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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皆收編於普欽政權下。
第四節 文獻探討
俄羅斯開始邁向市場經濟轉型之際，農業伴隨著總體經濟開始變遷，各類型 農業研究的發展也日益蓬勃。而此小節所探討的文獻面向，將以論文之研究目的 與假設命題為基礎，其焦點乃在葉爾欽對於農業的去集體化改革，內容包含：土 地改革、農場重組，以及發展私人農場。透過本節文獻探討，來分析各學者之觀 點，並說明此論文的創新之處。
一、外文文獻
（一）關於「去集體化」之內涵—卡茲諾娃（I. E. Koznova）、阿塔（Don Van Atta）、偉格倫（Stephen K. Wegren）、勒曼（Zvi Lerman）、貝斯特羅夫（G.
E.Bystrov）、芭拉芭諾娃（E. S. Balabanova）、別德勒依（A. B. Bednyi）與格魯 德辛斯基（A. O. Grudzinskii）：
俄國學者卡茲諾娃從農民歷史記憶的角度來探討。其認為，「去集體化」即 是喚起農民在蘇聯時期被壓迫的記憶，並使農民憶起是如何在斯托雷平改革下提 升了地位。這將使農民支持政府的改革，對於國營與集體農場的土地與資產，能 夠順利進行私有化，打破蘇聯的農場制度。11卡茲諾娃的著作，也印證了本文對 於「去集體化」的基本解釋。而在西方學者中，勒曼提到，「去集體化」其內容 就是針對農場層級，以土地改革推動農場重組。意即對國營與集體農場土地進行
11 И. Е. Кознова, “Аграр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памя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Agrarian Reform in the Memory of Russian Peasantry; 俄羅斯農民對農業改革之記憶],”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12 (2004), cc. 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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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並重組此類集體形式的農場。12換言之，無論是俄國或是西方學者的觀 點，對於去集體化包含土地改革與農場重組其實是雷同的。本文的基礎內涵就是 源自於各文獻之定義。
在去集體化之經濟背景及目的中。勒曼認為，對蘇聯農民來說，由於所居住 與工作的土地，毫無任何的利害關係，「搭便車」（free-riding）的心態將會孕育 而生，生產刺激則相對減弱。13而阿塔與偉格倫分別提到，改變土地所有權模式，
將能給予農民一個新的刺激。也就是給予農民所居住與工作的土地，使其有真正 之利害關係，促進勞力的合理使用與有效的生產原物料投入，以穩定食物與農業 原料的供給，而進一步更能促使經濟成長與發展。14也就在這層背景與目的下，
形成了葉爾欽的土地改革。
農場重組政策上。兩個微觀層面可以與市場經濟農業劃分，包括異常大型的 農場規模與共同的生產組織。勒曼論及社會主義農業的無效率，在於過度巨型的 農場。當變成巨型農場之後，其「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增加，使得農場 缺乏效率。15這就形成了農場重組政策，由於過去蘇聯農場過度巨大，必須改組 國營與集體農場成為較小型的農場，或是促使農場成員離開，成為獨立的私人農 場主。
阿塔認為，過去大型的國營與集體農場，已顯示其無法提供國家所需之糧 食。換言之，學習西方以私人農場為主體的結構，是能改善俄羅斯當前問題的方
12 Zvi Lerman, A Decade of 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What Russia Can Learn from the World Experience, p. 4.
13 Zvi Lerman, “Agricultur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From Common Heritage to Divergence,”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6 (2001), p. 97.
14 Don Van Atta (ed.), The “Farmer Thre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Reform in Post-Soviet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p. 2; Stephen K. Wegren (ed.), Land Refor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xii-xiii.
15 Zvi Lerman, “Agricultur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From Common Heritage to Divergence,”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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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6而市場經濟國家，普遍上其農場結構乃是個體與公司類型的農場為主。而 在已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個體私人農場在農業部門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相 對而言，公司型的農場企業則是比例較少的。17也因此，葉爾欽進行去集體化的 經濟目的，就是針對農場層級進行的土地改革與農場重組，學習西方國家於俄羅 斯內廣建私人農場。
以去集體化的政治背景與目的來說，偉格倫認為，後蘇國家普遍上來說農村 菁英（農場管理者、地方農業官僚）較城市菁英更為保守，而由於土地改革的原 理來自於城市菁英。如此事態下，農村菁英努力想要保持蘇聯時期的農村政治經 濟角色。18換言之，過去的農業權力精英為其自身的利益，必將對改革形成某種 程度的問題。保守勢力將使改革寸步難行，也讓葉爾欽形成了解散國營與集體農 場，削弱過往菁英實力的動機。偉格倫更提及，葉爾欽進行土地改革與農場重組，
為的就是稀釋農村共黨份子，並建立以私人農場為主，支持政府改革之農村階 層。19也就是這層政治因素，葉爾欽進行農業去集體化，即是欲透過土地改革與 農場重組，來發展私人農場取代國營與集體農場，並依靠私人農場為政權培育新 的支持群眾與團體。
而去集體化的實質內容，在貝斯特羅夫的著作中，其開宗明義提到，土地問 題乃是現代俄羅斯最重要的議題。土地改革的過程是非常多樣性的，包含了引進 各種形式的所有權，就俄羅斯來說必須法定「私人所有權」（private ownership）。
其次，將前集體農場的土地「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給予農民。所謂的「重 新分配」，芭拉芭諾娃等三人的著作中提到，俄羅斯的土地私有化是採用「憑證」
16 Don Van Atta, “The Return of Individual Farming in Russia,” in Don Van Atta (ed.), The “Farmer Thre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Reform in Post-Soviet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pp. 90-91.
17 Zvi Lerman, A Decade of 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What Russia Can Learn from the World Experience, p. 4.
18 Stephen K. Wegren (ed.), Land Refor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pp. xii-xiii.
19 Stephen K. Wegren, “Land Reform in Russia: What Went Wrong?,” Post-Soviet Affairs, 24, 2 (2008)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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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uchers）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大眾私有化」（mass privatization），使每位 農民都能持有土地憑證。同時間，無償分配給國營與集體農場員工足夠的資金，
在不需管理者的同意下，能夠離開原農場建立私人農場。20
（二）關於「去集體化」遭遇之問題—梅杜雪夫斯基（Andrew Medushevsky）、 謝洛娃（Eugenia Serova）、阿塔、勒曼、科薩其（Csaba Csaki）、布洛克（Karen Brooks）、蘿吉歐娜（Galina Rodionova）、卡魯吉娜（Z. Kalugina）與偉格倫：
對於改革方面的問題，梅杜雪夫斯基認為，大眾對於讓私人擁有土地沒有達 成共識，形成了許多社會問題，政府與國會長期對於土地問題的爭論，直接降低 了土地改革的效益，影響俄羅斯的農業發展。21知名俄羅斯農業學者謝洛娃，也 持有相同的看法。其調查俄國各農業專家、官員與農場主等等的看法，發現國內 對於土地改革、農場重組，以及當前的國家農業政策，在認知與觀念上難有一致 性，沒有共識的社會也就造成改革阻礙。22
學者阿塔從政治面來思考俄羅斯的農業改革。其認為在土地改革與農場重組 的過程中，由於農業土地與生產工具的私有化，將會破壞舊有特權階級的利益，
農業改革也變成政治上的議題。這些舊權力精英，集合力量形成利益團體，以謀 求各政黨的支持，企圖影響政府決策。23換言之，當葉爾欽進行去集體化之時，
20 Г. Е. Быстров, “Земе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России: правовая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Land Reform in Russia: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俄羅斯土地改革：法律理論與實踐],”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 4 (2000), cc. 46-48; Е. С. Балабанова, А. Б. Бедный, А. О. Грудзинский,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c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 c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путь cтановл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in Agriculture- Way to Develop Effective Enterprises; 農業部門的所有權集中-成為 有效率的農場],” Социология Села, № 4 (2005), cc. 70-72.
21 Андрей Медушевски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ешения aграрного вопроса в России [Strategies for Solving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Russia; 俄羅斯解決土地問題之策略],”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 (2004), http://magazines.russ.ru/oz/2004/1/2004_1-1_46.html (16 декабря 2008).
22 Евгения Сер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a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o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The Public Opinion of Russian Agrarian Reform; 俄羅斯土地改革的民意觀點],” Мир России, № 3 (2000), cc.
96-115.
23 Don Van Atta (ed.), The “Farmer Thre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Reform in Post-Soviet Russia,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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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對於土地所有權的改革並不完全，
在90 年代對於土地的買賣仍有相當多的限制，呈現法律不明確的環境，壓抑了
24 Csaba Csaki and Zvi Lerman, “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CIS in the 1990s: Expectations and Achievements After the First Five Years,”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4 (1997), pp. 428-452.
25 Karen Brooks and Zvi Lerman, 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in Russia,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233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4); Karen Brooks, Elmira
Krylatykh, Zvi Lerman, Aleksandr Petrikov and Vasilii Uzun, Agriculture Reform in Russia-A View from the Farm Level,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327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6).
26 Галина Родионова,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земли: выжить или преуспеть? [The Privatization of Land:
To Survive or to Succeed?; 土地私有化：生存或成就？],”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 (2004), http://magazines.russ.ru/oz/2004/1/2004_1-1_39.html (22 декабря 2008).
27 З. И. Калуг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в aграрном cекторе России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ector in Russia; 俄羅斯農業部門的轉型],” Cборник докладов,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http://nesch.ieie.nsc.ru/5KALUG8.html (21 марта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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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文章，偉格倫提出導致私人農場發展不佳的問題。一個是私人農場資 金取得困難，中央政府無法對私人農場給予有效的借貸與補助，中央降低預算更 加重了地區聯邦主體的負擔，使某些地區無法給予私人農場足夠的資金支持。其 次則是農村年齡層老化的現象，致使私人農場的發展受到侷限。28偉格倫更進一 步提出，農業地區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特質，此根深蒂固的文化層面 問題。29上述幾篇文獻也闡釋了農業去集體化改革，所存有的經濟、政治與社會 文化性質問題，也演化成本文的主要論點。
透過外文文獻分析，了解到葉爾欽進行去集體化改革，有其經濟與政治背 景，以及目的存在，與過去俄羅斯歷史實有所通則。而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 發現，外文文獻以各種方式分析了土地改革、農場重組，以及發展私人農場。然 而，各學者對於私人農場發展問題之分析，實較為欠缺或過於簡化。文獻已顯示，
葉爾欽進行去集體化改革，不如預期般順利。換言之，改革研究的過程中，無法 避免必須從事相關阻礙面的探討。然而各文獻對於問題層面的研究，往往專注於 單一面向，也較缺乏數據資料來佐證論點。因此，儘管本研究與各學者看法多有 雷同，但筆者更欲從事化繁為簡之工作，並加以官方統計數據來輔助論證。
其次，雖然各學者對於去集體化的內涵已有相當程度的分析，但卻未有統整 性的著作出現過，大多以期刊方式呈現，叢書也多是整合各學者的文章。此外，
同時討論去集體化改革的經濟與政治面向，在相關文獻中也未曾有此嘗試。而在 分析的時間點上，也多無延伸至普欽執政之時，因此對於去集體化成果的後續發 展，筆者將於本研究中延續探討。換言之，本文將朝向系統性之整合研究，除分 析經濟因素與目標之外，並兼顧政治層面之探討與思考，更將討論普欽面對去集 體化成果的後續政策，以此形成本論文創新之處。
同時討論去集體化改革的經濟與政治面向，在相關文獻中也未曾有此嘗試。而在 分析的時間點上，也多無延伸至普欽執政之時，因此對於去集體化成果的後續發 展，筆者將於本研究中延續探討。換言之，本文將朝向系統性之整合研究，除分 析經濟因素與目標之外，並兼顧政治層面之探討與思考，更將討論普欽面對去集 體化成果的後續政策，以此形成本論文創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