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一、 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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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會影響著小說作家的精神主體，而這種影響究竟如何被作家書寫？在此書 寫歷程中所產生的質變是否足以代表，或者再現了一個遼闊深遠的清代中葉的 社會面貌？自然都存有重新探討與認識的價值。或者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這 些對於性別意識、家國理念、儒家精神的思考維度，在後期的才子佳人小說中 是否依然被表現出來？又或者呈現了複雜多樣的轉化歷程？
總的來說，不論是從小說史角度為才子佳人小說尋找定位，或是從小說類 型的觀點對才子佳人小說在敘事模式上之特殊性進行勾勒，甚或是從小說文化 學的切入方法闡述小說在創作意圖與實踐上如何受到歷史文化語境之影響，當 可發見論者對於文本解讀、敘事分析、文化詮釋都具有持續深入與擴充的努力。
然而，從小說史角度而言，論者多僅針對明末清初此一斷代範圍內所產生之小 說進行討論，承認了才子佳人小說作為世情小說之一支，從而填補了《金瓶梅》
到《紅樓夢》之間的歷史空白，但卻忽略了《紅樓夢》之後的才子佳人小說創 作狀況，無法明確勾勒出才子佳人小說實際上之發展狀況，更無法從實際的文 本當中探求小說在人物塑造與情節變異，甚至是主題意涵的轉化特徵，職是之 故，本文以為在後續對於才子佳人小說的研究進程中，理應對於《紅樓夢》以 後之才子佳人小說的敘事建構與主題意向進行探究以填補小說史上之空白，此 亦為本文在其後研究中所要著重思考的主要課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清代中葉才子佳人小說為研究範圍，理應針對此一時間斷代的清 代中葉做出時間範圍的劃分，同時也應針對此一時間範圍內所指涉的才子佳人 小說作品進行確認，從之建立本論文之論述主軸，以下將針對本論文在時間斷 代以及小說作品的選擇範圍進行說明，分述如下：
一、 時間範圍
前人對於清代小說之分期的看法不一，且受到其討論之小說類型的重心不 同而略有差異，本論文將針對主要述及才子佳人小說分期之看法進行梳分，並 且對本文所以選擇1791 年至 1849 年作為清代中葉的看法進行說明。
有關於清代中葉的分期問題，不論就史學角度或從學術史角度而言，都已 有諸多論述，孟森在《明清史講義》已有專章論及嘉道守文的觀念，顯見其以 嘉、道兩朝為一個重要的時間斷代，並且將其置放於「全盛」與「轉危為安」
兩期之間。78陸寶千〈嘉道史學――從考據到經世〉一文也特別標舉嘉、道之
78 詳見孟森：《明清史講義（下）》（臺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85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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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並且結合史學、思想的討論，強調了此一時期的特色。79鄭天挺《清 史簡述》將清史分成前、中、後三期，強調中期（1723-1840 年）是從攤丁入 畝到鴉片戰爭，並且突出最具指標性的白蓮教之亂（1796 年）。80除了中國自身 治清史者之意見外，西方史學界如孔復禮也在其著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 其敵人—1796～1864 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中，標舉出 1796（白蓮教）—1864
（太平天國結束）的斷代，說明此一時期帝國內部的崩潰趨勢。81從上述清代 史研究之分期而言，可以發現學界普遍注重嘉、道兩朝，強調此一時期實為清 王朝由盛轉衰之關鍵，而白蓮教動亂的標舉，更突顯了清王朝帝國體制面臨內 部動亂紛擾的開端。
歷史學界之分期主要是從政治、社會角度為其作出劃分之依據，然而從清 代學術發展脈絡來看，清代中葉，尤其是嘉慶、道光兩朝，實際上更代表了有 清一代學術之轉折關鍵。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即已明言：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
焦裏堂、淩次仲皆途窮將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 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 皆無以挽世運於復隆。82
錢穆討論了有關漢學與宋學、常州今文學派的諸多思想史問題，對於當時學者 學風，以及學術史之流變轉折做出討論，大致說明了嘉、道兩朝在學術思想史 上的重要意義。王聿均則是在〈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一文中指出清代 中葉應當從乾隆後期起算，直至咸豐初年，其中尤其著重嘉、道兩朝；其文中 集中討論了以魏源、龔自珍為首的今文學家，特別強調這些知識份子如何在此 一時期展現其面對國家變局而展開對於學術變革之理念。83
在此之後，劉廣京、孫廣德、周啟榮、魏秀梅等人紛紛以「經世」為題，集 中討論了清代嘉、道兩朝興起的經世實學風潮，指出其在學術史上之意義，並且 聚焦至個別人物，如周啟榮以龔自珍為例，強調龔自珍經世思想在前後兩期的變 化，而此二期自1814年為始，至1839年為終；顯然就實際的學術史脈絡來看，嘉、
道兩朝實際上正意味著清代學術與士人追求「經世」之開始。84然應指出者在於
79 陸寶千：〈嘉道史學――從考據到經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 期（下）（1974 年12 月），頁 524-599。
80 鄭天挺：《清史簡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81 孔復禮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 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 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 年 9 月）。
82 詳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6 冊（臺北：聯經 出版社，1998 年），頁 17。
83 王聿均：〈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 期（1982 年7 月），頁 1-12。
84 劉廣京：〈學術經世：章學誠之文史論與經世思想〉、〈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頁11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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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5-392。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頁 275-294。周啟榮：〈從「狂言」到「微言」—論 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與經今文學〉，頁295-322。魏秀梅：〈賀長齡的經世思想〉，頁 393-412。以 上諸文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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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對此類分期表示不滿，胡衍南在論及清代中葉小說的發展面貌時即指出三個 劃分標準，並且據之而將清代小說分為前、中、後三期，認為清代前期應指明清 之際到《紅樓夢》刊印的乾隆晚期，中期則指從《紅樓夢》刊印到鴉片戰爭前後，
後期則是鴉片戰爭以後包涵一般意義上的晚清小說如四大譴責小說之類。90其論 述之準則雖然有標準不一之虞，例如中期上限以《紅樓夢》程甲本出版為依據，
下限又改以鴉片戰爭為標誌，但是此一論點也同時在大致不違背前人對於清代歷 史的分期狀況之下，指出了清代小說分期的依據，尤其標舉出《紅樓夢》程甲本 出版時間作為清代小說前期與中期的判斷標準，明顯具有重新架構文學史，使文 學史回歸到具體文本的意圖。
本文以為如就現有對於清代小說之分期，尤其以才子佳人小說此一類型的演 變情況來看，實不應忽視《紅樓夢》程甲本出版的1791年這個時間標誌。首先，
就現有討論才子佳人小說之專著來看，大多承認《紅樓夢》實際上對於才子佳人 小說類型有所借鑒與超越，但是為何要標舉出程甲本的出版時間，這就牽涉到文 學史建構的具體問題，尤其必須回歸到清代小說既是精神產品也是文化商品的雙 重品格的問題上，因為文學作品只有廣為傳播，才能充分體現價值、產生影響，
陳大康對於小說史的看法頗堪借鑒，如其言：
小說不像詩詞曲賦那樣有多種傳播途徑，一部數十萬字的作品口誦筆錄都 不易，而且就算有幾十部抄本，又能供多少人閱讀？因此，小說，特別是 通俗小說因本身特點的限制，須有印刷業支撐方能發展。91
由此可知，程甲本在 1791 年的出版，實際上才真正能夠奠定《紅樓夢》的文學 影響力。本論文以《紅樓夢》程甲本出版時間為清代中葉之上限，指出以文學 作品作為文學史分期依據之看法，主要目的在肯定《紅樓夢》對於其後才子佳 人小說創作之影響。大抵說來，由於我們欠缺對目前所知道的才子佳人小說作 者群體的認識，因此無法確切指認其小說創作是否受到《紅樓夢》之影響，但 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文學的接受實際上包括了文本與讀者相互關係的歷時 性方面，以及與同一時期的文學參照架構的共時性方面，兩個方面相輔相成，
由此方構成了接受美學主張的文學的歷史性。92那麼《紅樓夢》作為此一時期 之開端，其他將之作為參照架構之文學創作，顯然將與其形成互動之關係，此 亦為本論文所以肯認《紅樓夢》價值之所在。
90 胡衍南根據的三個標準，首先是大致依循歷史學界之看法，標舉 1796 年的白蓮教動亂以及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之重要性；其次是強調既有的小說研究皆認可《紅樓夢》實際上代表了小說 成就之巔峰，最後則是承認「小說這個文類的現實感確實較其他文類敏銳，因此小說史的建構 相對可以依附於政治史節奏。」詳見氏著：〈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以《蜃樓志》、《清風 閘》、《雅觀樓》、《痴人福》、《玉蟾記》為主〉，《國文學報》第47 期（2010 年 6 月），頁263-290。
91 陳大康：〈小說史的體例與重寫〉，《古代小說研究及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52-58。
92 詳見［德］姚斯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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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之理據，當可瞭解《紅樓夢》程甲本出版時間作為清代小說中期 之上限的依據，那麼清代小說中期之下限又應當定於何時？本文以為或可以《品
依據上述之理據，當可瞭解《紅樓夢》程甲本出版時間作為清代小說中期 之上限的依據，那麼清代小說中期之下限又應當定於何時？本文以為或可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