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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於國際社會上推動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合作與互動。因此，本文的 目的也在於，希望在此背景基礎上，透過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兩個陸海案例—中 亞和南海，進一步分析並闡述冷戰後中共的地緣策略與周邊外交關係。
如前述，中共的地緣客觀條件極為複雜，其直接和間接接壤的鄰國數量之 多，在全球絕無僅有。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共身處歐亞大陸及太平洋之 間，可謂世界第一大「海陸國」。以西，中共將以陸權外交因應與中亞國家之間 的互動關係，並以此更進一步通往歐洲大陸；以東，則要與各海域所牽涉的周 邊國家進行來往。故本文期望透過解析中共於最多陸權周邊國家的「中亞」地 區，以及海權上牽涉最多周邊國家的「南海」區域之策略與作為來回答本文的 研究問題，藉此檢視冷戰後中共周邊外交的地緣戰略與實踐情況，同時更具體 化本文所探討的理論思維與互動面貌。
因而，基於中共崛起的背景動機，本文唯有客觀清晰地去探討其參與周邊 地區外交互動的實際模樣，才能解釋在其崛起過程中，地緣因素對其外交決策 產生何種程度之影響。故筆者認為，仔細分析中共地緣外交之代表性案例將更 有助於我們掌握其地緣政治的特徵、行為模式及影響因素；同時，更能藉由本 文所分析的成果，對未來中共於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趨勢做出預測與解釋，以 達到對中共周邊外交研究有所貢獻之學術目的。
第二節 文獻檢閱
近十幾年來，隨著國際政治的變化與發展，「區域」層次議題成為學術上的 熱點；對於冷戰後中共如何於區域內經營周邊外交關係，其中的影響因素與互 動機制探討，當今學界也充滿不同理論研究與說法。首先，在發展背景上，中 共開始積極從事周邊外交與其自身國力及國際相對地位的轉變有關，因此在文 獻檢閱的部分，需先從冷戰後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進行探討，理解中共於國際 權力分配的過程中，體系實力的轉變如何影響其地緣策略；其次，在周邊外交 的決策與實踐上，則更聚焦地從國際結構下的地緣因素去進行解釋。基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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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蒐集現有的文獻，依全球層次的「權力結構」概念為大框架，再依其特徵運 用至區域層次的「地緣政治」理論之上進行探究，以做為本文理解中共如何實 踐周邊外交的主要脈絡與理論論點。
一、全球層次：權力結構的概念
冷戰後，中共於全球和地區的政經影響力不斷提高，在探討中共周邊外交 時，以國際體系的角度進行分析的文獻，主要著墨於權力結構之探究。而「權 力」和「結構」都是當今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Realism）的主旋律。關於
「權力」，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政治」是國際關係的本質，而「權力」本身不論 做為國家最終所追求的目標或是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都是各國得以增強資源 並於國際政治上施展影響力的保證。10 如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陸 伯彬（Robert S. Ross）提及，中共權力的增強已反映在當前國際政治的諸多方 面，而其周邊地區也明顯感受到其戰略地位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增長。11
（一）國際權力結構轉變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以美蘇對抗為特點的兩極世界成為歷史，國際格局由 原本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轉變為單極獨霸。在此之後，許多國家在國家能力及 國際地位分配上皆產生變化。當時，美國做為獨一無二的世界強權，具有無可 匹敵的權力優勢，是國際上一股壓倒性的力量。
與此同時，華爾茲（Kenneth N. Waltz）提出國際體系其實正處於由單極世 界轉變的過程，主要的轉移場域不是在歐洲，而是在亞洲地區。其在1993 年發
10 對於「權力」本身，傳統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有不同的看法。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 上各國傾向追求權力極大化，故權力本身就是國家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但在其之後的新現實主 義（Neorealism，又稱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則強調，安全與生存才是國家的至上目 標，權力只是保障國家達成安全與生存的手段及工具，並不是國家的最終目的。詳細內容參閱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3), pp. 13-1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p. 114-115; Robert Gilpin,“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m,”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7-8.
11 黎曉蕾、袁征譯，Alastair Iain Johnston、Robert S. Ross 主編，與中國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 大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年），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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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漢（Robert O. Keohane）雖非歸為現實主義學者，但也主張國際政治基本上 須由現實主義學派的觀點為基礎去瞭解，只是他認為需加以修正，以便符合當12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50-61.
13 冷戰的結束使國際權力結構成為以美國為唯一強權的單極狀態是毫無疑問的，但蔡東杰補充 道，美國自1970 年代以來相對優勢不斷削弱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其提出後冷戰初期的國際 結構，或可稱為「單極多邊」或「一超多強」的權力格局。詳細內容參閱蔡東杰，冷戰、霸權 秩序與兩岸外交（臺北：暖暖書屋文化，2019 年），頁 258。
14 學界通常又將現實主義區分為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又稱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前者以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為代表人物，後者 由華爾茲（Kenneth N. Waltz）最為著名。然較晚提出的新現實主義之學說發展奠基於古典現實 主義，兩者被稱為現實主義中最重要的兩大學派。 存與安全。詳細內容參閱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3), pp.13-20;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p.114-116;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 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42 卷第 2 期（2003 年 3、4 月），頁 4-6。
16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5.
17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1-92.
18 胡祖慶譯，Kenneth N. Waltz 著，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 年），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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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是否發生變化。對此，閻學通認同這樣的看法，其認為中國於國際上相對 地位的轉變，肯定會帶來國際格局的型態變化。19 故當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中共在國際權力重組之際，有此背景條件加上國家全力推動對外經濟開放，對 內增強軍事實力，使綜合國力大幅成長，中共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也與日俱 增。因此，中共於國際上相對地位的持續提升，使國際權力結構自冷戰終結之 初以來產生了變化。
在 Waltz 的權力結構邏輯下，可以理解結構轉變的原因在於系統內成員的 地位分配。而如邱坤玄提及，冷戰結束前，在美、蘇兩大集團對峙下，中共的 外交選擇基本上仍受兩極體系的制約，即使中共在1982 年提出「獨立自主」的 外交原則之後，也難以完全如願。20 但隨著蘇聯解體，國際上由兩極轉變為單 極體系，可以說為中共發展成結構中的「一極」提供了契機。在國際政治領 域，中共的經濟實力加強了北京的發言權，中共所獲得的國際地位進一步得到 鞏固，它的自信增強，也被世界更加看重。因此，在國際權力持續流動之下，
中共帶著崛起的力量與自信，更進一步將影響力向外擴散，並與周邊各國相繼 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呈現出不同於冷戰結束初期的國際權力格局。
（二）權力分配影響國家對外行為
由上述得以理解，中共在國際上相對地位提升的過程中，進一步將影響力 擴散至周邊地區。而中共的相對地位何以改變？又如何影響其對外政策？在 此，本文欲探討「權力分配」的問題。Waltz 認為，在國際政治結構中因為沒有 功能分工的現象，因此彼此間的實力差異取決於各國擁有權力的多寡；並由國 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21 因此，權力的分配才是
19 閻學通，「權力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當代亞太（北京），2012 年第 6 期，頁 18。
20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頁31。
21 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影響並決定了國際權力結構，而國家於結構中所處的「位 置」決定其相對地位，最終影響國家對外決策與行動。然Waltz 認為，兩極的權力分配方式最 能維持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詳細內容參閱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7-99; Kenneth N. Waltz,“Political Structures,”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95-96; Kenneth N. Waltz,“Reflect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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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更將無敵於亞洲；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也認為，中國驚人的經 濟規模成長速度將對其進行周邊行動產生影響；張登及則提到，24 中國大陸在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322-323.
22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 卷第 3 期（1999 年 7 月），
頁25。
23 米爾斯海默認為一國的「權力」可以分為：「潛在權力」（potential power）和「實際權力」
（actual power），而國家對這兩種權力都非常在意。他說明，一國的潛在權力建立在它的「人 口數量」和「財富水準」，這兩種資源是軍事能力的主要支柱。而一國的實際權力主要體現在它 的陸軍和直接支持它的空軍及海軍力量上。詳細內容參閱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27-28、43.
24 王義桅、唐小松譯，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大國政治的悲劇（台北：麥田出 版，2014 年），頁 454；Aaron L.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1994), p.16；張登及，「地緣因素與新現 實主義—以冷戰後中美地緣競逐為例」，政治學報，第45 期（2008 年 6 月），頁 111。
25 除了米爾斯海默提供的「物質性」權力標準，也有學者認為一國追求權力的方式，除加強自 身國家能力的成長外，也可透過外交協商、干預、友好等手段或是建立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關 係來增加自身集團或同為受威脅國家集團的力量。參閱Stephen M. 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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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所處的地位則可為國家對外行動提供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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