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調適」還是「轉化」：潘佩珠與梁啟超不同的思想趨向

以梁啟超、潘佩珠兩人對於西方思想家和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我們可 以發現在多元繁複的文化市場裡，梁啟超是潘佩珠進出東亞知識流動渠道最主要 的引領者，在潘佩珠所吸收與再生產的概念裡，有不少梁啟超所提供的思想資 源。不過，潘佩珠並非只是單純轉販知識，進行知識的再生產而已。實際上，在 梁、潘兩人所形成的知識之流裡，嵌合著中西日越等多方因素，並隨著兩人所面 對之現實處境的差異，以及前後思維的變遷，呈現出不同的內涵與走向。

潘佩珠於 1905 年抵日，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歷思想的轉變，從激烈變革轉往 漸進革新。透過研究者的細緻討論，發現梁啟超的思想由「轉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與「調適」（accommodative approach）兩種思維面向交織而成，雖然 說梁氏前後期的思想主軸有別，但其思維由「轉化」走向「調適」，並非猛然突 變，而是有著思想上的連續性與脈絡可尋。⁹⁷

近代中國的革命派傾向於「轉化類型」，主張以一套高遠的理想徹底改造 現實世界，以達到「拔本塞原」的目的，他們多以歷史有兩個階段，一為 完全成功的將來或當代的歐美社會，一為徹底失敗的當代中國，而歷史上 成功的例子，使他們樂觀地相信理想終將實現；改革派則傾向於所謂的「調 適類型」，以為不可只看理想而不顧現實，因此他們主張小規模的局部調 整或階段性的漸進革新，並反對不切實際的全面變革。

處於世變之局，清末民初的知識分 子正面臨著「轉化」與「調適」這兩種思想傾向的選擇，黃克武借用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提出的概念，說明這兩種思想傾向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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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思想前後期轉變的梁啟超，對於本文所聚焦的幾位西方思想家或是日本 維新人物的書寫，也呈現出前後期的差異，在這裡我們以梁、潘兩人共同書寫的 盧梭、瑪志尼及吉田松陰三人為例，來說明梁啟超前後期的看法。梁啟超早期對 於盧梭本人及其思想推崇備至，「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 這一組相互對照的觀念，除了可以用來檢視包含梁啟超在內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 的思想特色，也有助於我們了解潘佩珠複雜的思維面貌及其轉變的歷程。

97 許多研究梁啟超的學者大都以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月梁氏訪美歸來，做為他思想轉變的 分水嶺：前期由緩進而激進，甚至主張革命排滿；後期則由激進而緩和，趨向保守，提倡開 明專制。詳見黃克武對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回顧，氏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 適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5 月），頁 28-32。該書原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於 1994 年出版，作者於再版時雖未更動全文之結構、觀點，但增訂內容，並補充學界 較新的研究成果，因此筆者主要參考 2006 年修訂再版。

98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6。

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唯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又認為《民約論》「可講 精義入神、盛水不漏，今雖未有行之者，然將來必遍於大地」。⁹⁹然而，梁啟超 卻於 1906 年撰〈開明專制論〉一文，認為盧梭《民約論》並無實現的可能，只 是盧梭等人的主觀理想而已。¹⁰⁰又如梁啟超也曾高度讚揚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 瑪志尼，並以瑪志尼自任，將自己的感情投注在他身上。但在梁啟超的思想與心 境發生轉變後，他改以加富爾（Camillo B. Cavour, 1810-1861）自許。¹⁰¹至於梁 啟超對吉田松陰的書寫，也同樣經歷了從「打破局面」之「革命家」到具有崇高 人格之維新先驅的轉變，不再激進。¹⁰²

在觀察潘佩珠的思想選擇之前，我們應先了解潘佩珠所面臨的現實處境，以 及他渡日前後的政治主張。中越兩國同樣面臨西方殖民帝國的強勢挑戰，然中國 尚能維持國家主權，越南卻已淪為法國殖民地。所以，越南士人或是民族運動者 所要思考的問題，除了政體應為「君治」或是「民治」之外，還必須處理自身與 殖民者的關係：究竟是要「倚法」還是「排法」？基於不同的關懷，他們對於如 何進行越南民族運動的看法出現了分歧，其中又以潘佩珠與潘周楨兩人為主，彼 正因為梁啟超的看法有前後期的差異，所 以留在文化市場上供人汲引的思想資源，便有以「轉化」為主或是以「調適」為 主的兩種面貌。當潘佩珠在面對梁啟超這兩種思想傾向時，他又是如何選擇取 捨？

99 前引文見梁啟超：〈破壞主義〉（作於 1899 年），《自由書》，《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

頁 25。後引文見〈盧梭學案〉（作於 1901 年），《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 110。梁啟 超後於 1902 年作〈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高度評價盧梭及《民約論》云：「（《民 約論》）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結約，以眾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 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 眾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 明，風馳雲卷，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

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 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 112-113。

100 梁啟超〈開明專制論〉云：「夫使其內部本無此物，而欲強附益之，是斷鶴膝而續鳥脛也；

使其內部雖有此物，然未至發達之期，而強欲躐等而發達之，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彼盧梭民 約之論，無論應用之於何國，而無不失敗者，以國家本無此物也，不過盧梭等數人主觀的理 想，以為應有此種類之國家而已，而考諸歷史上，未之前聞也。故彼等欲以此精神改造國 家，其立意就令極善，無奈與國家內部自身之構造，先相矛盾，終不可得而致也。」見《飲 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頁 36。

101 關於梁啟超對於瑪志尼的推崇，以及日後的轉變，詳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年 6 月，2 版），頁 81-83，尤其是註 76 之處。而日人 松尾洋二則觀察到梁啟超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的第九小節與結論對三傑的不同評價，

前者重視瑪志尼，後者則是對三傑一視同仁。松尾洋二認為；「相對來說，在小結部分裡，

早期『新民說』的思想要素更濃厚一些，而總結部分，實際上已包含了後期『新民說』所要 闡述的思想的雛形。可以說梁啟超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在其政治思想發展過程中所處地 位就像是扇子上的軸點，而且是有兩個軸點。」詳見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 代精神史的奔流〉，頁 261-264，引文見頁 264。

102 郭連友認為：「以 1903 年 11 月為界，梁啟超此前一直強烈主張的『破壞主義』『革命家』

的松陰觀逐漸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強調松陰在明治維新中的先驅者和原動力方面的因素。」

見氏著：〈梁啓超與吉田松陰〉，頁 172-199，引文見頁 190。

此的政治主張與行動步驟有極大的不同。潘佩珠曾在自傳中提到兩人觀點上的差 異，他說：

自是一連十餘日（按：約於 1906 年 4 月），公（按：指潘周楨）與予反 覆議論，意見極相左。公則欲翻倒君主，以為扶植民權之基礎；予則先摧 法賊，俟我國獨立之後，及能言及其他。予所謀利用君主之意，公極反對；

而公所謀尊民排君之意，予亦極不贊成。蓋公固與予同一目的，而手段不 同。公則由倚法排君入手，予則由排法復越入手，此其所異也。¹⁰³

有別於潘佩珠試圖運用君主的號召力來進行越南獨立運動，潘周楨則主張應先革 除君主體制，以扶植民權，當民智民權獲得穩固的發展時，越南不患無獨立之日。

因此，潘周楨對於潘佩珠「擁君排法」、「建立君主立憲」的主張多所批評，他 認為「不必倡言排法，只當提倡民權，民知有權，則其他皆可徐圖也」。

（《潘 佩珠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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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兩人的實際措施來看，潘佩珠繼承過去越南士人武裝抗法的傳統，在殖民體制 外採取激烈的暴動革命，強調軍事人才的培育，並向日本請求外交和軍事上的援 助。而潘周楨則是希望透過法國殖民體制內的改革，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推翻阮 朝君主的專制統治，因此他反對潘佩珠的激進行動與向外求援的策略。兩人的論 如此 看來，主張擁立君主、提倡君治的潘佩珠似乎是延續舊體制的守舊派，而極力抨 擊君主專制、強調民權民主的潘周楨宛如開創新局的激進派。換言之，前者傾向

「調適」思想，後者趨向「轉化」思維。

然而，在法國所建立的殖民統治體系之下，越南朝廷早已形同虛設，成為法 人控制殖民地的傀儡。因此，就越南遭受殖民者侵略的現實處境來看，如何面對 殖民者所建立的體制，才是進行民族運動、追求國家獨立更為迫切的問題。關於 這一點，潘佩珠也提到兩人分歧的理念為實際的民族運動所帶來的困擾：

先是予與小羅（按：阮誠）擁畿外侯，本欲利用君主以迎合一般人心，其 真目的在驅逐法政府耳。因此名義，所以予出洋後，附和頗多。自西湖公 由日本歸來，大唱尊民排君之說，專攻擊君主，而置法政府不問，創為倚 法求進步之政策。一時輿論忽然紛紜，幾起黨爭之禍。（《潘佩珠年表》）

103 關於潘佩珠與潘周楨兩人在思想上的歧見，參見白石昌也前揭書，第 7 章第 1 節「ファン・

チュ・チン（即潘周楨）との論争──政体問題をめぐって」，頁 249-259。梁志明：〈潘佩 珠與潘周楨比較研究〉，收入氏著：《東南亞歷史文化與現代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チュ・チン（即潘周楨）との論争──政体問題をめぐって」，頁 249-259。梁志明：〈潘佩 珠與潘周楨比較研究〉，收入氏著：《東南亞歷史文化與現代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