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起飛的 1970-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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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濟起飛的 1970-1980 年代

1959 年底台灣省政府鑑於人口快速增加的問題顯出端倪，1960 年代台灣的 戰後嬰兒潮人口逐漸步入高峰。1963 年蔣介石承認戰後台灣人口迅速膨脹壓力 後，1964 年全面推行家庭計畫，積極推展一系列的人口政策工作，包括 1967 年 推出「五三」的口號，1968 年政府簽署世界領袖人口宣言，於 1968 年與 1969 年相繼公布〈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及《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正式 訂定人口政策，並推行「小家庭，幸福多」、「子女少，幸福多」為現代化幸福家 庭的口號，節育的家庭計畫正式成為國家政策，加速推動家庭計畫工作（林佳瑩、

曾秀雲，2010a）。1971 年家庭計畫再度提出「家庭計畫應趁早，兩個孩子恰恰 好」、「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及「三三二一」等口號，1982 年訂 定〈加強推行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四年計畫〉繼續降低人口自然增加率。但根據統 計 1976-1982 年間每年平均出生人口數仍超過 40 萬人，呈現台灣「第二波嬰兒 潮」；對此，1978 年台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所長孫得雄曾進一步指出：

「台灣區 66 年底的人口密度…僅次於孟加拉…居世界第 2 位，比 以人烟稠密著名的荷蘭高出 100 多人。…這證明過去勸導實施家庭計書 的消極方式功效太差，以後應當採取較積極甚至半強制的方式，才能達 到人口增加不超過千分之十七的目標。」（《聯合報》，1978/4/4）

教育部（2012）「歷年校數、教師、職員、班級、學生及畢業生數（39-100 學年度）」統計資料更直接反映出「第二波嬰兒潮」現象，在「各級學校學生人 數」統計資料中，可發現自 1950 年代以來國小學生人數逐年上升，1972 年 2,459,743 達到高峰，之後雖略有遞減，但國小學生人數仍維持在 220-230 萬，直 至 1988 年 2,407,166 再創高峰。面對人口的急速增長，1970 年 3 月 18 日公布〈台 灣省國民小學教育革新要項〉爰遵總統訓示以「知恥、知病、求新、求行、求本」

的精神，全面革新小學教育，幫助孩子各方面的健全與正常發展，並享受愉快的 童年。1973 年更進一步在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基金的協助下，由總統公布實施

《兒童福利法》。

「國民小學教育乃一切教育的基礎，其目的在陶冶品格，增進知能，

健全身心，發展群性，使兒童獲得正常的發展，享受愉快的童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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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國民教育司，1990：278）

此時，台灣國際外交上卻面臨一連串的挫敗，包括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

1972 年 2 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1972 年 9 月中日斷交。面對台灣光復後 的鄉村經濟轉型，以及退出聯合國的挑戰，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先生 1972 年 10 月 25 日宣布實施「台灣省小康計畫」（The plan to help the needy in Taiwan），即

〈台灣省消滅貧窮計畫綱要〉的簡稱，力爭民生經濟建設，亟欲增加人民財富，

消滅普遍性的貧窮（洪貴真，2005）。同年 3 月 1 日教五字第 0847 號令〈台灣省 各級學校加強推行社會教育工作要點〉與〈台灣省各級學校加強社會教育推行全 民精神建設方案〉，其中〈台灣省各級學校加強社會教育推行全民精神建設方案〉

工作目標為更將三民主義教育建設配合社區發展，甚至進一步全面性內化為全民 精神建設，使中華文化向下扎根：

「1.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促進學校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堡 壘。

2.擴展社會的民族精神教育及心理建設，堅定國民反共必勝建國必 成的信念。

3.配合社區發展，加強推行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使中華文化向下 扎根。」（台灣省媽媽教室輔導人員研習會，1987）

1973 年面臨第一次石油危機，當時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推動「十大建設」

等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與基礎設施建設，為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後第一次重大建 設，不同於以往強調「反攻大陸」為國家首要發展任務。1975 年 4 月蔣介石先 生去世，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過去，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亦受到威脅；隨後 1977 年 美國與中共建交，1978 年 12 月中美斷交，並自台灣撤軍，使得國民政府統治政 權的合法性受到極大的衝擊；1979 年 12 月高雄美麗島事件，許多黨外人士遭到 逮捕，以遏止黨外運動及其政治改革的訴求，備受國際矚目。

高雄美麗島鎮壓事件並未遏止國內的反對運動，反而在 1980 年代伴隨著資 本累積減緩、投資意願下降，加上多起弊案與環境公害不斷地被報導，揭起消費 者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女性主義、原住民、學生、勞工、政治受難者、本土化 等社會運動的興起，由下而上，藉由一系列體制外的抗爭活動提倡新價值、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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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新的生活方式（王甫昌，2003）。國民政府為順應時事，提高社會聲望，爭 取國際好感，伴隨著威權政體的結束，開始了政治上一連串的重大變革，包括 1987 年解除戒嚴令，1988 年伴隨著蔣經國先生的逝世，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

宣告兩蔣時代終告結束，同年解除報禁，廢除了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 法，1989 年開放黨禁，人民團體法與集會遊行法放寬限制，1991 年由宣佈終止 動員戡亂時期，政治結構由威權逐漸轉向民主。

此一階段《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歷經 1975 年課程標準、1985 年修訂課程、

1989 年改編課程。1975 年修訂的課程標準主要以 1968 年國民小學國語暫行課程 標準試行 6 年後，略做調整而正式頒行的版本，取材上不再直接強調「反共復國」

的國家需要，似乎意味著國家教育不再以肅清共產主義的毒素為取材標準，進而 刪除「我們的國旗」、「升旗」強調愛國旗、愛國家相關課程。但事實上，在刪除 愛國旗、愛國家相關課程的同時，1970-1980 年代課程標準在課文後面增加了我 會唸「國父的故事」（1975 年課程標準、1985 年修訂課程、1989 年改編課程，

第 1 冊練習 3），以注音文的方式書寫，內化鼓勵孩子以「個人學習」的角度，

從小時候就要遵從、敬仰、模仿與學習國家政治領袖。

「國父小時候最愛聽小鳥兒叫 他常常跑到大樹下 聽樹上的小 鳥兒叫 他說 小鳥兒叫得聲音像唱歌 最好聽了 他也常常對媽媽 說 樹上有很多小鳥兒 我要找一隻最會叫的小鳥兒唱歌給媽媽聽 好不好 媽媽很高興的說 你真是一個好孩子」（1975 年課程標準、

1985 年修訂課程、1989 年改編課程，第 1 冊練習 3）

反映出 1970-1980 年代教育目標「國民小學教育，以培育活活潑潑的兒童，

堂堂正正的國民為目的，應注重國民道德之培養，身心健康之鍛鍊，並增進生活 必需之基本知能」，不再純粹以「反攻大陸」為主要目標，改以「個人」道德、

品格教育內化「民族精神」，以打造國家認同為努力方向。然而，侯元鈞（2010）

認為 1975 年 8 月 9 日公布 1975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主要是回應外交事件，

並循中國化路徑集大成。

「就民國 64 年課程標準修訂公布的時間點以及據此編輯的教科書 當中所採取的論述手法而言，我們大有理由相信，民國 64 年國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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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或許正是主政者為了對種種外交事件有所回應，並維持中國化路線 不至於偏頗的直接產物。」（侯元鈞，2010：270）

礙於 9 年國民教育的實施，原有〈國民學校法〉已不能適用 9 年國民教育的 需要，為順勢教育發展的趨勢，教育部 1978 年著手草擬〈國民教育法草案〉，

1979 年公布〈國民教育法〉強調國民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台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輯小組，1984）。

到了 1980 年代，1987 年 7 月 16 日雖宣布解嚴，結束長達 46 年的威權體制。在 1988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教育部為要有所為回應，2 月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建 議中小學教科書應考慮逐年開放審定制，即開始著手修訂 1975 年國小課程標準。

1989 年 1 月 14 日成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與「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總綱修訂小組」，全面展開修訂工作，並公布改編課程，外在形式上看似擺脫了 威權政治，但事實上，1989 年編改課程停留課文順序、課本封面、內文插圖、

排版、字體等形式上的調整，實質課程內容國小一年級國語課本與 1975 和 1985 年課程標準相較，除了第二冊課文少了「小花貓」、「兒童節」、「送禮物給媽媽」

3 課，其他部份課文歷經十餘年皆無明顯調整與變動，未能及時反映社會結構的 急遽變遷，引起各方的質疑，認為 1975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已無法反映社 會變遷與時代需求，直到 1993 年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才有大幅度的修編。

對此，歐用生（2011）指出 1975 年和 1993 年兩次課程標準修訂間隔長達 18 年之久，兩次課程標準修訂看似中性、本質上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事實上，

當我們重新把課程標準的修編，擺回當時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時，便會發現課程 標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扮演不同的社會、政治功能。1970 年代國際上面臨外 交危機，國內社會又開啟民主化的需求，政府為鞏固政權的合法地位，大中國意 識達到巔峰，即符合執政者的政治利益，沒有修訂的必要性；1980 年代兩蔣時 代結束，在野政治勢力崛起，台灣社會政治情勢轉變非常激烈，李登輝繼任總統 成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與「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小組」，

於 1990 年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展開修訂工作。侯元鈞（2010）則認為 教育部在這急遽變動的政治環境下使用策略是「以不變應萬變」，伴隨著經濟發 展、中產階級覺醒，1990 年代 1975 年所訂定的課程標準實在無法因應社會變遷 和教育發展需要才進行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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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此一尷尬的歷史交會期，教育部自然也是無所適從，只好以 不變應萬變，靜待社會情勢的發展，再決定課程標準的修訂方向。」（侯 元鈞，2010：271）

面對 1970-1980 年代政治解嚴、經濟起飛、人口擴張、社會運動興起的激烈

面對 1970-1980 年代政治解嚴、經濟起飛、人口擴張、社會運動興起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