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以復興中華文化對抗文化大革命

1949 年，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來臺，次年春天，舟山群島與海南島撤守，

國民政府面臨退無可退的景況，當時美國已準備放棄臺灣。幸好，1950 年 6 月北韓入侵南韓，韓戰爆發，美國旋即派出第七艦隊，將臺灣海峽中立化，

防止中國大陸「解放臺灣」，使臺灣轉危為安，給中國國民黨政權一線生機。

此後，美國對臺灣提供大量經援、軍援，並與臺灣簽訂了「中美協防條約」，

給予臺灣許多外交上的支持。由於美國政府的力挺，使中華民國政府不僅得 以在臺灣續存，還能代表中國，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與常任理事國 的重要地位，直到1971 年。（張旭成．1997：238）

臺灣漢學發展與所經歷的內部外歷史事件息息相關，在此將臺灣漢學發 展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政府遷臺後至1965 年，這是臺灣摒棄日本殖 民文化而重建中國文化傳統的時期；第二階段是自1966 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的提出開始至1986 年，這是官方正式以有計劃的文化運動來推動中華文化發 展的階段；第三階段是自1987 年蔣經國總統正式宣告解除「動員戡亂時期戒 嚴令」至1999 年，臺灣學界開始填補臺灣文化史被遺缺的部份，本土化的運 動愈來愈明顯；第四階段則是自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去中國化」與「臺

灣意識」的出現， 漢學發展由盛而衰；第五階段是從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 政，馬英九欲重拾對「中華文化的論述權」，於海外建置臺灣書院。本節將 做前四個階段的回顧，第五階段則留待第四章再做詳述，

一、第一階段（政府遷臺至1965 年）

政府遷臺後，以光復大陸為首要目標，想將臺灣建設成反共基地，期待 統一中國。一方面致力於臺灣的經濟建設，另一方面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

提倡倫理、道德、敬天法祖等儒家思想觀念，繼續使用正體漢字，以孔孟思 想作為人生規範，大學紛紛成立中國文學系所，進行中國文學研究。而臺灣 能以成為中華文化正統的資本，則是早在國共內戰危急存亡之秋，根據國民 政府訓令，將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於是故宮博物院南 京分院、中央博物館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外 交部檔案室等五個機關聯合組成統一機構，將珍藏檔案裝箱運往臺灣。而學 界名宿碩儒也紛紛被搶救來臺，原散居中國大陸各地的學者齊聚在臺灣講 學。（岳南，2011：16）

但遷臺初期學術界受「五四」人物與遺風影響，並不重視傳統中國文化，

直到臺灣逐漸穩定，經濟稍有發展時，以新儒家為主的傳統派，在這個階段 已經是積極與西化派在抗衡，提出希望在臺灣發展現代的中國研究。1958 年，

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來自臺灣及香港的學者聯名發表〈中國 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一文，這份4 萬字的宣言，反映了這 4 位漢學知名學者在 50 年代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與反省，表達他們對於中華文化之過去與現在之基本認識及對其前途 展望，他們真切地相信，中華文化有其世界的重要性，姑且不論中國為數千 年文化歷史迄末斷絕之世界上極少的國家之一，及18 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對於 中華文化之讚美，與中華文化對於人類文化已有的貢獻，中國有近於全球四 分之一的人口，如果中華文化不被瞭解，中國沒有將來。¹⁷他們希望人們對中

17 〈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全文詳見：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09/big5/33.htm （2011 年 11 月 1 日檢索）

華文化要有起碼的自信，藉由不斷的詮釋與創發，將中華文化賦予新義。此 時的臺灣與美國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及共同防禦條約存在，雖然海峽兩岸關係 處於敵對膠著狀態，但臺灣卻能勵精圖治，在政治穩定、經濟成長的環境下，

中華文化也在臺灣獲得良好的保存及發展。

二、第二階段（1966-1986 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央召開「第八屆十 一中全會」，在毛澤東與四人幫一手主導下，於同年 8 月 8 日正式通過「關 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將所謂的「破四舊、立四 新」列為文革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 舊習慣，十年文革期間，在「批林批孔」等反傳統文化運動的號召下，孔孟 儒學遭到空前的破壞和無情的摧殘，形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

面對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有計劃地進行文化推廣運動，以弘 揚中華文化為手段，在臺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認為中國大陸是中 國傳統文化的破壞者，背離了中國道統。為了保護中華文化，並與文化大革 命分庭抗禮，1966 年 11 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陳啟天、孔德成等 1,500 人聯名發起，要求以每年 11 月 12 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 興節。次年 7 月，臺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起大會，由總統蔣中正任會長，在臺灣和海外推行。

（高焜源，2012：160）由蔣中正親自領軍，以傳統中國文化，向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毛澤東領軍的文化大革命別一苗頭。

孫科在〈復興中華文化與弘揚中國的道統〉一文中，將國父思想與中國 道統相連接，認為：「國父三民主義之思想，不惟為中華民族文化之匯歸，而 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乃益為中華民族文化之保衛者也。」又說：「反共戰爭，

不是決於軍事與政治，而是取決於社會與文化鬥爭中。」（孫科，1969：6）

綜觀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系統，以「復興中華文化」為題的文章，超 過200 篇，多集中在 60、70 年代。

而1971 年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也對臺灣的漢

學發展產生影響。是年，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擧行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時，蔣 中正會長對大會指示中華文化復興工作，要「守經知常，創新應變」，守經知 常，是發揚原有的優良傳統；創新應變，是吸取外來的新知。中華文化復興 就是要用優良的文化傳統，融合新的文化知識，以創造出適合現代需要新的 文化果實，這是對中華文化復興工作的體認，也是對中華文化復興工作所堅 守的原則。¹⁸

隨著第三世界國家加入聯合國的數目不斷成長，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 入聯合國的聲音不斷地累積，加上西方民主陣營跟共產國家之間已有和解契 機，隨著美國對中國大陸態度的轉變，臺灣的外交出現急轉直下的不利局面，

70 年代，由於美國急欲從越戰的泥沼脫身，加上聯中制蘇的外交思考，使得 尼克森就任總統後，便逐步向中國大陸傾斜，在美國主張外交正常化，聯合 國內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爭執，出現了重大的情勢逆轉。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 的合法代表。當中華民國政府失去聯合國的席次之後，臺灣的整個外交局勢 呈現每況愈下的局面。中華民國開始被要求退出聯合國轄下的眾多國際組 織，美國尼克森總統在1972 年訪問中國大陸，更加深臺灣的外交困境。

在退出聯合國後，臺灣與中國大陸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爭取國際舞 臺與外交支持。不過，當臺灣「漢賊不兩立」政策面對中國大陸利用外交優 勢及國內廣大市場吸引力的外交攻勢，兩岸外交戰變成「零和遊戲」惡鬥，

且「金錢外交」屢見不鮮。（黃奎博，2009：88）臺灣報紙的社論中，不只一 次提及：「在展開國際關係，加強國民外交及經濟外交中，對於文化外交尤需 特加重視。」學者認為：「論土地，我們不如中共之大，論人，亦不如中共之 多，在外國人的現實眼光中，臺灣不如中共。但我們唯一勝過的，是我們奉 行著傳統中國文化……總之，今天和共黨作戰，是多方面的，要儘量發揮自 己的優點，暴露敵人的弱點。我們認為，在經濟外交不足以挽回外交頹勢下，

應該重視文化外交，利用我們最有利的武器—中國傳統文化，來打擊中共在

18 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書面致詞全文詳見：https://中興 會.org/CKS/class11/0022/0008.htm（2011 年 10 月 1 日檢索）

國際間的囂張氣焰。」¹⁹當時與中國大陸的對抗，不只在政治、軍事上，也是 在文化上的對決，文化外交成為臺灣拓展外交關係的軟實力。

臺灣擁有豐富的漢學資源，安定繁榮的社會，自由研究的環境和人才，

有作為國際漢學研究中心的先天優越條件，1957 到 1962 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的胡適，就有促使臺灣成為世界漢學中心的構想。1974 年，開始有學者陸續 在報章雜誌撰文，討論有關於成立漢學研究中心的事，至1976 年間達到高潮，

同年4 月 4 日，聯合報刊出「如何使臺灣成為世界性的中國文化中心」專輯，

邀請方豪、昌彼得、周道濟、張以仁等學者，各抒所見。11 月《幼獅學誌》

發行「漢學研究中心專輯」（13 卷 1 期）反應臺灣學界對成立漢學研究中心的 呼聲；1979 年 6 月，行政院將促進漢學研究，加強對國內外漢學研究人士的 服務，列為施政重點之一，指示教育部研議辦法。1980 年 8 月 15 日，中央研 究院召開大型的國際漢學會議，當時文史哲學界的巨擘，如蔣復聰、沈剛伯、

屈萬里、嚴耕望等學者倡議成立漢學研究的機構，掌理研究、協調、聯絡、

學術活動與服務的業務。

嚴家淦副總統在中央研究院主辦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開幕式致詞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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