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中葉才子佳人小說「才學」內涵之擴充與「家╱國」序位
一、 清中葉小說創作的知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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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清中葉才子佳人小說反映之知識體系
周建渝以才子形象之變化作為才子佳人小說至清中葉以後產生變化之主要 表現，並且指出「才子形象特徵從前期作品中的擅長文學轉變為後期作品中的文 武雙全。這種變化的產生，與中國十八世紀發生的社會與政治變化有著密切的關 係。」2換言之，由於中國社會在十八世紀之後，特別是乾隆朝對於文治武功的 並重，進一步形成了才子佳人小說中才子形象的轉變，才子的文武雙全形象昭示 了才子佳人小說對社會現實的具體反應。然而不可諱言的是，清中葉才子佳人小 說中之才子的「博學多聞」形象並非僅局限於其在軍事武功上之才能，特別是小 說中所描寫有關文人遊藝、閒賞的生活美學，乃至其對地理知識的書寫營構，實 際上都與其閱讀文獻與知識體系之建構存有密切關係，顯示出小說中才子形象的 變化不僅只是因應著社會的現實變遷，同時也存有小說家以其知識體系滲透進小 說創作，進而顯揚其學問博通的一面，展現清人在論學或者審美觀念上的變化。
葛兆光在談論思想史的「重寫」問題時曾經指出：
傳統的思想史依據的是懷有某種意圖的官方或控制著知識和思想話語權 力的精英的歷史記述，這些歷史記述並不一定切中思想世界，尤其是一般 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本相。……真正在社會生活中延續並直接起作用 的，卻常常不是那些高明的思想，而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識與思想。3 葛兆光指出了一般思想史學者在論述思想史的延續性上所忽略的一種更為基礎 的的知識體系存在之可能。4由此觀之，思想在其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其所展現 的變化往往與當時一般知識或者信仰存有密切關係，換言之，知識體系的建構實 際上影響了一代文人在思索學問與知識上的趣向與旨歸。
一、 清中葉小說創作的知識背景
（一）學術風尚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可謂樸學興盛之期，此時學術風氣不同於宋明理學對形 而上之道的普遍追求，而對於形而下之器展現了更為濃厚的探究興味，特別是此 一時期標榜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整體思維追求客觀實證。此一時期學人的研究 範圍不僅是對於經典字義的考掘，更擴及天文、地理、金石、校勘等相關學問。
然而學界一般概括而論的乾嘉漢學實際上亦有其內部在流派與時間歷程上 的變化與差異，葛兆光即認為嘉慶時期考據家們對於知識的探求實際上已經呈現
2 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頁 188-189。
3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7。
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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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種 企 圖 重 建 對 知 識 世 界 整 體 理 解 的 通 例 的 學 術 取 向 ， 並 且 以 戴 震
（1723-1777）、錢大昕（1728-1804）、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
阮元（1764-1849）為例，指出考據學對於思想世界的介入使得考據學成為一種 表達思想的方式，因而也產生了對於聖賢經典是否足以主宰世俗知識的疑問，使 得思想史本身在此一時期已經隱然含有一種革命性的意義。5
姑且不論嘉慶時期考據學家們透過考據學對思想的革命是否成立？又是否 具有普遍性？但是考據學家使得考據成為一種表達思想的方式確實成為思考清 中葉學術思想不可忽略的部份，清人戴震對於治經一事即言：
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 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
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
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
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 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6
戴震指出學人企圖精通經典則尚須具備天文、聲韻、禮制、地理、名物等方面之 學問，顯示出乾隆時期之清人在治學上已有追求博通的思維取向，而對於諸番知 識學問的客觀探究，即在於藉此通曉聖人之學，學問對於思想的重要性可見一 般。事實上，就清代中葉的學術現象來看，其時雖然仍以經學為中堅，但其他諸 如小學、史學、地理學、音韻學、律呂學、校勘學、目錄學等作為輔翼經學之相 關知識，基本上都被當時學人加以發展而成就為一種體系完備的專門學問。7這 顯示出清中葉學術思想所呈現於知識體系上的變化，而余英時對於此一時期的思 想史變化也曾經指出：
從思想史的觀點看，我們不能把明、清之際考證學的興起解釋為一種孤立 的方法論的運動，它實與儒學之由「尊德性」轉入「道問學」，有著內在 的相應性。8
余英時從儒學內在理路的轉變指出了清中葉學術風氣在此一時其所具有偏向智 識主義的特點，清人龔自珍（1792-1841）對於清代中葉學術整體發展方向的概括
5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413-415。
6 ［清］戴震著，趙玉新校點：〈與是仲明論學書〉，收於《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140。
7 梁啟超論乾嘉時期漢學的影響即云：「其學問之中堅，則經學也。經學之附庸則小學，以次及 於史學、天算學、地理學、音韻學、律呂學、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等等，一皆以此種研究精 神治之。質言之，則舉凡自漢以來書冊上之學問，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種組織。」見梁啟超：
《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53。
8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歷史與思想》（臺 北：聯經，1976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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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出了「道問學」所佔據的重要位置。9
綜上所述，清中葉學術思想迎來了不同的轉變，特別是思想家們對於考據學 方法的運用，首先擴張了整體學問知識體系的建構範圍，使得原本用以輔翼經學 的其他學問知識也在此種方法與思維的影響下成為一種專門之學問，進而對於當 時人們的整體思維方式與知識建構產生了影響。其次，則可以發現到考據學在其 發展過程中不僅試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而且也成為一種思想之表達，其意義在於 促使當時學人對於知識的本源產生懷疑與批判的思維方式，錢大昕曾言：「通儒 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10而這種思維方式實際上已經對於當時文人在審美意 識上產生影響，造成了清中葉文學創作的轉變。11
（二）審美趣向
乾嘉時期學術風尚的轉變不僅對於當時學術思想或者知識體系產生了影 響，對於文學審美所造成的影響亦不可小覷。一般而言，通常認為最能體現乾嘉 樸學對文學之影響者即為翁方綱（1733-1818）所提倡的肌理派。翁方綱在〈志 言集序〉中對「肌理」一詞有所界義：
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詩之於文辭，又其諧之聲律者。
然則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
事境之歸也，聲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淵泉時出，察諸文理焉；金玉聲振，
集諸條理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諸通理焉。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
即肌理之理也。12
翁方綱將「肌理」與「文理」對舉，並且企圖以「義理」統攝之，但是翁方綱同 時亦言「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13則又可見考證與肌理之間 的相通性，顯見在翁方綱而言，「『義理』屬於對詩歌內容方面的要求，包括詩人 根柢於六經的學問和作品中有充實的內容。『文理』主要指作品文字、音韻、結
9 ［清］龔自珍：「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為道問學。」見氏著：《定盦續集》卷 3〈江子 屏所著書敘〉，收錄於《龔定盦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5 年），頁 12。
10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25〈盧氏羣書拾補序〉，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國學基本叢書》
第3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373。
11 查蕙琳對乾嘉時期山水詩的討論中即指出：「這種治學方法、思維方式（按：即指乾嘉學風）
對於乾嘉山水詩人的影響，則是善於運用文獻知識，重視實地考察，流露對於山水等客觀外物的 興趣。」見氏著：《清代乾嘉時期山水詩之知識性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 文，2008 年），頁 28。張靈聰則是以揚州八怪等人畫作、鄧石如之書作為例，指出清中葉乾嘉漢 學所形成的知識性思維對於藝術文化的影響，認為「乾嘉學風還是求真向實的藝術風尚與純粹的 藝術人格的良好溫床。」見氏著：《從衝突走向融通—晚明至清中葉審美意識嬗變論》（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33-135。
12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4〈志言集序〉，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4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頁 210-211。
13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 4〈志言集序〉，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43 輯，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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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藝術表現等形式方面的問題。」14質言之，翁方綱肌理說實際上蘊含著詩作 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的要求，而這種要求對於六經意旨乃至音韻的專門學問的貫 通，實際上都與當時樸學存有密切關係。
肌理說可謂清代首見的一種作詩理論，其影響所及，「幾披靡清季整個詩 壇」。15而在翁方綱之後的錢大昕，其認為作詩須有四長的看法實際上亦可視為 清代重視知識學問的這一思潮對文學審美意識的影響，由其觀點而言，當可窺見 清中葉文人在文學上追求博學多識的看法：
肌理說可謂清代首見的一種作詩理論，其影響所及，「幾披靡清季整個詩 壇」。15而在翁方綱之後的錢大昕，其認為作詩須有四長的看法實際上亦可視為 清代重視知識學問的這一思潮對文學審美意識的影響，由其觀點而言，當可窺見 清中葉文人在文學上追求博學多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