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論探討與文獻回顧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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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共用資源與自主治理
每一個人對社會總生產的貢獻，依據亞當•史密斯的看法是，當 許多的個人只針對自己的報酬盤算及生產時，會由一隻「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引導，而促成一個不包含任何個人意圖，而且 對社會整體還更有效率的結果。因此按照史密斯的看法，集體利益最 理想的情況是由私人利益的自由行使來達成，這個觀念影響了許多經 濟學家甚至政治學家都相信這個樂觀的解釋,認為如果結果對團體有 利,則團體成員的行動會自導致這個結果出現。這個信仰在 1960 年代 中期受到強烈衝擊，原因是 Mancur Olson 在 1965 年出版的《集體行 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指出，若要逹成 集體最佳結果，每個人的行動要符合其利益。然而實際上，在追求私 人利益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對更大的集體利益失於保護的情況。換 言之，理性的個人自利心雖然能夠在市場交換方面為全體創造利益，
卻也會妨礙我們在集體的努力方面獲得成效（Hardin, 1982, p3）。 有關集體努力成效方面問題與現象的討論，最早是由 Mancur Olson 在其 1965 年出版名為「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有系統的分 析了理性的個人對不同規模團體提供公共財貨的可能性。人們常常認 為具有共同利益的一羣人將會為其共同利益而努力，正如個人為私利 而努力一樣。換言之，假使團體具有一個公共目標或共同利益，且一 旦目標達成人人將蒙受其利，那麼根據邏輯，一個理性而利己的個人 會盡力去達成目標。Olson 指出在每一個個人行為者理性地追求個人 利益的極大化前提下，理性的個人不會為共同或團體的利益而奮鬥，
除非被迫或在共同目標之外另有誘因使他們願意承擔公共目標之成 本與責任（Olson，1965:1-2）。導致這種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不一致 的情況，主要原因是團體的公共目標或共同利益為一項公共財，個人 不論其是否付出都可以享受由其他人努力的成果時，將會存在著搭便 車的可能性，儘管成員都很關心集體利益，甚至團體成員也具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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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識，亦不能保證個人一定會為實現團體的共同利益付出成本，尤 其當團體愈大個人愈不可能為公共利益而行動。
Olson 的觀點遭到傳統理論的評批，認為組織或團體的凝聚力是 受到成員的共識所影響，如果成員對團體的目標與進行方式有相當一 致的看法，團體就會有所行動。Olson 則反駁指出，共識固然是不可 或缺的，但對集體財是否必要與獲取方式的一致意見，並不能保證團 體目標的必然實現，「既使連意見絶對一致，志願而理性的行動都不 能促使潛在團體18為公共目的而組織起來」（Olson，1965:60）。團體 行動的兩大障礙是不可以不加以區分的，即缺乏團體共識與缺乏個人 誘因。Olson 也特別指出，經濟誘因並非唯一有關的因素，人們還有 其他關心的目標，例如特權、尊敬、友誼或種種社會與心理的目標。
換言之，Olson 也注意到社會網絡對集體行動的重要性，但只有在成 員有面對面接觸的小團體當中奏效。
同一時期賽局理論（game theory）推導出的囚犯困境（prison’s dilemma）範型也受到熱烈的討論，更擴大了集體行動問題的研究範 疇。犯困境說明的情況是在缺乏溝通協調及互信的條件下，個人為自 己利益追求的考慮，總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支配策略，結果將是大 家同蒙不利19。也由於缺乏溝通與互信，參賽者都沒有試圖改變對方 獨立作出策略選擇的動機，在無力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情形下，個人 選擇自己“最佳的”策略均衡，並不是一個帕累托意義上的最優結局
（Pareto-Optimal），亦即個人的理性行為將導致集體不理性的結 果。
其後 Garrett Hardin 於 1968 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富有挑戰
18 Olson 將團體的性質分為三類，第一類稱為特權團體（privileged group），其成員 當中有人因預期獲得的利益會大於單獨負擔實現公共財的成本，願意挑起完成公共 財的擔子，因此公共財不須經過組織與協議就會產生；第二類稱為中介團體
（intermediate group），其團員因為獲利太少而沒有單獨負擔公共財成本的動機，
但是團體成員人數並未多到沒有人注意個人出力與否，所以不一定有公共財，若有，
則必須透過組織或協議；第三類為潛在團體（latent group），團體規模最大，個人 在團體中沒有人會注意他人的行為，因此不出力也不會引發任何反應，既使公共財 的集體利益很大，個人也不會為推動大團體的利益而支付組織或其他集體行動的成 本。
19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三之（三）社區治理的困境分析範型一所示之賽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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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文章“共用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20之後，
促發了生態學者將社會問題納入研究的範圍，並引起學術界對共用地 或共用資源（commons resources）的關注。“共用地悲劇”這個表 述已經成為了一種象徵，它意味著任何時候只要許多個人共同使用一 種稀缺資源，便會發生環境的退化。對於地球上某些開放性（open assess）資源，如牧草、漁場、地下水等共用資源，由於缺乏產權的 界定不具有排他性，但資源的使用卻具有敵對性，每一位使用者都會 盡其所能的利用，因為自己不利用別人就會利用，最終將導致資源的 耗竭，所有的人都無法再使用。“共用地悲劇”所呈現的亦是個人理 性自利的行為導致集體的不理性結果的悖論。
有關集體行為方面的研究，通常被歸納為集體行動問題、囚犯困 境、搭便車問題或共有地悲劇等名稱，在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 學術領域中討論著。這些模式的共同特徵都是搭便車問題，任何時候 一個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帶來的利益之外，就沒有動 力為共同的利益做貢獻，而只會選擇作一個搭便車者。如果所有的參 與者都選擇搭便車，就不會產生集體利益。然而，搭便車的誘惑如果 支配了決策的過程，最終的結果將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的。另一個情況 是，有些人可能提供集體物品而另一些人搭便車，這會導致集體利益 的供給達不到最優水平。
這種個人基於理性的自利行為會導致集體非理性或非最優的結 果，亦即在問題分析方法上的個人理性假設與集體理性結果之間的悖 論現象，大體上是由於當事人處於複雜不確定的環境當中，對於在地 訊息的掌握與理解不足，或對有權佔用集體利益的對象無法認定，以 致於難以進行財產權（或使用權）的界定，造成對集體利益的取用無 排他性（Non-exclusive）或排他成本很高。另外亦由於對於社群中 個體行為的不可預測，以及對監督與執行成果的外部效應等原因，難 以促成制度的提供與執行監督，共同為長期利益的維護而節制對短期 利益的攝取，因而無法對機會主義（Opportunistic）或搭便車
（Free-rider）行為進行管制。其最終的結果都將造成集體利益的喪
20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1243-8,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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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與資源的耗竭。
集體行動問題的本質原已極其複雜且多變，加上受到早期研究學 者在建構理論時所採行簡化模型過程的隱喻（metaphorical）所影響，
那些為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設為固定不變的約束條件，在各種場景中也 被忠實地認定是不變的，除非外部當局對它作了改變。觀察者經常希 望激起一種想像：一羣無助的個人陷入毁滅他們自己資源的殘酷進程 之中，因此在問題解決的建議上往往局限於利用外部強加的規範，即 以中央集權或者徹底私有化作為解決集體行動問題的“唯一”方案
（Ostrom,1990, p13-15）。
那些主張以中央集權來避免共用地悲劇的論者，認為人們既然無 法自我約束來利用自然資源，唯一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機構來集中控制，
由外在的政府機構來決定特定的、在中央政府看來是最優的自然資源 取用策略：中央政府決定誰有權使用資源、在何時使用、使用多少數 量、同時由中央政府來執行監督與對違規者施行懲罰。但是遵循集中 控制的建議所實現的最優均衡，是建立在信息準確、監督能力強、制 裁可靠有效以及行政費用為零這些假定的基礎上。沒有準確可靠的信 息，中央機構可能犯各種錯誤，其中包括主觀確定資源負載能力、罰 金太高或太低、制裁錯誤等，其結果仍難避免因犯困境或共用地悲劇 情況發生21。事實上，在公共行政上由政府集中管制而出現政府失靈 的實例多有所在，主張以中央集權來解決因犯困境的政策建議並非促 使集體利益出現的唯一方案。
受同樣模式的影響，另外一些分析人員極力主張，凡是資源屬於 公共所有的地方，應該強制實行私有財產制度（Demsetz，1976）。他 們認為把資源當作公共財產來對待，我們就會被鎖定在無法改變的毁 滅之中，為避免過度放牧或捕撈造成的低效率，完全的私有產權的建 立是必要的。但是很難確切地知道，當一些分析人員強調對某些共用 資源實行私有產權的必要性時，他們指的到底是什麼。若討論對土地 實行私有產權時，很清楚是指將土地分成分散的小塊，牧人們各自在 所擁有的土地上做最適量的放牧。此時牧人需要投資建造籬笆並對它
21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三之（三）社區治理的困境分析範型四所示之賽局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