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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財政收入。其次，農業企業尚可選擇提供社會福利或服務，此也就解釋了，
前文所述農場企業何以有能力，來協助地方政府提供社會福利與服務；原因就在 於透過商品借貸，農場企業雖無法得到資金，但卻可以得到足夠的農業生產原物 料，以此又可取得供應對象的選擇權，獲取維持農場完整性之能力。此外，地方 政府透過農場企業向其成員提供諸多福利，也減輕了來自提供社會服務性質的政 治團體，其於選舉之時的競爭威脅，從而也延長了自己的政治生命。145
綜合言之，建築在彼此的利益之上的地方政府與農場企業夥伴關係。這也就 是在「外部制度」中，重現了蘇聯時期對農場提供的「軟預算」制度，農場企業 不但不會淘汰，也由此得到了許多優於私人農場主的經濟利益。而農場企業的「內 部制度」仍延續集體所有制，並對成員提供了完全就業，給予優於私人農場主的 社會福利、服務，以及農業生產原物料供應，普遍保留了過去蘇聯時期的特徵。
也因此，當農場企業在「內外部制度」都較私人農場為優之時，國營與集體農場 更名的農場企業將持續存留，農民不願成立私人農場，去集體化就不會如葉爾欽 設想中，形成私人農場的蓬勃發展。
第二節 政治性質
一、延宕改革的保守勢力
阿塔曾提到，農業改革最大的威脅來自過往的農業菁英。當進行農業土地、
器具與結構的私有化之時，必會破壞舊有特權階級的利益，農業改革將變成政治 議題。146蘇聯時期戈巴契夫農業改革的爭論，形式化了蘇聯人大代表派別，第貳
145 劉願，「俄羅斯農地改革：軟預算約束與結構轉型」，中國農村經濟，第1 期 (2007)，頁 71- 72。
146 Don Van Atta (ed.), The “Farmer Thre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Reform in Post-Soviet Russia,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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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提到的「農業聯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所成立的「準政黨」（quasi-party）
團體（參見表2-3）。147農業聯盟成員多在人民大會中自稱為農業的代表，實際上 成員主要是集體農場主席、國營農場場長、農工複合體官員，聯盟不但反對國家 停止補助，更反對任何形式的私有化，特別是對於土地。
當改革機制開始運作之時，與戈巴契夫情況如出一轍，葉爾欽隨即在1992 年間陷入與副總統魯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的爭論戰中。148農業改革是俄 羅斯最困難的項目之一，葉爾欽要求魯茨科伊負責農業改革，責任由其一肩扛 起，主要目的在於轉移魯茨科伊對其它議題的注意力。當時，魯茨科伊提出計畫，
透過憑證的方式進行農業土地私有化，而只要誰有足夠的錢就可購買。表面上，
他的計畫看似符合蓋達（Yegor Gaidar）的激進私有化，149但普遍的聲明都是較 保守的。其認為經濟上必須漸進式轉型至市場，而建立私人農場的計畫必然會失 敗。有鑑於魯茨科伊的保守態度，AKKOR組織更曾發文，憂慮新建立的私人農 場將會因魯茨科伊而失去土地。150
1992 年魯茨科伊派了封電報給予地方行政官，要求暫緩農場重組工作；這 裡他主張分離國營與集體農場，建立私人農場是不經濟且浪費資源的。在同年年 中，魯茨科伊更成立了「聯邦土地與農工改革中心」（Federal Center for Land and Agro-industrial Reform），這是一個半私人的利益團體，主席為前國營農場主葉 爾瑪蘭柯（Vitalii Yermolenko），此組織與政府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實有互別 苗頭之意味。在1992 年末，聯邦土地與農工改革中心已自農業部與土地改革委 員會取得了相當多的政策執行權。151同年 10 月間，魯茨科伊提出副總統令
147 聯盟現身是在 1991 年 3 月第一次於人民代表大會開會，不過更在此之前聯盟已具有雛形。往 後因聯盟憲章與1995 年民法有所牴觸，於 1997 年更名為俄羅斯農工聯盟（Agro-industrial Union of Russia）。
148 魯茨科伊乃蘇聯阿富汗戰爭英雄。與葉爾欽兩人原是盟友，在經濟改革後卻漸行漸遠。
149 蓋達為葉爾欽政府之副總理。
150 Don Van Atta, Political Obstacles to Agrarian Reform in Russia, pp. 9-11.
151 土地改革國家委員會被剝奪了改革功能，只給予土地使用與調查的監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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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presidential directive）要求國營與集體農場收回所重新分配的土地，直到 土地分配的基準規定出來。這項實例更正確的來說，副總統令要求已給予私人農 場的土地應盡快收回。152
在接掌農業事務後，魯茨科伊勢力反而日與劇增，農業聯盟更成為其在人代 會的同盟支持者。1993 年 9 月，改革處處有違葉爾欽預設之目標的魯茨科伊被 停職。魯茨科伊則宣稱自己是俄羅斯聯邦的合法總統。接著葉爾欽發布總統令，
終止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的權力，並免除魯茨科伊的副總統職位，十月府 會流血衝突因此發生。其結果魯茨科伊以及大批反對派議員被逮捕，但反改革的 農業勢力卻並未告終，自93 年後俄羅斯國家杜馬（State Duma），成為了這些保 守勢力侷限改革的堡壘。
1992年2月，農業聯盟成立農業黨組委會，預備作為聯盟的具體政治力量。
「俄羅斯農業黨」（Agrarian Party of Russia，以下簡稱農業黨）便在如此的情形 下，於1993年2月23日至26日，召開成立代表大會，納佩申（Mikhail Lapshin）
當選為黨主席。153此次大會並通過了黨章、黨綱和組織的領導階層。該黨於93 年4月9日向俄羅斯聯邦司法部登記。黨內組成人員主要包括：前國營與集體農場 社員、農場負責人、農村知識份子代表，農業黨可以說是農場「經理級的團體」。
154
另一個主要的反對組織為「俄羅斯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以下簡稱共產黨）。整個蘇聯時代，各加盟共和國皆有單獨的共產黨，
然而俄羅斯卻沒有如此的共產黨。直到1990 年 6 月 20 日才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成立俄羅斯共產黨。「八一九政變」（August Putsch），蘇共與俄共被禁止活動，
152 Don Van Atta, Political Obstacles to Agrarian Reform in Russia, pp. 12-13.
153 代表大會共有 219 人出席，其中就有 167 位是國營與集體農場主。
154 明驥，北國探索 (台北：正中，1997)，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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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府會流血衝突，俄共又被禁止活動。155然而在 93 年的國會大選後，俄共卻 在主席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的帶領下，持續在俄羅斯政壇佔有一席之 位。156
早前許多農業黨員多為共產黨員，而兩黨反改革的保守性質又相近，因此便 在國家杜馬中形成了友好的同盟陣線。157主要要求政府對農業加大投資，以及限 制土地自由交易。第參章也談到，俄羅斯土地買賣法制化，進行時間相當冗長，
主要就是反對陣營的杯葛。1993 年之後，舊土地法典已不適用，俄羅斯新土地 法典的鬥爭卻一直持續著。95 年，杜馬採用了類似解體前最初版本的土地法典，
但這個版本被認為有太多限制，而在總統反對下被擱置在一旁。96 年 5 月杜馬 通過了另一個版本的土地法典，這個版本限制卻比先前更多，此版本甚至不允許 土地的自由販售或抵押，土地所有者更不可以授予土地給私人農場主。農業部長 赫里斯杜認為，這份提案就是要延宕國營與集體農場重組，以及打擊讓農民接收 土地。副總理扎韋留哈（Aleksandr Zaveryukha）聲稱，這份土地法典就是要否 認憲法所保障的私人所有權。158
因此，這個版本的土地法典在 96 年 7 月被聯邦會議（Federation Council）
否決了。159而杜馬議員試圖要推翻聯邦會議的決定，但所需的300 張選票只召集 到269 張。同年秋天，由杜馬 14 名成員、4 名聯邦會議成員以及 2 位政府代表 組成了「協商委員會」（compromise commission）。委員會將致力於討論出能使土
155 發生於 1991 年 8 月 18 至 21 日，一些蘇聯政府官員企圖廢除總統戈巴契夫，並取得對蘇聯的 控制，事件平息後也直接導致蘇聯解體。
156 有關俄羅斯農業黨與俄羅斯共產黨可參見：林哲雍，俄羅斯左派政黨研究(1991-2000) (淡江大 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63-79。
157 俄羅斯農業黨草創初期，就仍有許多黨員仍身兼共產黨員身份；其黨主席納佩申在建黨前，
更曾是俄羅斯共產黨的副主席。
158 Louis Skyner,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egal Uncertainty: the Privat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7 (2001), p. 991.
159 俄羅斯聯邦議會（Federal Assembly of Russia），是俄國主要的立法機關。由兩個院，聯邦會 議（議會上院）和國家杜馬（議會下院）組成。其主要職責是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制定和通 過各項法令，並對國家治理的重大問題進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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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由買賣的法規，但只在有限的條件之下進行。1997 年 6 月，杜馬通過了另 一個版本的法律，這個法規准許個人或組織擁有或租賃農地，但禁止農地的購買 或販售，外國人也被禁止擁有土地。同年7 月底，葉爾欽否決了這個版本。葉爾 欽重申了多年的立場，其提到：「我已經說過，而我也絕對不會疲於重複這個主 見，俄羅斯的土地應該被買賣，在所有文明世界中都是如此，土地應該成為農人 的資產，而且應該讓他們自己決定如何處置。」160往後，兩方繼續討論妥協方案，
並訂於97 年 11 月 22 日展開「協商會議」（roundtable discussion）。會議基本上 仍是沒有結果，所達成的幾項共識也不被葉爾欽所接受。161
1998 年 2 月，納佩申威脅，假如葉爾欽繼續推動農地買賣，將引發「農民 風暴」（a peasant storm）。4 月杜馬以 265 對 3 票通過土地法典草案，這份法典 主要以先前「協商會議」的共識為基礎。因此草案送至聯邦會議也以97 比 21 票 通過。但總統葉爾欽還是否決了這份土地法典，原因在於這份法典仍未給予土地 自由買賣之權利。同年9 月，總理基里延科（Sergey Kiriyenko）為了能持續得到 世界銀行的金融支援，提出了公民有權購買、售出、租賃與抵押土地的法典草案，
但往後進入杜馬議程被兩度否決。162
兩黨之所以反對土地自由交易，主要源自於傳統的意識形態。其承繼自蘇聯
兩黨之所以反對土地自由交易，主要源自於傳統的意識形態。其承繼自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