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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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其甄補模式的重大觀察。本文以下於研究設計中，將蒐羅相關的人事簡歷作為 資料基礎，設定可操作的指標進行分析，以針對上述各項研究問題做出解釋。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依循政權轉型的漸進式演變，市場化、集團化後國有企業菁英的組成是否出 現個人條件、背景上的變化？國有企業菁英流動的特性為何？開始成為國有企業 改革相關研究陸續啟動的研究問題。本文以下將針對上述的研究問題與概念意涵 的層次，就相關理論及實證性研究的結果加以評析；以下文獻回顧分析，目的在 於使本文的所欲探討的焦點與過往文獻進行對話，方能就菁英本身的存在對於整 體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所代表的意義為何進行解釋。
本文獻回顧旨在歸結學界迄今對國有企業及其改革所做出的研究成果與學 術論述進行檢閱，中心將圍繞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若干變革如何影響幹部選任 的人事問題上。本文獻回顧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介紹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
產權變革，揭開國有企業本質上的變化。透過對產權變革過程的回顧與討論，可 以發現其對於國有企業人事制度帶來的衝擊表現在哪些方面。第二部份則接續產 權改革後，國有企業必須面臨的現代公司治理的環節。現代公司治理所彰顯的特 徵乃制度化的建立與專業化的構成，現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引進勢必影響國有企業 公司制度與人員的重組，企業組織在制度轉換的過程中產生的困題與如何回應既 有的制度安排是為觀察的重點。最後，則就現行國有企業與黨國之間的聯繫進行 探索，點出在新式的公司治理脈絡下，國有企業人事制度與幹部行為偏好的樣貌，
進一步引出本研究的核心問題：黨如何介入企業的人事，並因此影響公司治理制 度的執行。
一、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
關於產權的定義，係為對財產的所有權而言，是一套得以規範權利與義務的 制度。產權理論的討論發展於西方，其概念與衍生的效果在古典經濟學、馬克思 主義經濟學與新制度學派等學說中皆接受到高度注目。23爬疏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過往的文獻焦點多置於傳統產權理論所注重的「委託—代 理關係」與交易成本的討論上，直至國有企業啟動了以股份制作為產權形式的改
23 R. Coase 於其巨作《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揭開了產權於現代企業組織中所代表的重大意涵，
即帶起了交易成本的概念於其中；Douglass C. North 則應用產權理論分析組織制度運作的績效 與經濟成就兩者間的關係，而奠基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性人物。 詳見 Ronald H. Coase 著，
「企業的性質」，載於廠商、市場和法律，陳坤銘、李華夏譯（台北：遠流，1995 年）；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e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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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 Oliver E. Williamson 所認為的組織治理結構並非孤立運作，而是伴隨制度環 境的變化以及經濟行為者屬性的變化而有不同的選擇模式。42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Recent Development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7).
43 詳見如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e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epperson, Ronald 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Walter W. Powell &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Weingast, Barry R., “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Ira Katznelson &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44王信賢在針對中國國有企業「集團化」的觀察上，得出現今為數眾多的中國國有企業集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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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仍舊主導企業幹部的任免權，企業經理人的選擇機制仍慣以行政任命為主的情 況下46，企業幹部的行為偏好將如何表現，不同的學者提出了歧異的見解。學者 何誠穎、徐暮斌指出，依常規而言，企業幹部的收益應與企業發展的良莠有著一 定程度的關聯，但當企業幹部同為國家幹部的身份之後，更多的關注則不免來自 對於行政級別變化上的反應。個別的企業幹部在理性考量下，恐將以追隨上級領 導、政府的意願為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表現型態，而非以企業主體的經營考量作為 思考。47輔以企業經理人員與黨組人事交叉任職，黨組為黨國進入企業決策的效 果便呈現曖昧不明的態勢了。48另一方面，學者劉致賢、蔡中民則藉由對中國國 有企業石化與電力部門領導班子的晉升狀況進行分析，認為黨國劃定了一條對於 國有企業發展的干預邊界，在允許的區域內，企業可依市場導向進行純經濟邏輯 的運作。在企業幹部方面，其治理績效將決定日後黨政職務層級高低的參考指標，
在黨管幹部的原則下，此激勵結構將促使企業幹部以追求企業最大獲利的結果來 作為自己的「政績」表現。49因此，在黨持續對國有企業進行人事控制之際，企 業幹部的行為偏好究竟為何，又是否存在符合黨國屬意任免幹部的一套規則與資 格標準，便成為了本研究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