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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的回應，則隱隱暗示了這乃是官僚的花招。169事實上，想要取得自己的土地 成為私人農場主，必須要付出許多花費。依照法律，土地乃是無償給予農民所有，
但地方級的土地改革國家委員會卻會索取5 到 50 美元的費用。但更大的花費是 在取得土地證書上，農夫必須付費給予官員「疏通」農場內部人士或政府部門。
大約有95%的私人農場都是以此方式取得土地。170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聯邦主體都反對土地改革與發展私人農場，許多地區為 了使土地交易能更有規劃，早在新土地法典通過前就以制定了自身的土地法規，
如：薩拉托夫州（Saratov Oblast）、羅斯托夫州、伏爾加格勒州與梁贊州（Ryazan Oblast）等等。171然而以沃羅涅日州（Veronezh Oblast）私人農場的實例研究中 卻顯示，發展私人農場而能成為菁英者，包括：前集體農場主席、過去在集體農 場擁有較高名望人士、農村地區之政府官員、退休之軍人或維安人員。172換言之，
就算成為了私人農場，想要有良好的發展，也必須仰賴於過去的權勢與人脈，此 對一般農民實有困難。農村地區官僚問題乃是改革沉重的負擔，也是難解之政治 性質問題。
第三節 社會文化性質
一、農村人口老化
169 Jessica Allina-Pisano, “Post-Soviet Bureaucra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Institutional Facades,” paper of the Second Annual Danyliw Research Seminar in Contemporary Ukrainian Studies, p. 6.
170 Jerry Leach, http://connection.ebscohost.com/content/.
171 薩拉托夫州的土地法規畫是當時最有名的，早在 1997 年 11 月就在州杜馬通過了土地自由買 賣。Stephen K. Wegren and Vladimir R. Belen’kyi, “Change in Land Relations: The Russia Land Market,” in David J. O’Brien and Stephen K. Wegren (eds.), Rural Reform in Post-Soviet Rus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p. 98.
172 Jessica Allina-Pisano, “Land Reform and the Social Origins of Private Farmers in Russia and Ukraine,” in Stephen K. Wegren (ed.), Rural Adaptation in Russia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5), pp. 12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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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章表 4-1 顯示，「年齡與健康因素」並不是影響私人農場發展的最主 要因素。然相關分析卻認為，大部分後共國家的農村地區，年紀較大者往往憂慮 改革會影響到他們的退休金，因此會毫不懷疑地相信集體式的農場。173換言之，
當農村年齡層逐漸老化之時，私人農場之發展將會受阻。葉爾欽進行去集體化改 革之時，另一個問題就是農村人口結構問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 國，在1979 至 1988 年間，平均一年農村人口外移超過 422,000 人。而當中 1959 至1987 間，農村男人 10-14 歲下降了 27%，15-19 歲下減少 37%，20-24 歲降低 了47%，25-29 歲降了 42%，30-34 降了 33%。174蘇聯時期農村青年人口外移，
年齡層逐漸趨於老化，老化的人口的結構，在改革之期對私人農場的建立，形成 了相當大的影響。
農村青年不足也就可以解釋，葉爾欽政府何以要透過其它社會階層來建立私 人農場，也就是第參章筆者所提及，給予非國營與集體農場社員使用的土地基 金。而各種調查及研究也都顯示，農村男性較會開拓私人農場事業，而經營私人 農場事業的普遍年齡介於20 到 39 歲之間。175離開前國營與集體農場，成為私人 農場主需要有強烈的企業家精神，而透過圖4-4 可以發現，20 到 39 歲之間較能 私人農場主的青年男性，1989 年 20 至 39 歲的男性有 32%，96 下降到 30%，而 比例至99 年依然下滑。數據反應出在蘇聯解體後，農村地區的青年仍持續外流，
老化問題仍舊，對於私人農場的建立便形成了問題。其次，該圖更顯示，即便葉 爾欽政府透過土地基金，來吸引城市居民成為私人農場主；但顯然90 年代期間，
20 至 39 歲的青年人口並未增加。換言之，已暗示著私人農場發展不佳的形勢。
173 Ewa Rabinowicz and Johan F. M. Swinnen,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and Decollectiv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Agricultural: Definitions, Issues and
Methodology,” in Johan Swinnen (ed.),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Publishers, 1997), p.19.
174 Stephen K. Wegren and Frank A. Durgin, p. 7.
175 Stephen K. Wegren and Frank A. Durgin, p. 7; Karen Brooks and Zvi Lerman, 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in Russia,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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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989、96 與 99 年俄羅斯農村男性年齡比例 1989 年 1996 年
19歲以下 34%
20至39歲 32%
40歲以上 34%
19歲以下 40歲以上 34%
36%
20至39歲 30%
1999 年
19歲以下 32%
20至39歲 29%
40歲以上 3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оссии 1996 [Demographic Yearbook of Russia 1996; 俄羅斯人口年鑑 1996] (Москва: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1996), Таблица 1.8;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оссии 1999 [Demographic Yearbook of Russia 1999; 俄羅斯人口年鑑 1999] (Москва: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1996), Таблица 1.9, in East View, http://www.eastview.com/main/index.aspx (16 декабря 2008).
二、文化的影響
俄羅斯幅員極其遼闊，地理、社會和人文環境差異巨大，所形成的民族個性 實難以下定論。部分學者認為俄羅斯民族性格具有矛盾性（雙重性），既殘忍又 善良，既謙遜和睦又放肆鬧事，叛逆與服從，無個性的集體主義與強烈的個人意 識，專制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等。這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集體主義」。其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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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自古以來的村社共同生活（勞動組合互助、原始 的公正平等）和東正教的聚合性（在愛的基礎上的自由與統一）。176所謂集體主 義就是，個人從屬於社會群體，如國家、民族或社會階層；在共黨教條下，集體 主義必需達到最高標準，也就是一切言論和行動符合人民群眾的集體利益。
不可否認的，集體主義在蘇聯時期的農村地區，藉由國營與集體農場發揚光 大，悠久的歷史已深深烙印在俄羅斯農民心中。普欽就曾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提出過集體主義問題。他強調：「在俄羅 斯，集體活動向來重於個人活動，這是事實；……大多數俄羅斯人不習慣透過個 人努力與奮鬥改善自己的現狀，……要改變這種習慣是很緩慢的。我們且不去回 答改變是好還是壞。重要的是有集體主義存在，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視。」
177
國營與集體農場兼具了教育農民集體主義的原理，不允許有個人突出的表 現。而在蘇聯共產主義教條中，農村地區的「富農」階級，成為了一個特殊的意 識形態惡魔。戰時共產主義與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教導之下，他們成為貪婪的地 主，被人民所厭惡，更是破壞農村集體性質之人物。葉爾欽改革最顯著的特色之 一，就是國營與集體農場員工必須自發性的去集體化行動，成為獨立自主的農 夫，以發展私人農場；而在改革開始之時，在一般農民心中，顯然廣建私人農場 會與發展「富農」階層畫上等號。如在鄂木斯克州（Omsk Oblast）之研究，就 曾聽到當地農夫如此說：「假如你變成私人農夫，我會燒了你的老婆！」；在別林 基烏斯秋格（Veliky Ustyug），178一些私人農場主遭受嚴重的破壞，他們的拖拉
176 白曉紅，俄國斯拉夫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Production/Slav_ru/slf007_2.htm (2009 年 5 月 20 日登入)。
177 轉引自董曉陽，「村社意識與俄羅斯社會發展」，東歐中亞研究，第 6 期 (2002)，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Magazine/Yanjiu/0206/003.htm#_ftn6 (2009 年 3 月 20 日登入)。
178 別林基烏斯秋格是俄羅斯沃洛格達州（Vologda Oblast）東北部的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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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與收割機被其他村民給燒毀。179
雖然，上述事件不能以偏概全認為私人農場主多會遭遇人、事、物相關危險。
然而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農民受到了不認同私人所有權與個人獨立創業的文化 意識，私人農場將會建立困難。學者偉格倫也認為，集體主義在農村地區最主要 的表現就是，傾向於不願承擔風險，寧願選擇像附屬農業那種小規模的農業，而 不是大規模、勞動密集且高借款的事業。180換言之，在葉爾欽激進改革下，這根 留已久的文化意識是無法立刻轉變的，也成為其改革最難突破的障礙。
第四節 小結
葉爾欽進行農業去集體化，主要內涵乃是針對農場層級，透過土地改革來推 動農場重組，重組蘇聯時期農場冀望以私人農場取代之，試圖依靠私人農場來達 成其農業經濟與政治目的。然而在推展私人農場的過程中，卻受到了經濟、政治，
以及社會文化性質問題之影響。這些阻礙透過前文分析論述後，筆者於此統整如 下：
（一）經濟性質問題：成為私人農場主對農民來說，使其離開前國營與集體 農場的吸引力相當薄弱。俄羅斯農業價格、貿易與稅務政策不當，導致整體農業 大環境惡劣，形成了農村普遍性的貧窮，致使多數農民資本不足，建立私人農場 困難；而私人農場之借貸更受限於土地交易法源不明與市場發展不足；政府與外 部對其支持程度也逐漸降低；種種事例顯示農民成為私人農場主，又或維持其農 場生存是非常困難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與更名後的農場企業形成夥伴關係，
179 Myriam Hivon, “The Bullied Farmer: Social Pressure as A Survival Strategy,” in Sue Bridger and Frances Pine (eds.), Surviving Post-Socialism: Local Strategies and Regional Respons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33.
180 Stephen K. Wegren, “Rural Reform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Russia,”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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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制度」幾乎是重現了蘇聯時期對農場提供的「軟預算」制度，農場企業不 但不會淘汰，也由此得到了許多優於私人農場主的經濟利益。而農場企業的「內 部制度」仍延續集體所有制，並對成員提供了完全就業，給予優於私人農場主的 社會福利、服務，以及農業生產原物料投入，普遍保留了過去計劃經濟的特徵。
農場企業與私人農場之經濟差異在兩相比較之下，農民與其成為私人農場主獨自 面對危機的環境，倒不如待在農場企業的保護之下，不但可享受過去蘇聯時期提 供之服務，更可避免更多的風險。
（二）政治性質問題：過去蘇聯時期之農業菁英面臨改革威脅，成立了政治 組織以保障自身利益。在政府中央方面，保守派早先以魯茨科伊與農業聯盟為 首，對葉爾欽改革進行阻撓；往後以共產黨與農業黨在國家杜馬積極限制土地買 賣。初期的阻礙影響了改革的效率；後期土地法典爭論曠日費時，不利於私人農 場的發展；此政治衝突就是權力菁英要保護更名後的農場企業，不至於因改革而 分裂或解散，透過農場企業完整保持自己過去的勢力，並加以打擊私人農場發 展。其次，地方政府與官僚懼怕糧食安全問題，而農場企業提供的經濟、政治和 社會諸方面利益極大，所形成的密切夥伴關係，致使地方官員也不見得願意致力
（二）政治性質問題：過去蘇聯時期之農業菁英面臨改革威脅，成立了政治 組織以保障自身利益。在政府中央方面，保守派早先以魯茨科伊與農業聯盟為 首，對葉爾欽改革進行阻撓；往後以共產黨與農業黨在國家杜馬積極限制土地買 賣。初期的阻礙影響了改革的效率；後期土地法典爭論曠日費時，不利於私人農 場的發展；此政治衝突就是權力菁英要保護更名後的農場企業，不至於因改革而 分裂或解散，透過農場企業完整保持自己過去的勢力，並加以打擊私人農場發 展。其次，地方政府與官僚懼怕糧食安全問題，而農場企業提供的經濟、政治和 社會諸方面利益極大，所形成的密切夥伴關係，致使地方官員也不見得願意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