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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葉爾欽（Boris Yeltsin）為達成其農業經濟與政治目的，所 進行的「去集體化」（de-collectivization）改革。主要內涵乃是針對農場層級，透 過「土地改革」（land reform）的執行，來推動「農場重組」（farm reorganization），
重組蘇聯時期的農場組織，冀望以「私人農場」（private farm）取代之。此章將 透過六小節敘述本論文之內容：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界定重要名詞 與研究範圍；第三節設計假設命題；第四節進行文獻述評；第五節說明研究方法 與限制；第六節為研究架構與章節大綱。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觀察俄羅斯歷史脈絡，可發現沙俄與蘇聯時期，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
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都曾為了農業之經濟與政治目的，對農場層級進行變 革。主要內涵即是透過土地改革來推動農場重組，重組原有農場結構，發展新式 農場。沙俄時期以「村社」（Mir）做為農業生產的主體。然而，村社制度的經濟 效益不佳，始終無法形成有效的糧食生產。1政治方面也因農民生活困苦，致使 農民暴動屢見不顯，形成反沙皇勢力。21906 年斯托雷平認為俄國的問題癥結在
1 也稱公社，1861 年農奴解放後稱之為村社。村社形成原因乃受到俄羅斯土地廣闊，群居較能
抵禦外敵；加以氣候寒冷與水源因素，獨立耕作較為不易，使村社逐漸形成。事實上俄國仍有
不同的農業組織類型存在，然於19 世紀末，村社在歐俄地區佔有率已達 80%。江宏偉，俄羅
斯(蘇聯)農業改革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博士論文，2007)，頁 32-36。
2 西歐封建時代結束，農奴（serf）逐漸成為佃農。然而俄羅斯農民的社會地位卻日益降低，農
奴制逐漸成為俄羅斯鞏固農業的制度。在農民生活愈趨困苦下，農民暴動頻繁，最為有名的為 普加契夫暴動（Pugachev’s Rebellion）。20 世紀初，農民更組成「農民聯盟」（Peasant Union），
起身反抗沙皇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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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農業，便開始著手執行改革。斯托雷平研究了立陶宛的獨立農戶，發現獨立的 私人農場要比村社更有優越性，於是開始為推廣私人農場而努力。斯托雷平冀望 透過「土地改革」推動「農場重組」，重組之內涵就是解散村社發展「私人農場」。
私人農場其經濟目的性，希望給予農民實際土地刺激農業生產；在政治上則是試 圖建立獨立農民，為沙皇專制統治培養新的支持階層。最終，私人農場建成，然 其政治勢力過小，農業生產也只略為提升。
史達林為了經濟與政治目的，1928 年啟動「農業集體化運動」（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以「土地改革」形成「農場重組」，建立了「國營農場」（state farm）與「集體農場」（collective farm）。3儘管改革過程中，遭遇了農民頑強的 抵抗，但在國家機器強勢運作下，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模式下的國營與 集體農場依舊成為了主體。4透過新式農場對於內部農民的管理，政治上加強了 統治者的地位，多年的實行，亦證明了集體化對農村內部有其穩定性；經濟面則 成功地將眾多小型農莊建構成巨型農場，累積了工業化所需之農產品。計畫經濟 制度下的國營與集體農場為蘇聯帶來快速的工業化，然其效率低落影響糧食生 產，卻又造成了農業問題。其次，集體化後多年，農村地區已形成大批具有保守 性的權力精英，他們不願接受任何影響本身權益之改革，使蘇聯領導人進行農業 改革時頻頻受阻。
當葉爾欽掌握權力後，在農業議題方面，必須面對無效率的國營與集體農 場，所造成的農業問題，以及集體化後形成的保守農業精英。葉爾欽針對了農場
3 雖然在 1917 年蘇聯就廢除了土地私有制，事實上列寧（Vladimir Lenin）始終沒有對蘇聯進行 大規模的土地改革，而在「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時期，農民仍可自由選擇土 地耕作方式，租佃土地與雇用勞工，私人農場、村社仍舊存在。
4 又可稱「中央計畫經濟」（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或「指令型經濟」（command economy）。
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進行計劃。格羅斯曼（Gregory Grossman）認為無論名稱為何，基本上蘇聯式指令經濟體制有以下特點：共產黨的運籌帷幄、
國家所有權，國家以命令式（imperatively）的計劃、指令式管理（command-administered）與 資金使用的權力；價格的控制和工資管制。Gregory Grossman, “What Was - Is, Will Be - the Command Economy?,”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Vol. 4, No. 1 (1994),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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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進行「去集體化」改革，冀望給予農民土地之後，將能重組過去集體形式 且異常大型的國營與集體農場，促使私人農場成為主要的生產組織，以藉此提升 土地與農場制度的經濟效益，穩定糧食與農業原料之供應。其次，透過私人農場 的成立，將能為自身政權培養新的支持群眾與團體，更能解散國營與集體農場，
藉此瓦解反改革權力菁英的堡壘。也就是在此經濟與政治為目的下，俄羅斯形成 了史上第三次的土地改革與農場重組。
也就是說，相對於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進行土地改革與農場重組，建 成了集體形式，土地國有共耕、生產工具公有，符合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國營與集 體農場，以此達成其經濟與政治目標。葉爾欽的「去農業集體化」，即是針對國 營與集體農場，進行農業土地私有化（土地改革），重組集體形式的蘇聯農場（農 場重組），建立非集體形式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私人農場」，來達成其經濟與政治 目的。換言之，去集體化以發展私人農場為方向的改革，實與斯托雷平有所類似，
這也無怪曾有學者以「斯托雷平的復活」（Stolypin is risen）來稱呼葉爾欽的改革。
5因此，探討 90 年代的農業去集體化改革，也進而引出了本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
回顧過往歷史脈絡，俄羅斯對於農場結構，共進行了兩次土地改革與農場重 組。表面上有著濃厚的「經濟」目的；然仔細觀察發現更存有「政治」意圖。其 次，檢視兩次改革，可發現其「背景」都蘊含著經濟與政治因素存在；經濟與政 治「目的」，皆是試圖以新式農場提升糧食生產，並建立對政權效忠的農業階層；
「模式」則是透過土地改革推動農場重組，重組原農場結構建立新式農場；而在
5 David A.J. Macey, “Stolypin Is Risen! The Ideology of Agrarian Reform in Contemporary Russia,” in Don Van Atta (ed.), The “Farmer Thre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Reform in Post-Soviet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pp. 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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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式農場的過程中，多有各式「問題」存在著；改革最終則對經濟與政治取 得了若干「成果」。本文也以此脈絡，試圖探討葉爾欽的去集體化改革，其經濟 與政治背景、目的、使用的改革模式、發展新式農場遭遇之問題，以及改革成效 對經濟與政治之影響；並進而延伸討論接任者普欽（Vladimir Putin），如何因應 去集體化之結果？因此，依據上述的問題，可進而引申下列邏輯相關問題：
（一） 蘇聯國營與集體農場，所形成的農業經濟與政治問題，促使葉爾欽進行
「去集體化」改革，來達成其設想之目的。因此，改革的經濟與政治背 景及目的為何？
（二） 「去集體化」乃是針對農場層級，進行土地改革與農場重組，以及發展 私人農場，其內容為何？
（三） 「去集體化」以廣泛建立私人農場為走向。而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 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文化問題為何？
（四） 「去集體化」成果對農業經濟與政治的影響，以及普欽執政時對此結果 之後續因應政策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