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東亞整體視角下的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研究
相對於「雅文學」而言，「小說」往往被視為「（通）俗文學」，在主流V.S非 主流的二元對立結構之中，成為一種「邊緣」文類。而在小說研究這個領域裡，
進行「東亞漢文小說」的研究，相較於古典小說名著或是重要小說類型的分析探 討，則又是另一種「邊緣」。如此說來，探討東亞漢文小說，就彷彿是文學研究 裡「邊緣中的邊緣」。事實上，小說這種看似邊緣的性質，在梁啟超（1873-1929）
標舉「小說界革命」之後，發揮原本就充沛難禦的能量，迅速地提升其文學地位，
由邊緣向中心移動。4「小說」甚至在當時東西中外知識、技術與權力所交織的 網絡中，開展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5
隨著視野的開拓、材料的挖掘，漢學界也逐漸注意到一批在中國之外，以漢 文漢字書寫的小說。漢學界對於這批東亞漢文小說的關注，始於 1980 年代旅法 學人陳慶浩先生對「漢文化整體研究」的熱心提倡，進而由臺灣中文學界展開一 連串關於東亞漢文小說之整理與出版的工作，同時也帶動了研究的風氣，多次舉 辦相關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累積了許多具體的研究成果。
換句話說，小說在這百年來所引起的文 學生態的巨變，恐怕是其它文類難以望其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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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梁啟超「小說界革命」在當時及其對後來中國小說發展之影響，學界論述甚多，較近期的 討論如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2002 年 6 月），頁 309-338；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頁 104-113；夏曉虹：〈「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
梁啟超小說研究〉，收入氏著：《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 月），頁 39-73；付建舟：《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與發展》（北京：中國科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3 月）；陳建華：〈民族「想像」的魔力──重讀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收入氏著：
《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頁 65-84。
5 參見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
6 關於陳慶浩先生發想「漢文化整體研究」的心路歷程，詳見戴玉：〈窮千里目，看漢文學史─
─訪陳慶浩〉；陳益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訪陳慶浩──簡介「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 議」暨「編纂中國域外漢籍聯合書目座談會」〉；羅景文：〈漢文化整體研究的先行者──陳慶 浩教授的治學方法與學術關懷〉。三文分別刊載於《國文天地》第 9 期（1986 年 2 月）、第 2 卷第 6 期（1986 年 11 月）、第 27 卷第 1 期（2012 年 4 月），頁 17-21、52-55、113-117。關 於東亞漢文小說的研究成果，則可參見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編：《外遇 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 10 月），「綜合座談」諸文，頁 515-570；任明華：《越南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8 月），頁 7-16；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0 月），頁 3-7；汪燕崗：《韓國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2-7。
臺灣學界除了針對東亞漢文小說展開研究之外，另有臺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教授及相關研究者 針對東亞思想、儒學，以及教育進行研究，目前正執行「東亞經典與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
而中國大陸雖然在 1990 年代末期才開始進行東亞漢籍與漢文小說的整理與研究，起步較晚，但在大量經
費和人力的支持投入之下，已有急起直追的態勢。7
但隨著東亞研究的進展，新材料的挖掘，學界開始有著與前者不同的思考導 向與研究路徑，試圖進行整體性的研究，突破既有的研究框架，相關的思考又可 分為兩類：一是從「整體研究」和「類型影響研究」取徑，一是從「區域」交流 互動的視角入手。孫虎堂認為研究者在研究域外漢文小說時，常持有一種單向影 響的觀念，進而導致實際操作的表層化。這種預設單向影響的立場，使得研究者 往往過度強調某些具體作品之間的聯繫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產生、存 在的「文化語境」與「創作場景」。因此，為了彌補上述二種現象，他認為進行
「整體研究」和「類型影響研究」，同時兼顧外來文化影響和其產生的本土因素，
而從「類型」切入，也可以避免過度誇大個別作品之間的影響力。
從陌生到親近、從漠視到關注，正說明了東亞漢籍／漢文學／漢文小說的獨 特性，得以不斷開展出新興的研究議題，逐漸展現出旺盛的學術活力。隨著研究 對象的差異，也開展出不同的研究取徑。就個別作家作品來說，較常見的現象是 研究者精細考證作家生平，深入分析作品的主題意涵與美學形式，觀察這些「域 外」或「海外」作家作品與中國文化／文學的深刻關係。這種研究取徑雖然帶有
「主體──客體」、「主流──支流（或是非主流）」、「影響──接受」等主從架 構的思維，較常得到「中國影響域外」、「周邊學習中國」等偏向結果論的看法，
但卻也有助於人們從個別作家作品了解中國文化對於域外文化的影響，以及域外 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吸納與轉化。這種研究取徑對我們了解東亞各國文化的交流 互動，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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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問題意識與方法論思考的反省，則來自於黃俊傑先生對東亞此一「區域」
文化之交流互動的觀察。他從「區域史」研究出發，認為可以將過去聚焦於文化 交流活動之「結果」的研究，轉向聚焦於文化交流活動之「過程」的研究。此一 研究轉向，使得原本重視文化交流中的「結果」、「結構」、「文本」、「中心」的研 究方式，移向注重文化互動中的「過程」、「發展」、「氛圍／環境」、「邊緣」。如 此一來，東亞文化交流也可視為東亞各國建構各自文化主體性的過程，關注彼此 的「自我」與「他者」，以及權力結構的互動情形，從而進行某種東亞文化交流 史研究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9
有意思的是，這兩種研究反思似乎有著不同的論調，孫氏提醒研究者在追求 造成影響的外來因素之餘，還要「充分重視誘發它們破土發芽的本國文化特
7 大陸學界關於東亞漢籍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以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上海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 等人為代表。至於東亞漢文小說的整理研究，則以上海師範大學孫遜教授為代表，並計畫推出
《海外漢文小說全集》、《海外漢文小說研究叢書》。2010 年底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越南 漢文小說集成》（12 月），以及包含研究日韓越和傳教士漢文小說的《海外漢文小說研究叢書》， 共四冊。
8 詳見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頁 16-17。
9 詳見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09 年 6 月），頁 187-218。黃教授進一步提出三個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可進行的主題，
即人物、物品（書籍）、思想的交流，詳見頁 207-210。
質」。10而黄氏強調東亞區域的互動交流，「不是在各國『國別史』之上的一個抽 象範疇」。11
所以，東亞整體視角下的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在關注本土特色的同 時，也著重不同文化與知識型態彼此之間的流動、變遷、轉化與對話。在探討區 域的互動過程時，也顧及到各國社會文化脈絡。換句話說，也就是兩者兼容並蓄。
而在分析文本的過程中，引入文化、歷史、社會等要素，試圖在更宏觀廣闊的文 化脈絡、歷史語境與社會場域裡，觀察並理解文學現象的形成與變遷，以抉發文 本的多重意義。
換言之，東亞區域的互動關係與共同關懷，是在各國的具體交流過 程之中形成的。一個看似回歸本土脈絡，一個則是強調交流過程，但這兩種研究 反思卻也同時運用對方所使用的方法，只是立足點和關懷的重心有所不同，卻都 是奠基在過去研究著重單線傳播的反思之上。總而言之，這兩種觀點看似相反，
實際上卻是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至於潘佩珠以及他的漢文小說又該運用那一種研究取徑呢？實際上，潘佩珠 的革命運動已跨越語言、種族、地域、國籍、以及民族文化的限制，開展出一種 以東亞區域互動為主的視野，與近現代東亞歷史變革、政治局勢，以及文化思潮 有著密切的互動。相較於他之前或是當時的越南反殖民運動來說，他的革命活動 便有著特殊性，因此不能單從越南，而是必須從東亞整體研究的視角切入。再加 上個人的思維也不可能單純地只接受某人、某事或某部作品的影響，當時的思想 世界已是新說競出、互動頻繁的局面，在眾聲喧嘩的文化市場裡，有著眾多的思 想資源可供潘佩珠選擇吸收，以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與發揮。這樣的狀況也讓潘佩 珠的政論文章與漢文小說吸收融合著中西日越的多方影響，呈現出豐富多元的面 貌，因此過去從個別或單一之作家作品來觀察不同文化之間的影響與接受的研究 取徑，已不能滿足於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的研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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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頁 16-17，引文見頁 17。
11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頁 198-199，引文見頁 198。
12 實際上，社會文化因素正是文學作品得以產生的「大文本」，法國學者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便認為：「每一個文本都是與其他文本相關時才能確定自身位置的，每一個文本都 是其他文本的亞文本或互文本，所有文學作品都是從社會、文化等因素構成『大文本』中衍 生，它們之間有共同的母體（matrix），因而它們之間可以互相參照。」見羅婷：《克里斯多娃》
12 實際上，社會文化因素正是文學作品得以產生的「大文本」，法國學者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便認為：「每一個文本都是與其他文本相關時才能確定自身位置的，每一個文本都 是其他文本的亞文本或互文本，所有文學作品都是從社會、文化等因素構成『大文本』中衍 生，它們之間有共同的母體（matrix），因而它們之間可以互相參照。」見羅婷：《克里斯多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