諧謔與諷刺之遊戲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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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知識；又如第五十回黃小溪與婢女菱花相互針對「有明一代詩體孰優孰 劣？」發表看法，小說家更一一點評有明一代眾文人詩才與詩體風格；從這些 對答與議論來看，小說作者所關注的不僅是詩文之才，更對於所謂才子的修養 內涵是否廣博有所關心，正如易夫人對虞舜臣的評價即言：「那位先生辨析詳 明，倒也是個博學，這個『才子』二字可以承受得起的。」¹²⁸而與《三分夢全 傳》一樣，這些對詩體「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敘述本身，可能背後亦存在 有一種教育讀者的目的，展現的更可能是小說的學習功能以及工具性質的書寫 特色，讀者的閱讀感知完全讓步於小說家個人的知識表現。

綜上所述，當可發現到小說家們往往不諱言小說中文字的來歷，而當小說 作家有意從「觀玩」角度進行對前人著作的抄錄之時，實際上也說明了這些文 字對於情節本身可能並無密切關係的事實，小說家們特地將前人著作一一抄 錄，並且對於琴棋書畫等文人遊藝娛樂投以關注，透過相關文獻的記載轉述其 具體面貌，實際上更顯示了創作者對於小說創作本身是否能夠對讀者起到知識 傳授與學習的作用；然而更深一層來看，小說家在藉由小說文本以展演知識的 過程中，不僅使得小說成為一種類似具備了廣博知識的百科全書，更重要的是，

小說家對於知識展演本身即存有一種「觀玩」的態度，亦即知識本身也依然具 備有遊戲賞玩的價值。¹²⁹此種知識展演固然可被納入才學之範疇進行討論，但 從才子佳人小說此一類型進行思考，更可以發現到小說家藉由創作所展演的才 能並不侷限於「詩才」而已，而是將其一生所見所聞的才學蘊積，透過小說創 作而加以顯揚。

二、 諧謔與諷刺之遊戲筆墨

在清中葉才子佳人小說對前人著作的引錄之中，還可以發現到部份小說對 於其所抄錄、摹仿之對象存有另外一種近似諧謔的處理筆調，尤其可見於才子 佳人小說對傳統說部以及傳奇戲曲的吸收與整合，特別是小說中對於部份民間 軼聞，乃至民歌、諺語的收錄往往突顯了小說本身的另外一種拼貼與遊戲的創 作風格。而這種拼貼與遊戲的創作方式，或可藉由高辛勇的觀點加以理解：

文化與文學史的發展有一種現象，在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後會出現一種局

128 ［清］黃瀚撰，徐明校點：《白魚亭》，收錄於《中國古代小說珍祕本文庫》第 5 冊（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8 年），頁 167。

129 高桂惠在論析清嘉慶、道光年間《紅樓夢》續書現象時，曾經援引迪克．赫布迪齊（Dick Hebdige）所著《次文化：生活方式的意義》一書中對於次文化如何「解釋」世界的看法而認 為《紅樓夢》續書在創作上「顯然像遊戲人間般的輕易調換布景、情節，有任意拼湊（bricolage）

的感覺」。其說詳見氏著：〈未盡之事：明清小說「續書」的赤子情懷〉，收錄於熊秉真、余安 邦合編：《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310-311。以今觀之，清中葉 才子佳人小說這種對知識的展演與書寫，實際上是透過「拼貼」不同文本進入小說文本以達成 的，這種拼貼式的文本構成最終被放置在一種「賞玩」的審美趣味中而被顯題化的同時，實際 上即有可能就是一種小說家利用「知識」的力量去解釋世界，利用「遊戲」的美學去品味世界 的方式，在這層結構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更可能是一種文人「次文化」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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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家創作精力不放在對已有的形式與題材的深化與提昇，也不在於 新形式題材的追求試驗。他們的創作方法是綜合既有的形式與題材，對 它們做遊戲性的或揶揄性的諷擬（parody），與之進行反思性的「對話」。

這種創作流露出作品的高度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與對文學形 式的自我反顧（self-reflexivity）。反顧的同時，也正是對當時文化的一種 回應與批評。¹³⁰

雖然清中葉才子佳人小說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並且進一步檢視其中之創作動 機與目的時，未必可以說此一小說群體（或是說單一作品的全部結構），皆具有 如此高度的自我意識之呈現，但就小說藉由副文本的提醒，以及情節正文共同 構成對讀者的閱讀提點，並且著重於小說中知識拼貼的美學趣味之同時，實際 上已經雜揉了諸多原本可能具有不同雅╱俗屬性的文本進入同一文本空間之 中，這更顯示出一種藉由拼貼文本而達成的，顛覆或者混淆原本才子佳人小說 言情、雅化的類型意識之可能性。¹³¹更為重要的是，清中葉才子佳人小說於其 文本內部容納各種文體，固然與小說「文備眾體」的文類特質息息相關，但是 當小說作者、序者、評點者不斷透過讀法、凡例等文字曉諭讀者當以一種新的 視野來看待小說作品，同時藉由迻錄其他具有不同雅╱俗屬性的文本以構成小 說文本的同時，實際上正好突顯了一種突破原有才子佳人小說書寫範式的可能 性，而這種創作動機甚至促成小說家一定程度地擱置了情節進程，阻斷了讀者 的閱讀趣味，形成一種「反情節」的創作與閱讀現象。

《玉蟾記》之具體情節設置擷取了一部份〈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的文本結 構，使得于謙復仇一事雜有更多的民間性格。¹³²至於小說中對《太平廣記》中 廣成子、殷七七故事以及西陵聖母等道人、神祇的紀錄，實際上也是站在民間 傳聞的角度加以紀錄，敘事者不厭其煩詳細記述殷七七開五色杜鵑花的事跡，

並且對西陵聖母來歷亦清楚交待，惟恐讀者對其背景不甚明白，展露出小說家 本身對於奇聞軼事的闡述趣味。另外如小說第五回「趙文華納妹東樓」則紀錄 了嚴世蕃性喜漁色，乃至有「肉屏風」、「肉痰盂」之說的傳聞：

130 高辛勇：《修辭學與文學閱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3。

131 郭豫適嘗以「拓新、雜揉、滲透」進一步說明嘉、道年間章回小說類型混雜的問題，他從 小說類型的混淆，以及小說內部容納文體的多樣性指出了嘉、道時期小說家對於改造傳統說部 的努力，其以《鏡花緣》為例，指出該書似說部非說部、似類書非類書的面貌，這也顯示出嘉、

道年間章回小說一個特殊的面向。其說詳見郭豫適、劉富偉：〈拓新．雜揉、滲透—關於嘉、

道時期章回小說類型問題的思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 卷第 2 期（2006 年3 月），頁 56-64。

132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中所述寫有關司馬貌分判漢初三功臣如何報高祖斬首冤屈之情節，

實際上當可遠溯《新編五代史平話》與《三國志平話》中之記載，然而當此一故事被納入話本 小說而加以演繹之時，不能忽略的是此一形式所表現出對歷史的認識態度與對現實的道德感受 之創作意識，實際上是反映出話本小說作為一種娛樂形式的本質，因而具有「表達某種足以喚 起公眾興趣的思想」。相關討論可見趙修霈：〈論馮夢龍「三言」中的「鬧」〉，《臺中教育大學 學報：人文藝術類》第21 卷第 1 期（2007 年 6 月），頁 85-100。劉勇強：〈論古代小說因果報 應觀念的藝術化過程與形態〉，《文學遺產》（2007 年第 1 期），頁 1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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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華既媚事嚴嵩，又思逢迎東樓之意。說：「東樓生性驕淫，平日幸姬 愛妾已有數十百人，所居之室眾美人侍立兩旁，謂之『肉屏風』。或嗽痰 欲吐，就有一美人迎上來張口接住，謂之『肉痰盂』。所御室女皆用白綾 一幅，拂拭新紅。每年收拾床下，那新紅點污的白綾不計其數。¹³³ 事實上，這段描述乃是小說擇取了《情史類略．情豪類》中有關嚴世蕃性喜漁 色事跡的記載，¹³⁴但是更重要的是小說以此引出趙文華將妹妹嫁給嚴世蕃的虛 構情節，特別是小說敘寫此事採用了甚多諧謔的筆調，此回回首詞中即云：

［先聲重翻新水令］調。詞曰：文華百計媚東樓，讀《易》能占《歸妹》

卦，且學鍾馗親送嫁。賠了夫人，笑他計出東吳下。¹³⁵

小說以散曲作為回首詩詞揭示小說情節，但卻同時化用《易經》卦名與鍾馗嫁 妹故事，而小說中描述趙文華與胡宗憲商量該如何作成此事，胡宗憲更以一帖 採用諧音紀錄藥材名稱的藥方指示趙文華，並且暗加嘲諷：

令妹用過川芎（芎字作兄字解），足下又要當歸（歸字作龜字解）。嚴府 由來熟地（地字作路字解），不比他處人參（參字作生字解）。東樓況是 鱉甲（鱉甲解作蹩腳），相好更得阿膠（膠字解作交情之交）。大棗只須 一枚（大棗解作大早，枚字解作媒字），寶箸必入燕窩。窅娘不覺鉤藤（藤 字作疼字解，）銀臺自然肉桂（桂字作貴字解）。此蓋養血調經之劑，於 令妹亦宜。¹³⁶

小說敘事者安排胡宗憲開方，但卻自行在藥材名稱之後告知讀者應當如何閱讀 藥材名稱，這段對於藥方的描述同時還涉及情色化的書寫，尤其指出窅娘早識 人事，所以對於此一藥方必然熟稔的事實，更顯示出小說家對於此事的嘲諷與 取笑態度。事實上，在胡宗憲為趙文華獻妹之後，嚴世蕃亦與趙文華締結兒女 姻親，對此一事，敘事者又一次引錄了白居易〈秦中吟〉詩句：「富家女易嫁，

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加以評述，並且為讀者提前揭示小說 之後情節，強調嚴氏「不循婦道，忤逆翁姑，凌虐丈夫」的惡行。由此觀之，

可以發現到小說家有意捏合前人著作與小說情節，並且透過敘事者、小說人物 口吻將民間傳聞之故事與文人詩句加以轉化，以此作為一種評價體系，透過諧

可以發現到小說家有意捏合前人著作與小說情節，並且透過敘事者、小說人物 口吻將民間傳聞之故事與文人詩句加以轉化，以此作為一種評價體系，透過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