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與限制

筆者研究發現幽默修辭旨在強化作品命題、人物形象並連結讀者經驗。筆者 分析小說幽默修辭發現作者描摹技巧廣泛，涵蓋文化引喻、諧擬、文學方言與文 字遊戲，而文字遊戲又可窺見雙關語、隱藏雙關、習語對照意涵與飛白等創作策 略，且不同修辭也會同時出現相輔相成，使用目的相當多元且效果鮮明。多元特 殊辭令從來源語文化中擷取五花八門的象徵元素，並且逐漸融合來源語結構的特 色呈現出獨樹一格的寫作風格。不同辭令協助作者強化書中命題，緊扣戲仿宗教 文本的題旨，賦予讀者嶄新的詮釋角度；除此之外，特殊修辭更有利於作者深刻 描摹作品角色的形象，為人物注入一股強而有力的生命感。而無論特殊修辭是透 過文化系統抑或是語言結構製造的笑料，皆是奠基於作者與來源語讀者共享的文 化記憶與語言使用方式，方能在來源語受眾間喚發幽默的效果；而這也凸顯語言 文化的異質性除了語言結構外，亦包涵文化源流與思維方式（劉宓慶， 1999：42-44）。Catford（1965）過去論及對等時主張，傳遞語言時應仔細觀察原、譯文的 語外因素，如情緒、人物與歷史，他認為要能夠使兩文本間相互連結務必在外部 因素上達到相近（頁50），而了解 Good Omens 中的幽默修辭功用即是筆者實踐 考量外因的第一步，倘若能透過全面了解、妥當處理幽默修辭以表達相關情緒來 接近原作的定位，便能有利於讀者連結文本與文本之間的相連。

筆者認為現行譯本多採直譯與增加譯注的作法，反而阻礙譯本傳遞「笑」果，

難以實踐譯本目的。劉宓慶（1999）寫道：「翻譯的實質是雙語間語意的對應轉 換，徒具形式沒有意義的語言，只可以說是一串沒有語義或語意不明的文化符號」

（頁7）。直譯的方式容易淪為形式上的照樣造句，而非語意的再現。再者，輔 以譯注的編輯手段儘管達到補充說明的作用，卻也造成幽默修辭的效果下降甚至 流失；由於Good Omens 的文本特性，書中已有作者注數十條，倘若如繁體譯本 額外加入大量譯注勢必會致使閱讀經驗屢屢受阻而加重閱讀負擔。況且，補足幽

默修辭的運作邏輯興許能達到教育目的，但是否能增強「笑」果則有待商榷。回 應研究題目「幽默翻譯『注』定失『笑』」？的確，以「注」為本的幽默翻譯確 實難以發揮「笑」果。倘若編輯手段成為譯者永遠的退路，則恐將導致原作的巧 思淪為無物。譯者翻譯幽默修辭時應避免直譯與添加譯注，方能維持譯本呈現如 原文的趣味風格。

此外，適時增譯文化線索與加強語氣將能豐富作品生命。一如前述，幽默修 辭時常援引來源語文化中的元素作為連結與觸發讀者笑意的手段。然而，即便目 的語語境存在外來文化，目的語讀者卻難以如來源語讀者般可輕易連結相關元素，

故譯者可善加利用前後文的脈絡置入、凸顯文化線索，協助譯本讀者按圖索驥拼 湊出來源語文化的樣貌，印證Lefevere 在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1990）

序言中提出將重點擺在語言與文化的互動上，透過語境、歷史與傳統來檢視翻譯 活動。此外，增強語氣不僅可以強化角色定位達到幽默修辭目的，也能夠補償因 翻譯流失的幽默效果。

不只如此，使用在地化改寫也能加強譯本連結性。Lefevere（1992）不諱言 翻譯即為改寫，而所有的改寫無論意圖為何均帶有其意識形態與詩學傳統，企以 在目的語語境中達成目標效果。本研究分享簡體譯本省略達賴喇嘛之戲仿修辭便 是改寫作為操縱的最佳說明（Lefevere, 1992:xi）；另一方面來說，本研究以幽默 翻譯為題，便是企圖透過改變翻譯策略來操縱譯本達成趣味效果。而在地化則證 明Venuti（1994）主張的翻譯是無可避免的歸化過程，而最重要的是對文化身份 的塑造（頁201-3）。譯者搭配作者創造幽默修辭的邏輯應用在地化方式改寫便 為塑造，既能建立讀者與譯本的關係，更能重現原文與原文讀者的共同經驗。賴 慈芸在《譯者的難題》（2020）推薦序中言，「文學翻譯是一種藝術，風格才是 決勝點」，在地化即是描摹幽默文學風格的利器。然而，應用在地化改寫仍須注 意前後文情節，避免過於突兀的增譯導致讀者出戲或造成情節不一致。

靈活運用目的語文化與語言發揮創意可彌補流失效果。作者利用語言結構的 特色製造許多笑料，同樣譯者也能善用譯入語的語言結構與文化特色增添幽默色

彩。筆者分析Good Omens 發現，譯者鮮少在原文無幽默處增加幽默，相對讓譯 本處於劣勢。筆者建議處理幽默文本時或可斟酌自行發揮創意，增加滑稽趣味的 語句或特殊修辭，以此彌補喪失的效果外也屬如實詮釋原文風貌的辦法之一。

在針對幽默修辭的翻譯策略之外，翻譯的硬道理自然是通順流暢的語句。筆 者觀察兩譯本發現人物譯名過長、偶爾翻譯腔濃厚過於生硬、另有誤譯問題。撇 除文本的幽默定位，倘若光是單純的傳遞語意都讓讀者吃不消，遑論是以風趣筆 觸製造幽默氛圍。此外，兩譯本或有誤譯導致前後文不連貫或誤導讀者之嫌，故，

譯者務必在通順流暢之餘顧及文意準確性。

筆者認為本書的語言文化異質性高，兩譯者實屬勇氣可嘉，無法顧及全盤也 可說是非戰之罪。筆者分析Good Omens 小說發現，書中大量援引來源語文化對 譯者而言相當吃虧，畢竟譯者的工作為轉換符號系統，然而專屬於特定文化的符 號勢必難以再現或找到對應；再者，文本成書至今正好三十載，彼時的文化與現 今兩相對照下更是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譯者不僅得跨越語言的疆界，還要面臨 時序更迭的挑戰，實屬非戰之罪。分析譯本的過程中筆者也需克服一重又一重的 關卡才能窺見全貌，何況譯者不僅要越過重重阻礙，還得以全然不同的語言系統 呈現幽默與忠實兼具的譯文，不禁領人感嘆翻譯任務著實任重而道遠。

本研究係分析Good Omens 繁體與簡體中文譯本以歸納並提出大方向的翻譯 策略，然而從細節處來說，筆者試譯的部分僅提供繁體中文版本，加之在地化譯 法也是以台灣文化風俗為主，而未多加討論如何使用簡體中文搭配中國在地用語 呈現作品。除此之外，由於目前兩譯本的附文本、出版背景與資訊不足，因此筆 者無法多加比較周邊資訊，也難以確知出版社翻譯策略及其對作品的影響，如若 能夠獲得更多相關資訊便可探討出版社策略是否影響幽默效果呈現。再者，筆者 於研究中提出大量在地化試譯，但目前的出版產業仍有其固定的翻譯規範，在地 化改寫仍無法為小說翻譯所用。最後，語言會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演變，當代的 流行用語也必會面臨遭淘汰的一天，故，在地化改寫亦須因時制宜有所改變。本 研究以小說為分析對象開啟關於幽默翻譯的相關討論，而未來可結合 Good

Omens 影視作品的字幕翻譯探討兩者的效果呈現與接受度，亦可比較不同語言方 向之翻譯策略優劣。此外，融合宗教相關研究檢視翻譯如何再現及形塑小說中的 宗教象徵亦是十分引人入勝的主題。而從本研究的不足之處著手，後人也可深入 繁體譯本與簡體譯本的用語差異，辨析兩者的詮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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