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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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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介入。為了完成此研究目的,本論文中將分別探究親屬、祭儀與經濟(生產 /消費)三種社會範疇中飲食經驗所再現的空間樣貌,並試圖給予一個全貌性的 觀點,微觀的從一個部落的田野材料編排出鉅視的跨地域、跨時限的飲食經驗。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另一目的是繪出霧鹿部落的飲食空間地圖,以空間具象 化之形式呈現透過飲食經驗所再現的空間:親屬、祭儀與經濟空間,並進一步分 析二者之關係。

 其一,親屬之空間。乃透過結婚豬肉分食所具象之親屬地圖,包含 殺豬場域中親屬與性別的空間分工、「可以分得豬肉」的具體範圍,

並分析其中的親屬空間意涵。

 其二,祭儀之空間。乃山肉在祭儀場域中型塑出的神聖空間,包含 男子分食祭肉的圈界、山肉於祭儀會場中的流動範圍,並說明山肉 作為視覺符碼如何具體化祭儀空間新的性質意義及其轉化。

 其三,經濟之空間。乃餐桌的食物來源圖,包含日常生活中各種飲 食來源與生產/消費空間,並說明餐桌背後的傳統狩獵空間與市場 消費空間相互交雜的拼貼經驗與味覺。

不同的飲食經驗所具體化的空間反映了現代布農人每日所經驗的各種流動:

人的流動、生命經驗的流動、傳統符號的變動。因此本圖將繪製出三種文化範疇 的地圖:跨地域性的透過豬肉交換的親屬地圖、山肉所連接與區隔的聖俗祭儀空 間以及日常飲食生活中霧鹿布農人的生產/消費地圖。

第四節 文獻回顧

為能達成前文提到的研究目的,我試圖引用 Pierre Bourdieu(1980)的日常 生活實踐概念,說明這彷彿天生自然的傳統慣習如何透過個人與各種不同力量影 響的實踐,回返改變外在社會結構及結構本身,乃至空間樣貌與性質。由此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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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分別從飲食人類學與空間理論進行文獻回顧,並以實踐理論的方法結合二者 -日常生活的實踐如何型塑空間與人地關係,而流動的當代情境又如何回返改變 了傳統文化結構。

一、飲食人類學

在人類學上,關於飲食的研究約始於 19 世紀末,早期的學者如 Garrick Mallery、William Robertson Smith、Frank Hamilton Cushing、Franz Boas 等,討論 的議題包含食物的紀錄、烹飪方式等與社會組織階序的關係等。近代的學者則包 括Claude Lévi-Strauss 與 Mary Douglas 對於飲食的結構之討論、Jack Goody 提出 的飲食背後隱含的階級象徵等。自此,人類學對於飲食的研究漸趨多元化,大致 可分為幾個相關的研究取向:經典飲食民族誌(classic food ethnographies)、食物 作為物的研究(single commodities and substances)、食物與社會變遷(food and social change)、糧食不足(food insecurity)、吃與儀式(eating and ritual)、吃與 認同(eating and identities)等(Mintz and Bois, 2002)。而本文所要討論的,除了 與飲食相關的認同議題外,尚會涉及到飲食與空間的討論。

族群的邊界多數時候是透過從外部與他者的比較,同時透過某些重複實踐甚 至建構出的事物來強化內部認同而來。這些事物可以是語言、儀式等,當然也可 以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在人類學飲食與認同的研究上,涉及食物如何重塑、

建構及強化/分化群體(民族、階級、性別等)的認同,可能是從群體的飲食內容、

飲食行為、飲食習慣、飲食場域、甚至飲食的象徵意涵切入,這裡涉及到飲食如 何成為認同的媒介與認同的生成過程。更進一步,本文所要談論的是認同(飲食 文化)如何實踐與再現於飲食空間,亦即組織個人(身體)與集體(我群)的過 程。

首先,食物本身能否成為族群認同的標誌、符號,甚至工具?我認為是可能 的,即便跨文化都吃一樣的物,但因為食用此物的行為、時間、空間,亦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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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何時吃、哪裡吃以及或許更重要的是─跟誰吃,這樣決定的過程受文化邏輯 思考模式與實踐方式影響相當大,也因而成為族群邊界辨識的可能。因此光看食 物此一物還不夠,還需視食用食物的活動過程中涉及的人、事、物,於是食物對 一群體因而產生文化上的意義(林開忠,2006;曾亞雯,2009)。再來是認同的 生成過程,在過去人類學上關於飲食與認同的討論,傾向主張將食物視為一物

(material substance),而此物質常被用於建構和維持社會關係,同時提供凝聚與 界定群體(Mintz and Bois, 2002)。認同的邊界可以是透過比較而得出;也可以是 透過建構與想像得出,而比較與建構的邊界可以是國家、民族、或是階級與性別。

如Cwiertka(1999)、Trubek(2000)討論法國菜被建構的過程(同上引);如噶 瑪蘭人透過食物建構/再確立的男女性別權力關係與分工,「男性:野鹿:狩獵::

女性:稻米/公雞:種植」的象徵結構,反覆實踐性別身分之意義(劉璧榛,2007)。 甚至,有時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食具因為飲食行為的實踐而產生意義,如Noguchi

(1994)、Allison(1991)和 Fieldhouse(1995)討論的關於午餐及午餐盒如何可 以成為國家認同的一部分(Mintz and Bois, 2002)。或者是透過食物的消費,如美 國黑人透過消費所謂的靈魂食物(soul food)3,去與黑人的精神美學相連結,同 時與白人階級相區隔以定義與認同自己的黑人身分(Henderson, 2007)。又或者 是透過飲食習慣的差異,如蘭嶼達悟人對於魚類的特定食用知識在當代產生的文 化重構與適應現象(林香君,2009)。除了日常飲食,與之相對應的儀式與宗教 活動時所食用之食物,更有這樣的功能,如回族的食物在宗教上的食用限制與食 用方式便清楚的畫出了界限(李保平,2009)。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飲食行為的實踐一方面形塑群體的認同,但同時,另一 方面群體的文化意識也不斷再塑其飲食行為。也就是說二者是相互影響的。那麼,

這樣與群體認同息息相關的飲食行為,會在社會空間上產生什麼影響?是本論文 所關注的。

3 如 biscuits、fried chicken 和 watermelo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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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分析理論

空間,包含了具體的物理空間與抽象的社會關係,這樣的空間一方面是獨立 自主而有其內在邏輯的,但是與其他社會文化現象或要素必須共同一起運作而不 可分。簡而言之,空間的形塑與發生於此的文化行為息息相關,二者相互影響之。

因此,我們在進行空間研究時,應該從怎樣的視角切入分析?

關於空間的研究,早期關注於其物理向度的研究,直至 1970 年代人文地理 學科漸興起,開始關注於人地經驗的「地方感」,特別是段義孚,強調「地方」

(place)作為認識世界的方式,是既普世又獨特的經驗方式。正當「地方」一詞 廣為討論之時,社會地理學家 Henri Lefebvre(1991)再度拾起對於「空間」的 討論,他說:「空間是社會產物 (Social) 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並提出社會 空間分析的概念三元組(conceptual triad):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 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與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或(spaces of representation)。這三者的概念相當複雜,卻全面的涵括空間分析的各個面向(王 志弘,2009):

1.空間實踐:Lefebvre 定義為形塑空間的特定能力(competence)與實 作(performance),這樣的空間實踐將會產生新的社會空間與社會關係。

因此,我們對於空間的分析觀點就是透過對該空間的剖析揭露而得之。

2.空間再現:Lefebvre 說這是概念化的空間,是特定類型的人依構想去 辨識生活和感知生活的空間,包括向科學家、都市計畫師、技術官僚等,

用其空間知識與技術去畫出與再現有「秩序」的空間。

3.再現空間:Lefebvre 指出這是透過相關符碼和象徵生活出來的空間,

是「居民」和「使用者」被支配體驗到的空間,比較是具連貫性的(非 切割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系統的空間。

Lefebvre, 1991:33.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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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所要探討的空間,不單是物理空間的討論,如食物來源、烹調食物、

食用的空間,同時也涉及如上所述的文化實踐所形成之社會空間關係(包括社會 關係)的討論。空間關係與樣貌的形成,與人為文化活動息息相關。於是,人群 在某地域的活動(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使得該空間變得更有「人 味」,也呈現了該空間的特有文化(蔡幸璊,2003)。例如:花蓮港口阿美人透過 日常活動-採集與漁獵活動-所實踐出來的海岸空間,不僅是身體的實踐經驗,更 是族人文化上的在地知識展現(呂憶君,2007);桃園縣火車站周邊的印尼移民 所採取的「劃界」(demarcating-the-borderoperation)之族裔經濟模式而形成的特 殊印尼飲食店商圈(黃惠麟,2011);在花蓮的鹽寮該地人群的飲食行為(在地 物產與物產的交換、飲食店的食材流動等)而形成特殊的動態的空間網絡關係(蔡 幸璊,2003)等。在上述的研究個案中,可以看見「人」作為主體怎樣與空間發 生關係,不論是形塑、改變或是融入。在此人的行為與空間的關係之發生過程即 是本研究的核心焦點,特別是霧鹿部落的空間,布農人這樣具有文化意涵的身份,

在空間關係的形成過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我關注的是背後文化邏輯的實踐,如 同王志弘(2009)所提,空間的分析視野還是必須回到特殊的在地脈絡中去檢視。

三、實踐論述

實踐理論的出現,源自於文化概念的討論。關於文化概念的追尋,一直是人 類學家的重要課題。18 世紀起,西歐國家特別是英法一方面承襲涂爾幹對於「社 會」概念的討論,一方面也開始著重於「文化」理論的深化論述:Victor Turner 的儀式象徵理論、Claude Lévi-Strauss 的結構論等。與此同時,美國也在 Franz Boas 接收自德國的文化概念下奠定美國人類學的歷史學派基礎及其延伸討論:

Clifford Geertz 的詮釋人類學、Julian H. Steward 的文化生態學等。至 1960 年代 以降,討論的焦點轉向文化變遷,此時在結構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下,「文

Clifford Geertz 的詮釋人類學、Julian H. Steward 的文化生態學等。至 1960 年代 以降,討論的焦點轉向文化變遷,此時在結構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