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啟超到潘佩珠的知識傳遞與流動

在前往日本以前，潘佩珠是如何吸收新知、新學，以儲備認識世界局勢的知 識？根據他的自傳，我們可以知道越南當時的重要士人阮尚賢（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1868-1925）曾借他「《中東戰紀》、《瀛寰志略》、《普法戰紀》等書，

予因略曉寰海競爭之情狀，國亡種滅之慘，益大有激刺」。而潘佩珠自身也「曾 得讀《戊戌政變記》、《中國魂》及《新民叢報》兩三篇，皆為梁啟超所著者。」

（《潘佩珠年表》）³⁴雖然這只是潘佩珠開眼看世界的起點，但他的經驗是許多 越南知識分子接受外來思潮與局勢變化的縮影，這些「新書」已成為越南士人試 圖與世界接軌的共同書單，或是案頭必備的參考書。³⁵而隨著新學新書的蓬勃發 展，越南知識／學術典藏系統也建立相應的分類體系，編纂專門的目錄，這一知 識系統得到了重視與強化，³⁶

早在潘佩珠 1905 年到達日本之前，盧梭與孟德斯鳩已經是當時中日思想界的熱 門議題與流行話語。大約在 1880 年前後，盧梭的事蹟與思想正式進入了中日兩 國的知識視野，如 1878 年郭嵩燾（1818-1891）《倫敦與巴黎日記》、1879 年日 人高橋二郎（1850-1917）《法蘭西志》與岡本監輔（1839-1904）《萬國史記》、

證明在越南士人的知識領域裡，新學新書已經是非 常熱門的議題。其中可供我們觀察東亞知識圈知識傳遞與流動的線索，是潘佩珠 認識與理解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途徑與過程。

不過，潘佩珠並沒有在他的「閱讀清單」裡提及任何對西方思想家或日本維 新人物的認識和理解。目前所知的唯一線索，是潘佩珠到日本之後，才真正接觸 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及孟德斯鳩

（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1689-1755）的思想與著作：

予自到日本後，歷究外國革命原因及政體之優劣，又心醉於盧梭、孟德斯 鳩（盧梭《民約》、孟德斯鳩《法意》等書，予皆出洋後始見之）。（《年 表》，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34 而在潘佩珠寄給梁啟超的〈上知己書〉裡，則提到他也讀過梁所著的《自由書》。見章收編：

《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96。

35 如越南另一位愛國志士黃叔沆的閱讀清單裡，也同樣有《中國魂》、《戊戌政變記》以及《新 民叢報》等著作，此外尚有《日本維新三十年史》，見白石昌也前揭書，頁 134。

36 越南阮朝成泰十四年（1902）聚奎書院重編《聚奎書院總目冊》（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A. 111），

分為經、史、子、集、西洋書五部，「西洋書」共收錄七十部九十六本漢譯西書。又如新書 院於維新六年（1912）編《新書院守冊》，現存 1914 年抄本，分為經、史、子、集、國書、

西書等六庫，《新書院守冊‧西書庫》目錄（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A. 2645）共收錄了九十九 部四百六十二本漢譯西書。附帶一提，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 華書局，2007 年 7 月）一書引《大南實錄》，誤將《聚奎書院總目冊》的成書時間定為嗣德 九年（1856），見劉書頁 176-177。

1882 年美國傳教士謝衛樓（Davello Z. Sheffield，1841-1913）《萬國通鑑》、1885 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所譯《泰西新史攬要》，

以及 1890 年王韜《重訂法國志略》等書中，都記錄或描述了盧梭的言行，並簡 要介紹其思想和影響，但這些著作提供的仍是片斷式的思想資源。此時盧梭的形 象雖未明顯變形，卻已逐漸走向眾聲喧嘩的境地。³⁷

而在中日兩國「盧梭接受史」上的重要大事，就是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

（1847-1901）於 1882 年開始在《歐美政理叢談》上連載其翻譯盧梭《社會契約 論》（The Social Contract，1762）的《民約譯解》，並於同年 10 月出版。雖然 只是節譯，卻因為中江本人較能掌握盧梭思想的精義，並能結合當時日本的實際 狀況加以闡發，加上譯筆生動流暢，此書一出，便成為影響最大的譯本。中江兆 民也因此獲得「東洋盧梭」之譽。³⁸ 1898 年，中國出版第一部關於盧梭的譯作

《民約通義》，便是譯自中江兆民《民約譯解》而來。此後，關於盧梭的譯作及 專論越來越多，1901 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盧梭學案〉，³⁹ 1902 年留 日學生楊廷棟則據原田潛譯本翻譯出版《路索民約論》。⁴⁰

37 關於盧梭思想在中日兩國的傳播及其形象演變，學界論述甚多，舉其要者，如鄭永福：〈盧 梭民權學說與晚清思想界〉，《中州學刊》1985 年第 4 期，頁 110-113；〔法〕瑪麗安‧巴斯 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辛亥革命前盧梭對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收入劉宗緒 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 年 12 月），頁 55-63；鄒 振環：〈《民約論》在中國的傳播〉，收入氏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 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 年 7 月），頁 134-139；王憲明、舒文：〈近代中國人對盧 梭的解釋〉，《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16-33；夏良才：〈《民約論》在中國的傳播〉、

〈孫中山、梁啟超和《民約論》〉，皆收入黃德偉編：《盧梭在中國》（香港：香港大學，

1997 年），頁 82-87、165-171；李瑋：〈盧梭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收入氏著：《盧梭》

（臺北：婦女與生活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8 月），頁 217-251；吳雅凌：〈盧梭思想 東漸要事匯編〉，《現代哲學》2005 年第 3 期，頁 39-43、57；〔日〕川尻文彥：〈清末中國 接受《社會契約論》之諸相〉，收入〔韓〕崔博光主編：《東北亞近代文化交流關係研究》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 年 8 月），頁 81-104；吳雅凌：〈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漢 譯及其影響〉，《現代哲學》2009 年第 3 期，頁 84-93。除此之外，袁賀、談火生選編：《百 年盧梭──盧梭在中國》（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年 7 月）一書，收錄上 述部分作品，亦可參看。筆者關於「盧梭」在中日兩國接受史的討論，主要參考上述諸作，

下文不一一贅引。

38 〔日〕飛鳥井雅道：《中江兆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年 8 月），頁 151-157。畢小輝：

《中江兆民》（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2 月），頁 18-19。在中江兆民譯著盧 梭《社會契約論》之前，已有 1878 年服部德的譯作《民約論》，後來又有原田潛於 1883 年 翻譯出版的《民約論覆義》，但兩者影響均不如中江譯本來得大，其譯作水準亦不如中江之 作。關於後兩種譯作的討論，詳見〔日〕飯島幸夫：〈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契約論』の翻 訳について〉（2005 年 9 月），網址：http://www15.ocn.ne.jp/~iijima/discours/ newpage6.html

（2010 年 9 月 9 日讀取）。

39 該文原於《清議報》1901 年第 98-100 期連載，後改題為〈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轉載於《新 民叢報》1902 年第 11-12 號。收入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上海：

中華書局，1936 年 1 月），頁 97-110。

40 連載於《譯書匯編》第 1、2、4、9 期（1900 年 12 月-1901 年 12 月）。

繼而又有柳亞子

（1887-1958）〈放歌〉（1903）、鄒容（1885-1905）《革命軍》（1903）、王

國維（1877-1927）〈法國教育大家盧梭傳〉（1904）、懷仁《盧梭魂》（1905）

等眾多作品接踵而至。經過這些著作的讚揚與謳歌，盧梭已被神化／異化，而成 為救國存亡之「靈藥」與「寶方」。⁴¹

孟德斯鳩則比盧梭略早一些進入中國人的知識視野，早在 1864 年美國傳教 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所譯的《萬國公法》

裡，就已經提到孟德斯鳩及其代表作《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1748）。

隨後許多介紹盧梭的著作，多半也會提到孟德斯鳩，兩人可謂是當時中日知識分 子汲引法國政治思想的「雙子星」。又如 1879 年高橋二郎《法蘭西志》與岡本 監輔《萬國史記》、1882 年謝衛樓《萬國通鑑》、1885 年李提摩太《泰西新史 攬要》，以及 1890 年王韜《重訂法國志略》等作，都提到孟德斯鳩言行及其思 想片斷。此時孟、盧兩人在中日兩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已頗具知名度。

在這些論述的推波助瀾之下，此時的盧梭 已經展現出強大且誇張的符號功能，離原本的形象也越來越遙遠。

42

梁啟超也同樣扮演了引介孟氏思想的傳播者角色，1899 年於《清議報》上 發表〈蒙的斯鳩之學說〉，繼而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 之學說〉（1902）一文，給予孟德斯鳩及其思想極高的評價。⁴³之後陸續有《譯 書匯編》、《國民報》、《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刊物譯介孟德斯鳩的學 說。其中較為完整的兩個譯作，是 1901 年由張相文（1866-1933）據日人何禮之

（1840-1923）譯本翻譯而成的《萬法精理》，以及由嚴復於 1900 年據英譯本開 始翻譯之《法意》，該書 1904 年之後陸續出版，至 1909 年脫稿。較之盧梭，孟 德斯鳩所展現的傳播效應亦不遑多讓。⁴⁴

41 鄒容《革命軍》：「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 換體，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 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盧梭及其思想，

至此已被吹捧到無以復加的地位。上述引文，見郅志選注：《猛回頭──陳天華、鄒容集》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頁 184-185。

42 關於孟德斯鳩在中日兩國接受情形的討論，筆者主要參考許明龍：〈孟德斯鳩的著作與中 國〉、〈孟德斯鳩在辛亥革命前對中國的影響〉，收入氏著：《孟德斯鳩與中國》（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 12 月），頁 106-142。侯鴻勳：《孟德斯鳩》（臺北：東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9 月），頁 251-258。鄒振環：〈《法意》與傳入中國的「三權分立」

學說〉，《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頁 139-145。下文不一一贅引。

43 兩篇文章基本內容相同，後以〈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 十三，頁 18-29。梁氏在文中盛讚孟德斯鳩：「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 也。』近世史中諸先哲，可以當此語而無愧者，蓋不過數人焉。若首屈一指，則吾欲以孟德 斯鳩當之。」又云：「此書（按：指《法意》）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為之丕變，真有河 出伏流，一瀉千里之勢。」引文見頁 18、19。

44 另一個可供觀察的角度，是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的編纂狀況。夏曉虹曾以「孟德斯鳩」為例，

觀察幾部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的編纂過程與建構知識系統之方式，她發現早期的辭典（其實尚 不能稱為「辭典」）由於譯名歧異紛亂（如蒙的斯鳩、蒙特斯邱），所以常有人物重出的現 象，而且各條之間對傳主的敘述也各有側重，甚至是矛盾的地方，顯見編者未必熟悉傳主事

觀察幾部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的編纂過程與建構知識系統之方式，她發現早期的辭典（其實尚 不能稱為「辭典」）由於譯名歧異紛亂（如蒙的斯鳩、蒙特斯邱），所以常有人物重出的現 象，而且各條之間對傳主的敘述也各有側重，甚至是矛盾的地方，顯見編者未必熟悉傳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