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論建構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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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筆者認為，當助理能越直接的與立法委員溝通時，意味著立法委員可能 予其更高的授權程度，涉入國會問政的方方面面。另外也可能會更頻繁地與之 討論與採納其建議。若這樣的猜想是對的，那個人型溝通模式的助理應該有最 高的授權程度、討論頻率與意見採納頻率，反之科層型則在立法涉入的各面向 中應為墊底。因此於溝通模式部分作出如下假設，在控制了問政情境後：
C1：三種溝通模式中，科層型授權程度最低 C2：三種溝通模式中，科層型討論頻率最低 C3：三種溝通模式中，科層型意見採納頻率最低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文將以第九屆立法委員之國會助理為研究標的，不過立法院正副院長的 立法問政模式與一般立法委員大相徑庭，如：原則上不提出質詢、法律案及預 算案，因此將其排除。另外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簡東明因涉及賄選，並在 2017 年 6 月 12 日被屏東地方法院依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判處 5 年有期徒刑。
同時自一審判決結束後，簡東明委員就已遭到停權處分，因其無法行使職權故 也將之排除。扣除此三位較為特別的立法委員後，對其餘 110 位立法委員助理 進行研究。
不過每位立法委員的助理絕對不只一人，人數也都不一致。另外，助理並 無公務員資格，其業務成果也就不像常設幕僚單位一般，屬於政府公開資料的 範疇，也就無法以政府公開資訊來了解其執掌與工作樣態。就實務上來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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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進而高估了理論的解釋力（Mahoney and Goertz 2004）。舉例而言，若法案助理大多為資深程度較高的助理類別，則本文就可能高估了助理因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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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法，但調查對象是國會議員；又如 Salisbury 和 Shepsle(1981)與Schiller(1995)使用的則是檔案分析法。筆者也曾考慮過往文獻使用的研究方 法是否可行，不過當研究主題從「美國」個別委員助理轉向「臺灣」時，檔案 分析法顯然是不適合的。究其原因是，Salisbury 和 Shepsle(1981)與
Schiller(1995)的研究基礎都是立基於國會職員指南(Congressional Staff Directory)，因此前者才能整理出個別委員助理的流動狀況、而後者也才能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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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名單，是由各立法委員辦公室自行填寫申報，該名錄上也敘明「本名錄僅 供聯絡、不作任何證明或依據之用」，因此即使不考慮近用問題，該名錄的可信 度也有不小的問題。
小結以上，要針對立法院的個別委員使用檔案分析法顯然有許多難以克服 的障礙，因此調查研究法或許較為適合。那本文為何是針對助理進行調查，而 非國會議員呢？究其原因是筆者想更直接的了解助理的立法涉入程度，本文認 為立法委員對其助理立法涉入程度之了解，絕對不若助理本人清楚，若訪問對 象均為立法委員則會影響測量的內部效度，因而選擇以助理為調查對象。
不過這樣的研究方法與對象選擇也並非毫無缺點，首先僅以調查法進行研 究，可能會僅能觀察到變數間的關聯，即使透過統計方法可以進一步釐清因果 關係，也容易忽視因果關係背後的細緻推論。再者，必然會面對自我回報(self reporting)的方法論挑戰，本文僅針對助理進行調查，非常有可能因此高估了 助理的立法涉入程度。為補足此兩部分的不足，本文將會在調查與資料分析結 束後，採立意抽樣分別針對四位不同資深程度、性別的立法委員進行質化訪 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