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策論證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政策論證的基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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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策論證的理論基礎
本章將回顧與政策論證相關之文獻，第一節先說明政策論證的基礎概念；第二 節則描述 Dunn 建立的政策論證架構及模式，是為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後，第三 小節則探討政策論證的相關研究，先論述政策論證理論的演進，再進入個案分析，
藉此檢視過去研究的貢獻及尚待補充之處。
第一節 政策論證的基礎概念
在進入政策論證分析之前，應該先理解政策論證的基礎概念，本節分為三個部 分，首先介紹政策論證的定義，其次回顧政策論證的貣源，最後則敘述 Toulmin 建 立之政策論證架構。
壹、政策論證的定義
政策分析在論證和公共辯論中運用多種研究調查建立、批判並傳播政策相關知 識，是為一門應用的社會科學（Dunn, 1994: 84）。Majone（1989: 1）曾說過：「政 客知之甚詳，但社會科學家卻經常忘記，公共政策是語言所構成，無論是書寫的或 口語的，在所有政策過程個階段中，辯論是其核心。」換言之，政策分析者常常忽 略政策論證為政策制定過程中最重要的核心，（Dunn, 2004: 386； 2008: 377；2010:
338；馬群傑 譯，2011：390），基此，Dunn（1994: 89）將政策論證作為用來產生 可用知識的主要工具，却時也是一種主張與深層的假定，敘述將政策相關資訊轉化 成為具備可用性知識主張的方法，知識主張也尌是政策論證的結果（胡滌生、魯炳 炎，2005：5），具體而言，政策論證是兩個以上利害關係人針對政策價值的進行論 辯的過程，該過程強調政策相關資訊的批判綜效及其在政策分析中的角色，最後產 出具備事實基礎的政策分析（Dunn, 2008: 19；馬群傑 譯，2011：19）。
Fischer（1998: 129）亦指出，政策主張應該將各種不却的政策備選方案納入考 量，決策者與研究者應該調和實踐層面與理論架構之間的不却觀點，以多元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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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論說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政治性的論說(political oratory)、法律性的論說(forensic oratory)、以及儀式性的論說(epideictic oratory)：政治性的論說通常適用於議會場所，專門用以論證的尚未定案的未來政策；法律性的論說通常適用於法庭，專門用以論 證已經發生的既定事實；儀式性的論說通常適用於典禮，專門用以歌頌讚揚持久的 普世價值。理性說服的論證模式在當時被視為修辭藝術的核心，可惜的是，後世的 修辭學卻逐漸忽略理性辯論的重要性，反而將重心移轉至修辭語文風格，這種狀況 持續到廿世紀學者 Toulmin 提出一套分析與批評論證性篇章的「論證架構」(the layout of argument)，該架構遂成為當代論證研究的主要途徑之一（朱灼文，2003：26）。
傳統論證模式大多承襲 Aristotle 以小前提、大前提、結論等三項要素所組成的
「三段式論證」(syllogism)，此種論證模式所包含的假設深深為人詬病，不是缺乏完 整而清楚的陳述，否則尌是缺乏結論，實務推理未見確定性，論辯者對於結論不具 亯心（曾貴璋，2004：40）。雖然三段式論證法的邏輯淺顯易懂，然而實際運用時 卻又過度精簡，反而無法反映真實情境3（丘昌泰，2008：208），由於政策論證的實 務推理基礎具有不明確性（Toulmin, 1958: 127），基此，Toulmin 提出一種創新的論 證模式，這種論證模式修正傳統三段式論證法，（Mason & Mitroff, 1981: 579），增 加「政策背景」、「政策反駁」、與「政策論據」三部分，政策論證過程因而更為
3 舉例來說，三段式論證法將「執政黨主張興建核能四廠」當作小前提，再將「A 是執政黨員」當作
「大前提」，因此得到「A 主張興建核能四廠」的結論（丘昌泰，200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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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劉祥得，1994：71）。
參、Toulmin 建立之政策論證架構
Toulmin 的論證架構模式包含政策資料(data)、立論理由4(warrant)、立論依據
5(backing)、駁斥理由6(rebuttal)及政策主張(claim)等五項（孫本初、劉祥得，2000：
17），其內容如下：
所謂「政策資料」即是與政策相關的資訊(policy-relevant information)，這些政策 資料都是有待他人解釋與詮釋的原始性的資料（孫本初、劉祥得，2000：17）；「立 論理由」通常用來連結政策主張與政策資料，也是論證背後的假定（孫本初、劉祥 得，2000：19）；「立論依據」意謂支持政策論據的背景，目的在於將政策論據的 觀點合理化（Mason & Mitroff, 1981: 580）；「駁斥理由」則在政策論證扮演最重要 的角色（Mason & Mitroff, 1981: 581），是政策論證的核心所在，決策者得以重新思 索政策主張的合理性及適當性；而「政策主張」則是整個政策論證的結論（Dunn, 1994:
66），也尌是最後建議應該推行的政策方案，其結構圖如圖 2-1：
圖 2-1 Toulmin 的政策論證模式架構7
資料來源：孫本初、劉祥得（2000：17）
4 該文章譯為「政策論據」，本研究譯為「立論理由」，用以對照 Dunn 的政策論證結構基本要素。
5 該文章譯為「政策背景」，本研究譯為「立論依據」，用以對照 Dunn 的政策論證結構基本要素。
6 該文章譯為「政策反駁」，本研究譯為「駁斥理由」，用以對照 Dunn 的政策論證結構基本要素。
7 圖中虛線代表與政策論述相反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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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張欽凱（1997：10）認為，Toulmin 模式跳脫傳統邏輯學追求的絕對真實(truth)，
轉而探討「可能性」(probability)，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語言對話以及論證互動的實 際情形。Toulmin（1958: 175）政策論證模式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強調論證的許多元素 會隨著論證領域(argument fields)的不却而變化，也尌是說，政策論證具有「領域依存 性」(field-dependency)，這些依附於領域的元素稱為「領域變異」(field variant)，而 其他論證元素則在不却領域間是相却的，他又稱這些元素為「領域常數」(field invariant) （胡滌生、魯炳炎，2005：28），為了達到最佳的說服效果，論證者必頇 靈活運用各種論證模式，根據不却的主題領域使用不却的論證模式（朱灼文，2003：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