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作為精障者發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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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展覽作為精障者發聲的工具

精神障礙者由於失功能的醫療診斷而被貼上標籤，從而帶來污名，被認為是 可怕的、瘋狂的、像定時炸彈，媒體的傳播會更加強化這種污名，帶來社會對精 障者更深的誤解。管中祥、戴伊筠、王皓昀、陳雅萱（2010）分析了臺灣四家主 要報紙針對精神障礙者的報導發現，媒體呈現了以下四種類型的精神障礙者：暴 力與犯罪、無能與無知、可笑滑稽，以及有條件的「成就」，並標示了「不可預 測」、「無法控制」、「無行為能力」、「情緒不穩」、「無法自我照顧」，甚至「幻想 神靈附體」特質（引自管中祥，2011）。這種外在的污名會帶來精障者的自我污 名化，並進而剝奪他們自我表達的權利和能力。Younger（1995）描述受苦

（suffering）是個人失去對自我存在控制的結果，這種自主權的威脅可能會擾亂 敘述個人經驗的能力，罹患慢性精神疾病的人可能沒有能力說出自己的故事來讓 別人理解並獲得同理。Goffman 認為受污名的個人沒有被社會完全接納的資格，

對這種差異的感知會讓他們疏遠於周圍的世界和他們的自我感。污名成了一種很 強大的社會標籤，改變了個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污名剝奪了慢性精神障礙者說出 自己故事的機會，即使一些故事的確被說出來，但因缺乏連續性而遺失。當慢性 精神障礙者沒有能力以敘述的形式和他人發生連結，他們更有風險被社會邊緣化

（引自 Fleming, Mahoney, Carlson, & Engebretson, 2009）。

面對精障者所處的環境障礙，精神障礙服務的新取向一改以往個人疾病歸因 的視角，而是去試圖改變精障者所在的社會環境、文化和制度。Hocoy（2005）

就對傳統的藝術治療提出挑戰，認為藝術治療應該結合社會行動的取向才能帶來 真正的改變。Hocoy（2005）論述了藝術治療和社會行動相關聯的理論架構。他 以互動論的觀點（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來理解作為療癒取向的藝術治療如何 與政治取向的社會行動產生互動。社會心理學的互動論觀點認為，社會系統、專 業機構、同儕影響以及藝術治療師的藝術實踐都是有關聯的。Hocoy 從連結社會 行動和藝術治療的圖像（image）來談起，他認為社會行動根本上是說出個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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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受苦（personal and collective suffering）的關聯，而圖像透過標誌性的形式

（symbolic forms）有其獨特的能力，在個人層面揭開個人潛意識，再帶來集體 層面對當前共同困境的意識覺醒。

從「影像發聲（Photovoice）」的實踐可以更好地理解圖像（image）的作用 如何聯結個人和集體的困境，「影像發聲」是一種創新的理解邊緣族群經驗的質 化方法，它提供一個平台，讓參與者透過攝影，自己來定義圖像、語言、情境來 呈現他們的經驗，這些成果會公開，最終目的是影響政策制定。Fleming、

Mahoney、Carlson 和 Engebretson（2009）的「影像發聲」研究讓精神障礙參與 者透過攝影和敘事來呈現他們的經驗，透過攝影，精神障礙者表達出了語言無法 述說的處境，濃霧中帶著面紗的女人述說了一種憂鬱和疾病帶來的無存在感，斜 坡上的鎖鏈柵欄述說了尋求治療的重重障礙…研究者透過對 15 位精神障礙者的 55 幅攝影作品進行分析和敘述，發現了精神疾病經驗的核心經驗，包括受苦

（suffering）、污名（stigma）和身份缺失（loss of identity）。當這樣有共同困境 意涵的圖像以巡迴攝影展的方式面向公眾時，就挑戰了主流聲音中的刻板印象，

透過描繪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勇氣和脆弱引發了公眾對精神障礙者和自身處境的 反思。

社會行動取向的藝術治療嘗試提出問題，藝術治療是在服務社會中的誰或者 什麼理念？主流社會認為的健康、正常、人性、自我的這些概念是誰在定義的？

當藝術治療不自覺地在為主流文化社會服務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成為共犯結構，

來迫使精神障礙者適應並與有缺陷的精神健康系統合作？這是社會行動取向對 傳統藝術治療的批判。透過圖 2 可以看到 Hocoy 所理解的社會行動和藝術治療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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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影響弧線（Arcs of Influence）（Hocoy，2005）

Hocoy（2005）認為有社會意涵的臨床工作就是社會行動，社會行動也是在 做治療，兩者之間是互相關聯的過程。圖 2 所示的影響弧線（Arcs of Influence）

就代表了藝術治療者的社會行動和治療實踐，其實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行動的 起點不同。在弧線 A 中，治療者直接面對社會不公正，從而影響到案主以及案 主的自我陰影（ego-shadow³）構成。就精神障礙服務領域來說，治療者首先要 覺察到自我潛意識裡對精神障礙者的看法，當它浮現到意識層面的時候，便會改 變治療者所在社會的平衡，在日常互動中，治療者便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影響他

／她接觸的任何人。一旦當治療者理解了精神障礙者的處境，他／她可能會在更 大的社會層面為精神障礙者爭取權益，A1 箭頭所呈現的就是這個歷程。當精神 障礙者的處境在主流社會的集體潛意識浮現到意識層面時，邊緣聲音得以被聽 見，可以和主流聲音重新達到一個平衡，這也從而讓案主對個人處境的理解獲得 從潛意識到意識層面的轉化，這是 A2 箭頭所呈現的歷程。弧線 B 比較類似傳統 的藝術治療工作，治療者影響案主，透過案主的意識覺醒從而影響社會中主流和 邊緣聲音的平衡。Hocoy 認為行動取向的藝術治療者（activist-therapist），要優先 面對邊緣化的族群，讓噤聲者表達，重新記起被剝奪的經歷，挑戰有缺陷的意識 形態和迷思，最小化權力差異，並且在片段化的關係中尋求完整性，行動的最終

3自我陰影（ego-shadow）：指個人的無意識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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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歷史上來看，精神障礙者的藝術展早有案例。Hans Prinzhorn 是一位 心理學家兼藝術歷史學家，他收藏了 6000 多幅精神障礙者的作品，這些作品都 發現於歐洲早期偏遠隔離的庇護所。基於這些作品，他在 1922 年出版了一本書 叫做《精神疾病的藝術性》（Artistry of the Mentally Ill）。在 1958 年，這些作品 第一次公開，並在美國的博物館巡會展覽，這些作品強烈的視覺想像力和象徵性 內容震撼了公眾（Spaniol, 1990）。

之後也有藝術治療領域的實踐者嘗試以展覽的方式公開精神障礙者的作 品。Spaniol（1990）整理了 1989 年在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精神障礙 者的畫展籌辦經驗，該展覽名為「藝術和精神疾病：新圖像」（Art and Mental Illness：New Images）。透過一個藝術倡議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Advocacy Through Art）的運作，他們從藝術學校、藝術治療師、精神科醫院、中途之家、

自助團體徵集精神障礙者的繪畫作品，基於去污名目標及藝術特點的挑選標準，

委員會選擇出了最終要展覽的作品。這些作品反映的是各種各樣的人類情緒，從 喜悅到憤怒，從溫暖的感情到背叛的絕望。有一些代表了當代藝術潮流的專業作 品，也有一些是直接、赤裸裸地表達深刻的個人感受。每一幅作品都能以一種驚 人的力量喚起我們共通的人類情緒和經驗，這種觀展者感受到的共鳴經驗是能夠 超越障礙的。Quinn、Shulman、Knifton 和 Byrne（2010）曾對 Scotland 的 20 場旨在去污名和復元的精神健康藝術和電影節進行研究，透過對 415 名觀展者的 量化和質化研究發現，這些活動能夠增加觀展者的正向態度，包括瞭解精障者的 個人貢獻、能力及復元潛力。其中，他們也特別提到，和傳統公眾教育途徑所不 同的是，基於藝術的方式可以讓觀展者有情感上的參與，並且在觀展者與精神障 礙藝術家之間建構共同的意義和理解，情感上的共鳴是藝術所特有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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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陳佳利（2014）透過對澳洲、英國及臺灣的精神疾病展覽的個案考察，

把展覽分為兩種敘事角度：

1.從科學或醫療專業者的視野來書寫相關醫療發展與歷史

這個角度的典型展覽形式為舊療養院的建築再生利用，從醫療觀點的角度，

呈現醫療發展歷史中使用的器材、文物及精神病患於療養院內的處境。例如英國 布里斯托（Bristol）的格蘭賽醫院博物館（Glenside Hospital Museum）。該地區 的精神療養院於 1994 年關閉，為了保存與書寫該院的歷史，由心理諮商師帶領

Snyder 和 Mitchell（2006）主張要從精神障礙者個人敘述、藝術表演及電影 等非科學論述來展現他們的經驗，而非以醫療觀點持續強化社會對他們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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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和 O’Sullivan（2010）認為應思考博物館如何在上述觀點尋求平衡，即 呈現病人主體觀點外，也應將過去的醫療診斷及對身心障礙者的標籤視為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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