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漢學發展的歷史脈絡

「漢學」一詞在中國由來已久，原指漢代注經講經之學，也就是傳統的 訓詁學、注疏學或是考證學。隨著「漢」字成為中國的象徵符號，今天所指 的漢學（Chinese Studies）已經成為國際上研究中國專門學問的共稱，範圍從 上古到民國，歷史、文字、語言、考古、文化、思想、哲學、宗教、經學、

文學、藝術等領域，無所不包。（王家鳳、李光真，1991：25）

最早且有規模的漢學研究始自歐洲，以1583 年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到中國傳教作為起點，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歷史，¹⁶由於當時在中國傳 教有許多限制，傳教士只好把心力放在學術研究上。18 世紀，漢學在歐洲學 術界逐漸取得一席之地，因為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已經擺脫中古神學與教 會的桎梏，正在尋求另一種模式的文化。遙遠的中國既是透著神秘，又似乎 是一個理性的文明，對歐洲人而言，正是神權文化的強烈對比，在這個階段，

歐洲人對於古老的東方有一番崇敬。尤其工業革命和民主發展後，東方成為 可以開拓的市場，在一次次到中國的旅行中，發現了中國沒注意到的材料，

例如仰韶的陶器、絲路的古文獻、敦煌的洞穴藝術等，用歐洲新的現代學術 研究方法加以整理，得到很大的成就（許倬雲，2010：4）。

到19 世紀，西歐的幾個學術中心陸續設立「中國講座」，漢學已成為一 門獨立學科，歐洲有許多學者投入漢學研究行列，如法蘭西學院創立了漢滿 語言與文學教席，聘請盧繆沙（Abel Remusant）擔任第一位講座教授，奠定 了法國道教研究的基礎，而目前學術界都公認這是當代學院式漢學的開端。

其它研究單位如英國倫敦大學的東方研究院（即今日的亞非學院）蒐集的清 代皇室函件及荷蘭箂頓大學出版的《通報》（Toung Pao）都是歐洲漢學研究 的先河。這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漢學家是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理雅各翻譯中國的經典名著，包括四書、

詩經、易經、禮記等，迄今仍被尊為漢學經典的權威譯本。他翻譯成就促成

16亦有學者認為漢學的出現可追溯到遙遠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時代，即 13 世紀。史料顯示，

系統的漢學研究最早產生於16 世紀，那時諸如利瑪竇（Matteo Ricc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和安東尼·托馬斯（Antoine Thomas）等基督教傳教士正嘗試向中國輸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漢學更 多的是被看作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融合。

了英國文明和中華文明融合，也推動歐洲漢學研究的蓬勃發展。（陳榮照，

2012）

西方要瞭解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神秘而孤立的文明，紮實的翻譯、考據 及版本是必要的基礎工作，（王家鳳、李光真，1991：27）1838 年 Sinologist

（漢學家）這個字首先出現，Sinology（漢學）在 1882 年才正式出爐，指的 是對於中國事物的研究。德國漢學家福蘭克（Otto Franke），進一步將漢學詮 釋為是一門研究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學科。另一流行於西方學界比較約定俗 成 的 說 法 ， 則 是 將 它 定 位 為 是 一 門 關 於 中 國 、 中 國 文 化 與 「 中 國 性

（Chineseness）」的學問。

到了20 世紀中葉，許多舉世推崇的漢學家出現，例如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使用歐洲歷史語言學的治學方法研究中文，重構上古漢 語及中古漢語的語音，為漢語音韻和漢語史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法 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運用近代出土的敦煌石刻拓本等新資料研究敦 煌學；荷蘭的高羅佩（Van Gulik）精通琴棋書畫、蒐集書畫古董；英國的李 約瑟（Joseph Needham）利用西方科學知識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些學者使 用西方學術概念、邏輯、演繹與歸納等治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同時也通 過翻譯與著述，以有系統而科學的方式，把中國文明傳播到西方世界。他們 對中國古代經典和傳統思想給予高度評價，啟發了歐洲思想家以中國倫理社 會為根據，邁向世俗化，重新肯定自身文化的價值。同時有些論著則糾正西 方人士的偏見，如李約瑟寫《中國科技史》，就是澄清疑惑，消除誤解，讓世 人看到中國科技文明的成就。（陳榮照，2012）

西方漢學家眼中的中國，長期閉關自守，一直是個自給自足，近乎靜止 不動的文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六個 重要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佔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如先秦諸子學、兩漢經 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直到19 世紀末、鴉片戰 爭後，帝國主義入侵古老封閉的中國，一整套西方學術分科體系逐漸流行於 中國，表現為「漢宋之爭」的儒學內部各層次的分裂之勢與西方學科體系相

互支援，在清末民初以後導致了儒學最終的解體，似乎是提前為中國學術由 傳統進入現代做了一番準備。（張循，2009：49）西方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指出中國傳統的法律、俸祿制度、人文教育，尤其是滿口仁義、輕視 追求自我利益的儒家思想，無一不是阻礙中國進步革新的包袱，因此晚清中 國會受到列強欺凌，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政治結構出了毛病。（王家鳳、

李光真，1991：79）

中央研究院王泛森副院長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一書中，提 到近代中國漢學變化的起點，不一定是西方學者所提「衝擊—變化」模式中 所認為的鴉片戰爭，其實早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內部就已經受到各種挑戰。

在從漢學到新學、考據到經世致用的變化中，宋學的復興也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西潮衝擊下，晚清漢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傳統學術並未消亡，而是以 不同形式更新演進。（王泛森，2003：93）從西方新思想動向中獲取支持，

是20 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的典型現象，無論是圍繞著《學衡》的學衡派，

抑或是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者，咸皆面向西方尋求出路，對於 西方科學、哲學和文學的探索，使得這些知識分子能夠步出自己的傳統，在 不同的時空裡批判它。西方所提供的可資替代的自我觀念，使這些啟蒙者藉 以用來喚醒同時代的人，一種新的、自主的國民意識，（周淑媚，2005：127）

形成一種向西方學習的「趨新」與回歸中國傳統的「守舊」之對立。

在1919 年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學者譯介了不少英、法作家的文學主張與 創作，對當時的新文學運動具有啟蒙作用。無論是五四「自由、民主」核心 精神的形成，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等創作手法的多樣化發展，

或是新文藝理論的建立，無不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如嚴復譯的《天演論》所 介紹的達爾文進化論，就開拓了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學先驅 者的文化和歷史視野，賦予了中國新文學最初的「現代化」概念，兼有思想 啟蒙與文學啟蒙的雙重色彩。（陳榮照，2012）而現代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 保守主義者，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指斥新文化運動拋棄傳統、毀滅「國粹」、

一意西化，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不再是世界中心，經濟及國力的衰弱影響歐洲 的漢學發展。反之，美國的漢學研究發展極快，研究中國的學者大增，超過 歐洲的規模。由於美國新興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漢學界注意的課題，也是 從美國立場來看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戰略地位，靈活的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用來研究中國。而鄰國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將東亞與西方對立的兩個傳統，

作為對話的立足點，進行文化的比較研究，對於漢學研究頗有成績。相對的，

中國在西方和日本的漢學研究發展蓬勃的同時，中國傳統研究已經翻不出新 的花樣，而學習西方和日本又心有未甘，加上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中國學 界來不及實踐復興漢學研究的願望。而這個僵局直到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

國民政府遷臺後才有了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