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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形成了私人農場較優越之說。68
而接受西方改革建議的葉爾欽，顯然視美國與加拿大此等糧食大國，以私人 農場為主體的結構，為俄國農業所必須學習的榜樣。換言之，土地國有與農場規 模過大的無效率，是直接影響農業不振之因素。前者必須給予農民土地，進行土 地私有化；後者必得重組農場規模，縮減國營與集體農場成為適應市場經濟之農 場企業，或是解散以建立私人農場。然無論是縮減或是解散蘇聯農場，都必須仰 賴私人農場的建立；解散國營與集體農場更是發展私人農場最為快速的方法。倚 靠私人農場來提升土地與農場制度的經濟效益，以穩定食物與農業原料的供應，
更進一步以此促使經濟成長與發展，即成為了去集體化改革主要之經濟目的。
第三節 政治的遺續與意圖
一、共黨對農村的控制
史達林集體化運動之意圖，就是要加強共產黨在農村的統治地位。國營農場 由政府負責管理，算是政府的單位之一，共黨勢力本就可以輕易伸入內部。而拖 拉機站則是掌控集體農場的工具。拖拉機站除了是向集體農場提供機器和設備服 務的機構外，更具備政治中心的特徵，其內設有政治副主任或黨書記，以實現共 黨對於農場的控制。69此外，集體農場內部的管理系統，更可發現共黨對農民的 掌控。如1935 年蘇聯頒佈的「集體農場標準法」（Standard Charter of an Agricultural Artel），雖然往後又頒布許多相關法令，然不變的是農場內部管理人員之任命方 式，內部管理員必須接受共黨嚴格的篩選。
68 Zvi Lerman, A Decade of 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What Russia Can Learn from the World Experience, pp. 4-5.
69 拖拉機站於赫魯雪夫時期廢除，主要原因是蘇聯政府認為已可有效掌控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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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農場內部工作方式是類似軍隊的編制，編成許多工作「隊」，隊中又可 以分成「組」，不論隊長與組長都須經過嚴格的黨政訓練，並由理事會任命。70農 場之最高行政機構為社員大會，每月集會兩次。社員大會之職責為選舉理事會之 理事，及監察會之監察員，批准農場生產計劃，決議農場預算與內部行事規則。
社員大會下設理事會，其為農場之執行機構，按照農場規模大小，由社員大會選 舉理事5-9 人成立理事會。理事互選主席與副主席 1 人，任期為兩年。理事會決 定分派農場成員的各種職位，並執行社員大會之決議。監察會設監察委員3-5 人，
任期亦為兩年。其職務在主持現金帳目之稽核，以及審查農場各項工作效率。71 實際上，農場主席皆由地區農業委員，一般來說是地方政府與黨部，在向國家報 告之後，象徵性的僱用並指派至農場。72而監察委員則由共黨指派至少一名秘密 警察擔任，所謂的選舉只是履行法定的形式。73
共黨掌控農場內部的人事異動，使其政權更加穩固。原因在於，這些農場主 受到提拔之後，自然會感激執政者，效忠於政權。其次，主要就是這些農場主，
可以得到來自國家的豁免權，只要不被黨解除職位，過去的罪行都不予以起訴（例 如：行賄或貪污罪等等）。而最重要的則是「特權」的享受。74擁有特權也就象 徵能享受較佳的物質生活，基本上職位越高，理所當然得益越大，而農場主或管 理者的職位來自於黨。因此，共黨對於農場的人事運作，則決定了誰可以享受特 權。
70 張德粹，農業合作的原理與實務，頁 316。
71 薩公強，頁 58。
72 鄭詩華，農業生產組織學 (台北：南天，1995)，頁 299。
73 蘇志超，頁 194。
74 Don Van Atta, Political Obstacles to Agrarian Reform in Russia, Council Contract Number: 807-06,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 1993),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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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菁英集團
透過前文了解，集體農場主就是經由政府所指派的。換言之，國營與集體農 場內部的人員晉用並無不同。而在1988 年時，國營農場存在 2 萬 3,300 座，集 體農場達到2 萬 7,300 座，若不包含內部其它職位人員，光農場主就有超過 5 萬 人。75倘若加上技術幕僚、助理人員、會計人員、農藝專家、遍及各大小鄉鎮的 農業黨務人員，以及農業地區的官員，這些農業菁英組成了類似金字塔式的結 構，其人數至少超過3 百萬。76事實上，整個蘇聯內部充斥著各種勢力範圍的權 力菁英，這些人的存在，多讓各領導人難以推動改革。77
一般來說，農村地區要比城市地區保守的多，對大變動的接受度也較低。這 批權力菁英為保有「特權」，也就成為最堅強的反改革者，並於改革之期尋求有 力人士的支持。如當戈巴契夫改革之時，便使他陷入和李加契夫（Yegor Ligachev）
的論戰，最高蘇維埃占大多數的保守派，甚至壓制不准使用私人財產的字眼。以 李加契夫為首的保守派占了優勢，戈巴契夫也不願多做摩擦與抗爭。期望在不碰 觸土地所有權議題下，進行不過於激進之改革。78
權力菁英害怕改革造成農民自治，一但農民壯大起來，他們的地位也就岌岌 可危了。例如對史塔羅杜特塞夫（Vasilli Starodubtsev）進行訪談的研究。文中表 示，在80 年代末期，他把國營農場經營的有聲有色，開始轉虧為盈。然而，即 便史塔羅杜特塞夫致力於現代化改革，但顯然是以有效的管理來加強工作效率。
實際上，他並不願意支持創造出獨立、自主的自耕農，因為這將會削弱他許多權
75 B. P. Pockney, Soviet Statistics since 1950, Table 95, p. 207.
76 海德利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台灣中華書局編譯組譯，頁 188。
77 Martin McCauley,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1993), p. 339.
78 李加契夫市共黨內第二號人物，是集體化農業的保守派鬥士，反對私人擁有財產。李加契夫
原則上同意租地政策和農民的合作社，但不能威脅到國營與集體農場制。主張以大量的金錢 支助國營與集體農場。海德利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台灣中華書局編譯組譯，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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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更甚者，權力菁英暗中散播，市場經濟會搞垮國營與集體農場，導致混亂 使農民更加困苦的謠言，造成了農民對未來的恐慌；進而排斥大變動的改革。79
追朔集體化運動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共黨對農場內部的掌控，以形成農業 地區的政治穩定。而建構了六十餘年的國營與集體農場，的確為蘇聯統治帶來相 當正面的效果。80時過境遷，集體化後也產生了為數不少的農業菁英份子，其懼 怕改革將會失去所擁有的「特權」。戈巴契夫農業改革，也的確處處受制於這些 人士的牽制。而我們自「資訊分析集團」（Information Analysis Group, IAG）對 1992 年 12 月人民代表大會（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of the RSFSR）的分析，
可以發現當時葉爾欽面對的人代會，成員多為國營與集體農場主的「農業聯盟」
（Agrarian Union），不但人數最多且是相當保守的團體（參見表 2-3）。81因此，
當葉爾欽掌權後就體認到，進行去集體化改革，不但可以培育自己在農村的勢 力，又可以打擊權力菁英，建立支持改革的群眾與團體。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如斯 托雷平給予農民土地，建立以私人農場為主的新興階層，這就成為了農業去集體 化與發展私人農場的政治背景。簡言之，去集體化改革之政治目標，即是解散國 營與集體農場，藉此瓦解反改革權力菁英的堡壘，建立以私人農場為主，支持政 府改革之群眾與團體。
79 海德利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台灣中華書局編譯組譯，頁 188。
80 Eugenia Serova, “Russia’s Agro-Food Sector: State of the Art,” in Peter Wehrheim, Klaus Frohberg, Eugenia Serova and Joachim Von Braun (eds.), Russia’s Agro-food Sector Towards Truly
Functioning Market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 82.
81 人民代表大會在 1993 年 9 月，被葉爾欽終止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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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992 年第七次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態度
黨團 代表人數 IAG 指數
激進民主派 50 +89
民主俄羅斯 48 +82
進步和諧 54 +76
中間偏左/合作 61 +24
自由俄羅斯 54 +5
母國 57 -10
工人聯盟 53 -19
主權與平等 50 -40
新興世代/新政策 53 -43
工業聯盟 51 -49
祖國 51 -67
農業聯盟 130 -73
俄羅斯 55 -76
俄羅斯共產黨人 67 -89
說明：IAG 指數，最堅定支持政治經濟改革的為+100，而最反對的則得-100。
資料來源：Lynn D. Nelson and Irina Y. Kuzes, Property to the People: The Struggle for Radical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e, 1994), p. 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