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社會生命

80 年代以前，人類學一直以來似乎傾向將禮物歸在互惠性的、社會性的、

自發性的範疇，而將商品視為是利益導向的、個人主義的、理性計算的範疇。在 禮物與商品二分法兩端的代表分別是Mauss 與 Marx。在此脈絡下，禮物是一種 社會關係的交換，然而商品則是金錢的交換。然而，Appadurai(1986)主編的論文 集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則對於將 Mauss 與 Marx 雙 M 的研究典範截然二分的 立場提出銳利的批判。從本書的次標題「商品的文化面向」(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就已經嗅出一股學術勢力欲彌合雙 M 的味道。本書引言開宗明義 地以「商品的精神」為第一個次標題，明顯地與Mauss 所談的「禮物的精神」

互別苗頭。Appadurai (1986: 7-13)的觀點是：商品裡面也有精神，禮物裡面也有 計算；換句話說，當代資本主義大型社會中的商品交換也散發著社會文化面向的 禮物精神，同樣地一般人們容易將之浪漫化的小型社會的禮物交換，也蘊含了理 性計算與經濟利益的商品邏輯。

在上述概念下，所有的東西，不管在任何時空，都被視為具有「商品潛質」

(commodity potential)，研究者要檢視的是任何東西潛在的商品特性，而不是專注 在區分商品與禮物的差別。Appadurai(1986: 13-15)便將「商品情境」(commodity situation)進一步分成三個時期：時間作用下的商品階段(commodity phase)、文化 架構下的商品資格(commodity candidacy)、社會背景下的商品脈絡(commodity context)。因此，在這三個商品期(commodity-hood)的交互作用下，Appadurai 將 商品定義為：「在其生涯過程中某個特定時期(phase)與某個特定脈絡(context)下，

符合商品資格(candidacy)要求的任何東西」（同上引：16）。

從Kopytoff(1986)的角度來看，商品的概念是「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的過程，而此過程即是物件於生產之後所歷經的社會生活，包括交換、分配與消 費的一系列軌跡(trajectories)。然而，對 Kopytoff 而言，並不是所有的東在所有 的時空下都是可以交換的商品，即便是一個商品，在被購買回去後即被賦予了「去 商品化」(decommoditization)的特質，轉進入了「個別化」(singularization)的過程，

因而物品不再是同質性的商品，而是具有個別生命歷程的東西。Kopytoff 指出：

「理想的商品化世界是任何東西都可以交換或拋售。同理，理想的去商品化世界 是所有東西都是個別的、獨一無二的、不可交換的。」(p. 69)然而，他同時強調 這種經濟體系在真實世界中並不存在，所有的物品都是擺盪在商品化與個別化之 間。因此，Kopytoff 主張萬物皆有其在商品與供品之間流轉的社會生活的軌跡，

研究者可以採取「傳記取向」(biographical approach)的研究方法，把物當成是像 人一樣有生命的個體，去追尋與分析物所歷經的出生、成長、茁壯、成熟、老化、

衰敗、死亡的一生。物質文化研究於是將「物質」這個本來屬於物理性、沒有生 命、靜態的東西，牽連到社會性的、有生命的、動態的「文化」面向，讓「物質 文化」這個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並置詞獲得內在邏輯的協調性。

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招牌。田野調查所採用的參與觀察讓人類學者 生活在其所研究的地方，並從參與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件」去觀察人們的社會 互動與關係。另一種在田野調查中常用的方法則是深度訪談，人類學者從與當地 人建立的關係網絡中，尋找某些特定的對象，即「報導人」(informant)，進行長 時間多次的訪談，以釐清觀察到的現象和尋找問題的可能解答。參與觀察與深度 訪談是田野調查中互補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須將在參與觀察中「看到」的事件，

另外尋求報導人詢問或討論，聽聽看他們怎麼「講述」。相反地，若進行深度訪 談，也常常需要在聽過報導人的講法後，再參與到生活現場中去觀察實際的現象 是什麼。田野工作因此是「凝視」與「詮釋」的交融過程。

「凝視」是指觀察生活中的大小事；「詮釋」則是聽聽人們如何敘說。以往

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凝視的焦點或尋求詮釋的議題常常是「事件」，如祭典、儀式 等等。然而，80 年代以來物質文化研究所建立起來的理論上或方法上的典範，

已經讓研究者的目光轉向「物件」。研究者不只觀察生活中或事件中的行動者如 何彼此互動，更進一步觀察當中的物如何被行動者挪用、行動者又如何與物相互 作用。當人類學家凝視的焦點從「事件」轉移到「物件」，尋求報導人詮釋或研 究者自身要詮釋的對象也從「事件」過渡到「物件」時，這樣的轉移意味著人類 學所要研究的社會關係或文化現象，在方法上已經有一股潮流將「主體─主體」

的關係轉向「主體─客體」的關係的觀察。物質文化研究的方法，將傳統上觀察 人與人的互動轉向人與物的相互作用，具體而言，即是在田野工作上將凝視與詮 釋的對象投注在物件身上。這說明了物件不只傳達意義(communicate

meanings)，而是物件本身就有意義(meaningful) (Miller 1996: 8)。於是，讓東西說 故事，聽聽人們怎麼說物的故事，這種傳記式研究取向成了研究物質文化的一種 方法重要(Hoskins 1998: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