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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質化資料研究發現

第四節 總結:溝通模式

一、 溝通模式:量化分析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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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現立法委員與助理之相對資深程度,也為左右意見採納頻率的關鍵,此點 並無不合理,容易產生意見紛歧的「均強型」與「均弱型」分工模式,有著較 低的意見採納頻率,是十分合理的。

第四節 總結:溝通模式

一、 溝通模式:量化分析的觀點

本文最後所關心的一個議題是,立法委員與助理的溝通成本多寡,是否會 影響助理的立法涉入程度。因此分別於三個立法涉入面向作出了三個假設(C1 至 C3),其共通的假設邏輯為─溝通成本越小的助理,立法委員應該會出於對 其個人與專業的信任,予其更多的授權、更頻繁地徵詢並採納其意見。爰此本 文推論按溝通成本排序,不論問政類型或立法涉入面向為何,推論科層型溝通 模式中,助理的涉入程度均應為最低。

在授權程度方面,筆者發現溝通模式之授權假設(C1)並不符合現實的狀 況,C1 假設之檢驗結果整理如下表三十六,個人型溝通模式並未如預期般地總 是有最低的授權,甚至在預算提案中的授權程度卻為三者之末。而科層型所獲 之授權程度也並非總是較另外兩者來的差。進一步觀察助理資深程度與受信任 程度產生的效果,對照下表與表三十三(分工模式授權假設結論簡表),可以發 現助理資深程度的影響與分工模式部分的觀察並不一致,顯示助理資深程度並 非單獨且線性的對授權程度產生影響,再次說明分工模式中助理資深程度之所 以能產生效果,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來自於其與立法委員資深程度的交互影響。

而助理受信任程度的影響則完全不如預期,僅在一般狀況下的法律提案中,對 授權程度產生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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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角度切入,擴增個人型、協調型與科層型溝通模式學術意涵的目標,似乎 不太成功,溝通成本並不能很好地預測助理的立法涉入程度,C1 至 C3 假設成 立的狀況並不理想。雖然這樣的學術初探看似並不成功,但還是留下了一個有 趣的問題,C1 至 C3 假設的內在邏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這系列假設的內在邏輯是,溝通成本越低,其立法涉入程度越高,如果推 論有問題,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溝通成本和助理的立法涉入程度,本來就無關 聯,二是資深程度與受信任程度,並不能很好的測量立法委員與助理的溝通成 本。在訪談的過程中,雖然僅有資淺女委員 D 明確提到溝通的重要性,但其清 楚地描述了溝通和立法涉入的關係,他指出:

「我們會試圖用不同方式跟助理溝通,以免最後寫出來的差太多,要知道 寫之前要來討論議題是否是符合委員要講的。不然,往往我們也有試過有 些助理給你寫兩三張議題,你一題也不跟他講那,如果這樣子的狀況維持 了一、兩個禮拜其實助理跟委員之間都有很多可能自己的負面情緒,那倒 不如請別人來。」

這段對話表明,助理和委員的溝通若並不順暢,往往會打擊團隊士氣,立 法委員也很可能會因此調整助理的工作內容。既然溝通確實有可能會影響助理 的立法涉入,那量化資料分析結果不理想的原因可能是出在第二個可能性上,

本文對溝通成本的測量出了問題。

因此筆者進一步請教及受訪者是如何判斷助理的受信任程度的,與該立法 委員共事時間,確實有被提及:

「服務年限愈來愈多,是越來越信任助理,主要是跟辦公室流動率很低有 關,就是一起在熟悉這個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您會讓助理有更多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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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淺男委員 A)

但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顯然受信任程度並不僅指此一面向,尚包含 了對政治攻防判斷的敏感度、助理個人的專業背景及個人處事風格,這些並不 盡然和助理的資深程度,或與該立法委員的共事時間有關,而這些都是都是本 文測量所沒考慮到的,或許這些所遺漏的面向,才是溝通成本的測量關鍵。

「大部分的事都是助理先來處理,但如果誰都不熟這個議題,這樣也不 行,而且還是要讓有政治敏感度的來處理。」(資淺男委員 A)

「如果要問信任程度,應該是兩個面向,一個是他本身的專業背景,一個 是他對工作的執行力和態度,也會影響我對他的信任。」(資深女委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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