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與能指的發明

（閱讀：《雅克．拉康（下）》：419）在符號系統無法擔保之處，為何可以「發明」一些 不同的象徵位置以嘗試產生不同的意義呢？當然有可能，上述引用 Frued 觀察到小孩的

「fort／da」就是如此神奇發明的時刻，小孩渴望著母親，但現實中母親無法一直在身 邊，小孩便透過一個神奇的「想像力、區別、發明、創造」過程，以自己口中發出的「fort

／da」代替了母親的「不見／出現」，將母親連續的生命過程轉換為自己可控制的象徵 或符號予以替代，從「被動處境」轉換為「主動處境」，以舒緩自己「希望母親一直在 身邊」的欲望無法被滿足的焦慮，但也僅是「舒緩」而已，因為一旦意識到自己正在控 制的只是「符號替代物」，一旦替代的效果失敗，「真實的缺席」很有可能會帶來更加強 烈的難以承受。仍然是一種「兩難」的處境。我們不但必須以割捨一部份的生命渴望做 為代價，接受或發明替代物進入象徵或符號秩序，使自己異化（alienation），而且還將 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如此，因為看似穩定的符號秩序是不完美的、是網格的、化約 的，因此它有替代失敗的可能，但是對一個人而言一旦替代的效果失敗了，也意味著這 個人在世界中的相關位置可能被連根拔起。一個人在世界中的相關位置被連根拔起，將 被經驗為「世界在旋轉、崩解」，人將難以忍受，就像文本中我所經歷的「無名狀態」。

（→對真實的替代失敗，或是真實的回返將爆破符號系統）

6. 「不完美的」替代效果：超過與不足

我們說符號秩序是不完美的、網格的、化約的，在某個層面是指，我們說出來的「話」

不足以將活生生的連續生命「說」得完全，這意味著我對自己的認識可能是被化約的、

網格的，「我對自己的認識」指的通常就是「自我」（ego）；而在「我」是符號秩序中的 能指這個層面上，符號秩序是不完美的、化約的，也意味著在符號秩序中取得身份位置 的「我」就不可能是完整一致的，這樣的認識同時也使得我的「剩餘、多餘」取得了一 種位置，就像數學除法中餘數的位置，將我的「剩餘、多餘」擺進符號秩序中，大約就 是「大家認為我該改正而未改正、別人視為怪異、不知怎麼回事就是怪」的那些「產生 干擾的部份」，這部份是以「無法好好擺進符號秩序」的方式涉入符號秩序的。因此，

符號產生的替代效果，不僅是「fort／da」替代了母親的「不見／出現」，也替代了小孩 自身的焦慮感，但處理的效果僅是「舒緩」，這不僅指對母親活生生的連續生命僅僅是

「部份替代」或「無法完全替代」，更是指對自己的生命焦慮感僅僅是「部份替代」或

「無法完全替代」（有多餘）。在這種情況下，「符號」的位置就中介於母親與小孩之間，

成為一種「調節」，而「調節」是動態的、不確定的，是適度的，與不足或超過的。然 而真實生命充滿偶然性，因此為了成為一個穩定的個體，人必須隨時在被各種「偶然」

入侵的情況下不斷再予以調整，調整不足就是面臨意義空無的焦慮（空掉了）或直接掉 入無名狀態的恐怖，調整超過就是將符號固體化以完全替代掉活生生的生命，被替代掉 的活生生生命的不僅是自身的生命也是對方的生命。

（→相對他人支配面 M(A)，這是從主體認同面說，I(A)認同總是會失敗的）

在此，我們看到了兩種關係：「符號」調節的超過與不足。（1）「調節超過」的描述讓我 們接上 Heidegger 的「人家生產的僵固意義」與「屬我的個別意義」的關係，顯示了符 號對活生生的生命進行了殖民，將生命本身殺死，死的符號本身反而像活了起來支配著 被殺死的生命，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誰叫做「人家」，我們卻經驗到了活靈活現充滿影響 力的「人家」，「人家」還要求我們服從它，常常我們也真的天真地服從它：我們將思想 交給教育體制、未來交給考試制度、身體交給醫療體制、共同生活交給政黨管理、情感 關係交給倫理制度…等，人與符號秩序的關係變成這樣簡直像是「圈養」的關係，人被 人家的強制性、僵固性圈養著，活的生命本身被蒙蔽了，人不再用眼睛看、不再用耳朵 聽、不再用肌膚觸碰，不必再猜測詮釋、不必再小心翼翼理解，不再機敏地關注公平與 正義，不再尋求面對無名瘋狂的智慧與力量。如 Lacan（1966／2001）在〈精神分析 中的言語和語言的作用和領域〉說的，這簡直像在對一個純理工科的標準人（如我）說 的：

（第一個悖論）存在的消失表現在言談的陳腔濫調中。在陳腔濫調中，主體不是在說 話而是被語言所說，我們可在其中看到以僵固形式出現的無意識的象徵符號。…這是 文化指定給主體的位置。……（第三個悖論是主體的悖論，）他在話語的客觀化中失 去了屬於他個人的意義（→個人主觀形成的客觀反而使其失去個別意義）。在科學的 共同工作中和科學這個普遍文明要求中，這種客觀性使人不必擁有他的主觀性，更不 必生產他的個別意義，科學文明通常也不贊成這個。而在科學的客觀性中，人們日常 生活裡彼此的交流是沒有問題的，一個人同大家參與著文化工作，從填充休閒的娛 樂、從偵探小說到歷史回憶錄、從教育講座到人際關係修補密技，這一切一切都足以 使人忘記自己的存在與死亡，也在這種「大家」支配下的虛假交流中，忘記了一個人 活著的個別意義。⁷

（2）而「調節不足」則讓我們接上 Heidegger 所忽略的「無名、剩餘、瘋狂」，Žižek

（1997／2004）在《幻見的瘟疫》說道：

人類自我超越的模塑性（plasticity、可塑性）與自由，乃是建築在「物」與「文字」

兩者的距離中，以及建築在我們與現實之間產生關聯的方式，總已被一個「偶然的符 號化過程」予以調節中介的事實裡。也就是說，唯有經歷「原初壓抑」（primal repression）的過程，人類主體才能獲致並保有與（被符號所中介調節的）現實之間 的距離：藉著對某個「未知創傷」（traumatic x）的排除（foreclosure，除權、符號 界對x的排除），我們所經驗到的「現實世界」才能組構了起來，那某個無名未知的創 傷因此保有不可符號化、真實的核心，而繞著這個核心運轉的，就是符號化的過程。

創傷（某個失落客體的、具有摧毀力量的執爽景象的），對創傷的「剩餘性固著」，啟 動關於人類狀況之動力的，正是這個無名創傷避開了每個符號化過程的事實。這個「創 傷」對符號界的運作是，一次又一次地回返同一核心，爆破任何符號的組構。⁸

也就是說，人能在象徵與符號世界中取得自己身份的位置，在「不足」這一端是一種「至

7 Lacan（1966／2001），《拉岡選集》〈精神分析中的言語和語言的作用和領域〉，褚孝泉譯，

上海：三聯書店，頁 291、294。

8 Žižek（1997／2004），《幻見的瘟疫》，朱立群譯，台北：桂冠，頁 145。

少」的邏輯，失去這個「至少」，人的符號組構就會被爆破，世界就被經驗為崩解狀態。

這個「至少」是一種對某個未知創傷的「原初壓抑」，也是在能指鏈中一個「主要能指」

（master-signifier）的獲得，透過這個「主要能指」人才能夠在能指鏈上產生「錨定」，

接上符號秩序的運作中。前面說過，能指鏈的運作就是不斷地滑移，直到滑移暫時停止 下來意義才被獲得，這個靜止的時刻就是主要能指出現的時刻。能指鏈的出現與不斷滑 移，是意義生產的必要條件，它會給意義生產形成一個「語境」，但是能指在鏈上不斷 滑行只會帶來一種不確定性，需要一個主要能指對能指鏈的穿越、錨定，使滑移被固定 下來，穩定的意義出現。但是這個主要能指的錨定導致意義能夠出現，並不是說人就得 到了「真實的自我」，它反而說明了「人只能活在故事裡」，並且更極端的「人只能活在 某個偶然獲得的故事裡」，因為這個主要能指的獲得是偶然性的、有許多其他選擇的，

這就是 Lacan 小故事裡的最後一點：在月台眾多事物之中，吸引姐弟注意到的是「男廁

／女廁」。

舉關於「自我敘說故事」的例子。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句型：「那時候……直到現在我 才瞭解到……」這不就是對同一個事件的兩種理解？而且如果這個句型是在諮商室發生 的，或許坐在個案對面的諮商師還會有第三種理解，如果這個句型是在團體諮商中發生 的，那麼團體有多少人，或許就會有多少種理解。這是說，我們的「真實情境」與「諸 多種符號化的故事」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個間距，在這個間距中總是會冒出某個「（第一 時間的）主要能指」，這個（第一時間的）主要能指和上述那個作為錨定的主要能指不 同，而必定是一個「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意即它沒有固定的、絕對的意義跟 隨著。但是特別之處又在於，它又不會「真的是空的」，它幾乎隨時都有一個以上的意 義填充於這個（第一時間的）主要能指，這就意味著，在「我」作為主要能指的層面上，

「我」明明有可能是一個「空的能指」，但是一個人是會去堅持「我必定是有意義的存 在」的，人會非常固著於這點，甚至是以一種不可懷疑的、絕對的態度執行這樣的堅持

「我怎麼可能會沒有意義？」，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這種絕對的堅持，使得這個作為 主要能指的「我」一直存在著、被填充著，隨著生命經驗的改變被填入（說出）不同的 敘說故事（甚至是用穿鑿附會、自圓其說、自我感覺良好…等等的方式！），而坐在對 面聽的那個人，若也持相同的信念，則他也會在不同的脈絡下幫著這個人「說入」不同 的故事。一旦人對這個「主要能指有所錨定」的堅持放棄了，人將隨著放棄作為世界的 存在；或是一旦人意識到「主要能指」的內容其實是空的，是等著人去填充的，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