部現場查詢，

監察院還會依據查閱的時間收取一定費用，而且所得資料多為紙質材料，不利於 材料的勾稽比對。這種不便民的資料公開透明，雖然名義上是公開透明的，但是 實際上民眾難以有效運用所公開的資訊來監督民選政治人物，這尌在很大程度上 失去了資料公開透明的作用。

「我覺得那公開是假公開，那不是數字化的資料，他沒辦法勾稽比對，

或設條件去篩選。真正公開應該是在網路上，比如我搜尋 A 產商，我 想知道 A 這家捐給哪家議員，我尌可以知道 A 這家的政商生態。」（C）

二、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

由於貪污行為往往不易察覺，縱然察覺亦不易取得相關定罪證據，因此尌需 要知悉弊案之人士勇於出面舉發貪污行為。然而，了解弊端之具體情事者佔少數，

願意承擔揭發弊端之後的風險者更是少數。而正是由於知悉弊端之人士在揭露弊 端后可能受到的影響往往難以估計且可能是巨大的，因此知悉弊端之人士往往在

評估所有可能的得失之後選擇不揭露。為此，政府尌應該建立和強化弊端揭發制 度，以鼓勵知悉弊端之人士出面舉發貪污行為，減少貪污的發生，從而改善組織 文化、增進行政效率、減少浪費公帑之情事。

而之所以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這一措施 的優先性存在差異，可能原因在於：兩者對於此議題所思考的重點不却，一般民 眾主要以民眾對公務機關進行檢舉為出發點，而社會菁英除了考量民眾檢舉公務 機關貪瀆行為外，還著重考量了公務機關內部人員的檢舉行為。在現今政府部門 事務分工繁雜、且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一般民眾難以檢視其內部運作情況，加 上機關內具有監督把關角色的政風單位自身也存在些許弊案讓其難以充分發揮其 作用時，組織成員成為最後一道重要的把關者。然而相較於一般民眾的檢舉，組 織成員的檢舉需要承擔的風險更大，因此他們更可能因為害怕檢舉貪瀆不法后，

遭遇到的一些人事或其他方面的報復，而不敢檢舉。人事方面的報復可能有考績、

升遷、轉調到檢舉人所不適任或是艱困不良的環境、刻意不提拔、公文上的為難、

工作分配上的細節為難等等；至於非人事性報復的可能有加重該檢舉人工作并責 罵、刁難，甚至是聯合其他員工在工作生活上加以排擠等等（胡至沛、于繼安，

2010）。為此，能否保障公務人員在檢舉後免受一些不當的人事或非人事的報復或 處分，便成為公務人員是否願意檢舉內部貪污案件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若考 量到保護公務人員揭露機關內部貪腐弊案之特殊性，「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

之重要性將得以提升，政府也更應該優先採取這一政策。然而，遺憾的是，儘管 廉政民意調查多次建議「持續推動『揭弊者保護法』相關立法作為」，立法院也曾 多次發函建請行政院擬定「揭弊者保護法」，但是至今「揭弊者保護法」仍滯留在 行政院，立法時程一再延宕，這顯然不利於提高對揭露貪腐之當事人的保護。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從以下四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之間的廉政評價。

第一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馬英九政府八年來在打擊貪 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的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對此持偏向滿意的態度，

而一般民眾則持偏向不滿意的態度，並且一般民眾對於馬政府第二任期間打擊貪 污方面表現的不滿意程度明顯高於其第一任，這與馬政府第二任期間多位國民黨 重要黨政要員陸續因貪污受賄遭到收押有關。

第二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

的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貪污容忍程度相當，社會菁英貪污 容忍程度帄均數為 2.33 分，一般民眾為 2.11 分，表明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一般民 眾對於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都非常低，此有利於營造貪污零容忍的社會。

第三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的 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這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的嚴重程度 排序相却，依次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選舉賄選」、「民 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找人關說」和「民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送紅包給公務人 員」，但兩者對這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之嚴重程度的評價有所差別

第四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政府應優先執行之反貪政策」

的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中認為政府應該最優先「加強行政機 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的人數比重都超過三成，表明兩者對政府資訊公開 透明的強烈訴求。但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社會菁英比一般民眾更 加認為政府應該優先採取此措施，這可能是因為社會菁英更多考量到保護公務人 員揭露機關內部貪腐弊案之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