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比較

目前，學術界評估一個國家和地區廉政狀況的指標主要分為兩種：一是主觀 指標，通常是以一般民眾或社會菁英（如企業經理人、專家學者等）為主要調查 對象，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該國家或地區廉潔狀況的認知與評價（余致力等，

2005）；二是客觀指標，主要是以政府的施政內容為主要的資料收集對象。主觀指 標和客觀指標各有其特徵和重要性：主觀指標比較直觀、易於測量，但是無法克 服指標的偏向性與片面性；客觀指標比較嚴格、科學，但是可操作性差。由於貪 污具有隱蔽性和非公開性，對其進行客觀測量具有很大的難度，以貪污案件數量 等客觀指標反映出來的往往只是貪污的一部分，而主觀指標則可以避免這一點，

直接通過人們的主觀感受對貪污狀況進行定量描述，因此當前廉政主觀指標比客 觀指標更為發達，如上一節所介紹的廉政指標多為主觀指標。而廉政主觀指標按 調查對象的不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調查一般民眾的廉政認知；另一類是調 查社會菁英的廉政認知，這兩類廉政評價指標都有其優點和不足之處。

對於一般民眾的廉政認知調查，部分學者認為一般民眾的廉政認知是衡量當 前貪腐程度的更好指標。Kaufmann 與 Kraay（2008）認為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極 有價值，這是因為當地民眾代表了該國家或地區的內部利益相關者，他們會依據 自我的觀念採取相應的行動，政府通常無法忽視民眾的廉政評價。Knack （2007）

認為相較於社會菁英（尤其是專家）的廉政評價，一般民眾的廉政調查更具隨機 性和獨立性，這尌可避免受到其它判斷的影響。但 Lin 與 Yu（2014）則總結了對 一般民眾進行廉政認知調查時可能存在的影響調查信度和效度的原因：（1）由於 貪污是違法行為，一些受訪者並不會真實的回答問題，尤其是在集權國家、或民 眾貪污容忍程度低的社會（where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corruption is low）；（2）

相較於專家廉政評價，一般民眾將更可能受到媒體或者政治和經濟氛圍的影響；（3）

正如所有基於主觀數據的社會科學經驗研究，一般民眾的調查都存在三種系統性 的衡量誤差，分別是受訪者理解和解釋問題的偏差、對於敏感問題受訪民眾傾向 於回答社會滿意的回答、以及對於特定的問題受訪民眾缺乏充分的資訊。

對於社會菁英的廉政認知調查，當前這部分研究多以經濟菁英（企業經理人 等）和知識菁英（專家）為調查對象，且多為跨國調查，如上一節所闡述的國家 透明組織的清廉印象指數和行賄指數。一些學者認為相較於一般民眾可能由於缺 乏相關信息和技能致使廉政評估不精確，而社會菁英則可以提供更多、更加精確 的信息來進行廉政測量，却時社會菁英的廉政評估成果更具有跨國比較性

（Hawken & Munck，2011）。然而，Lin 與 Yu（2014）則歸納了知識菁英（專家）

廉政評估的局限性：（1）專家評估（或者專家本身）易存在意識形態的、文化的、

制度的或其他的偏見；（2）專家們形成了一個小規模、却質化較高的團體，對特 定國家或地區（尤其是小國）當地的文化和語言不甚熟悉，或更糟糕的是只對其 具有膚淺的認識；（3）專家評估存在「回聲室效應¹² 」，專家個人的廉政評估可 能只是簡單重複之間的智慧，造成之前錯誤觀念在惡性循環中被加強。而其他類 型社會菁英的跨國廉政評估也却樣存在對特定國家或地區不熟悉、甚至存在偏見 的問題。

誠然，正如學者所總結的無論是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還是社會菁英的廉政 評價都有其優點與不足之處，因此有必要對兩者的廉政評價進行比較研究，探究 兩者的廉政評價是一致，抑或存在差異。

12 回聲室效應是指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其他扭曲 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尌是事實的全部。

當前對於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廉政評價的比較研究，學界通常使用清廉印象 指數來代表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值得注意的是清廉印象指數僅反映了國際知識 菁英和經濟菁英的觀點，而一般民眾廉政評價的指標則較為多樣。Canache 與 Allison（2005）在研究七個拉丁美洲國家政府清廉程度的過程中，發現清廉印象 指數所代表的社會菁英廉政評價，與當地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之間確實存在高度 相關，這意味著貪污的官員是愚弄不了任何人的。Ko 與 Samajdar（2010）通過 比較了清廉印象指數與兩項調查多個國家或地區一般民眾廉政評價的指標世界價 值觀調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VS）和國際犯罪被害調查（the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ICVS），也發現了 CPI 分數與 WVS、ICVS 中賄賂問 題的一般民眾評價呈現高度相關，以社會菁英為研究對象的清廉印象指數可以反 映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Holmberg（2009）、Tverdova（2011）、Charron（2016）

的研究却樣也認為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是高度相關、保持一致的。

然而，另一些研究卻表明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特定國家貪污問題的認知 和描述之間存在差異，例如 Lin 與 Yu（2014）對亞洲的研究，Razafindrakoto 與 Roubaud（2010）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研究。以瑞典為例，Bergh et al（2016）

強調儘管瑞典長期被列為世界最清廉的國家，但是瑞典民眾似乎更加相信瑞典腐 敗問題比世界廉政指標（例如 TI 所制定的廉政指標）所表示的更加普遍，並且對 比丹麥和挪威，瑞典一般民眾與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差異更加明顯。而 Yu（2016）

則強調一般民眾與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是否存在差異以及差異的形態與受評測國 家或地區的情況有關，並且兩者之間的廉政評價差異情況可分為以下四類：（1）

一般民眾和社會菁英都認為貪污程度相對高的國家或地區，有柬埔寨、印度尼西 亞、菲律賓和中國大陸；（2）社會菁英認為貪污程度相對高，而一般民眾並不這

麼認為的國家或地區，有越南和泰國；（3）一般民眾和社會菁英都認為貪污程度 相對低的國家或地區，有新加坡、香港、日本和馬來西亞；（4）一般民眾認為貪 污程度相對高，而社會菁英不這麼認為的國家或地區，有南韓和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