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理想家庭圖像變化的動力
第三節 親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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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親職角色
檢閱戰後國小一年級國語教科書，伴隨著家庭型態核心化的變遷趨勢，兒童 照顧工作愈來愈傾向以父母為主要照顧者。研究者進一步討論教科書中親職角色 的描繪發現，鑑於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與日常生活飲食習慣的變遷；加 上，國民教育愈來愈普及、個人擇偶管道日益多元化、識字率大幅上升，助長個 人作為主體的基本權益的追求，以及自由戀愛的推廣，突顯出此一階段女性對於 婚姻自主意識與自身相關權益因西方女權思潮的引進逐漸抬頭，進而投入勞動市 場，其就業與工作型態亦隨之改變。1987 年宣布解嚴之後，廢除了台灣地區戒 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解除報禁、黨禁，人民團體法與集會遊行法亦放寬限制，
社會更加地開放與自由，扮演紅娘角色的聯誼會、相親活動愈來愈多，「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家族主義式父母安排的婚姻型態亦漸形式微（林佳瑩、曾秀雲，
2008）；1988 年婦女新知基金會呼籲教育部與國立編譯館改進教科書「男尊女卑」、
「男主女從」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蘇芊玲，2002），1989 年改編課程亦進一步 增列兩性平等議題，使得親職角色扮演嵌入「均職親職」的觀念，家務朝向共親 職的分工模式。
面對性別平權意識的崛起，研究者感到好奇，究竟戰後國小一年級國語教科 書中親職角色扮演的實質內涵發生什麼改變？親職角色面對子女照顧教養與家 務處理的工作又是如何分工進行？是性別區隔現象？還是共親職發展？對此，研 究者嘗試從「親職角色扮演的內涵」、「親職角色的性別區隔？還是共親職發展？」
兩部份來討論國小一年級國語教科書中親職角色的變遷及其動力。
一、親職角色扮演的內涵
戰後 1941 年《初級小學國語常識課本》親職角色的描繪包括種菜（「我們吃 的素菜」）、養牛、耕田自給自足（「我們吃的葷菜」），以及對外忙於農物努力工 作賺錢養家（「家裡的人」、「收麥」）與對內則忙於煮飯、燒菜、洗衣等家務勞動
（「我們吃的素菜」、「家裡的人」）。1960 年代國小一年級國語教科書親職角色不 但描繪爸爸喜歡「爬山」、「出海捕魚」（1968 課程標準），增加了個人的興 趣與嗜好，廚房亦不再成為媽媽親職角色扮演的唯一場域。1970-1980 年代親職 角色的描繪增加知識成長，閱讀書報，關心時事，並大幅增加親子互動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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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帶孩子去兒童遊樂場、動物園、竹山旅遊假日出遊，較以往注重家庭休閒育 樂活動與親子關係的培養（1975 年課程標準、1985 年修訂課程與 1989 年改編課 程）。
到了 1993 年課程標準的親職角色扮演，「我們一家人」的描繪，白天大家各 忙各的，直到晚上大家才回到家裡一起享用媽媽為大家預備的晚餐。爸爸不再一 個人看書，而改以親子共讀的方式，飯後說故事給孩子聽（「燈下說故事」），投 入時間與心力與孩子建立緊密的關係，即多了親子互動的親密與陪伴，即便全家 共同出遊也不再是由父母親決定要帶孩子去哪裡玩，進而在親子互動中，和子女 共同討論決定假日出遊地點（「第一冊 總複習」），增進與家庭成員互動契機。2000 年以後，爸爸不再工作賺錢養家，全家也不再植樹節一起種樹，2000 年九年一 貫課程暫行綱要進而描繪媽媽不再預備早餐，改以外食取代，爸爸牽著孩子散步 的親子互動圖像，亟欲開發更多元的親職樣貌。但事實上，親職工作多了父親的 參與，親職角色仍未見職業婦女的圖像，母職角色仍以「家庭主婦」形象為主，
其母職角色實質內涵並未改變。
整體而言可以看出，親職角色扮演從 1950 年代農村社會投入農務與家務工 作，到 1960 年代親職角色的扮演增加個人興趣，1970-1980 年代開始重視兒童分 心健康的發展，強調家庭休閒與親子互動，1990 年代親密、平等的親子關係，
2000 以後亟欲開展多元的親職樣貌，猶如邱珍琬（2003）對於親職角色的描繪 一般，認為父母親在親職過程中扮演照顧者、保護者、教育者、模範者、物質與 生存條件提供者、支持者、諮詢者或顧問、朋友、玩伴、陪伴者、共學者等等多 元化角色。對此，研究者嘗試從「經濟成長與家務勞動商品化的發展」與「親職 教育與性別平權意識的提昇」兩部份，討論國小一年級國語教科書中親職角色內 涵變遷的動力。
（一）經濟成長與家務勞動商品化的發展
1950 年代礙於戰後國家經濟蕭條，百業待舉，為了維持生計，勞工靠長工 時以換取薪資所得來維持一己溫飽（游鴻裕，2000），人民生活普遍陷於貧窮，
多數家庭生活需仰賴美援物資，父母忙著為生活打拼，少有餘力關注孩子，顯得 親子間少有對話。1960 年代伴隨著戰後嬰兒潮，兒童人數日益增加，九年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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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教育的推行，加上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就業機會雖逐漸增加，家庭經濟條 件逐漸改善，使得中上階層的家庭投入賺錢養家以維持家庭生計與管理家務工作 的時間逐漸減少，父母親開始有經濟與消費能力投資在孩子身上（楊淑朱、蔡佳 燕，2010），但一般勞工仍只保有一己溫飽的能力，家庭處均貧狀態（游鴻裕，
2000）。然而，新能源供應方式、家庭科技用品的發明與建築居住空間的改變，
隨著 1960 年大同電鍋、1961 年引進日本技術在台生產大同冰箱、1963 年中油開 始籌備往南-往北的天然氣管線鋪設、1967 茂華工業公司推出台製自動點火瓦斯 爐（許聖倫，2004；許躍儒，2012），以電鍋和瓦斯爐取代傳統的「灶」與「烘 爐」，洗衣機減少洗滌和曝曬衣物的時間（許聖倫、夏鑄九、翁註重，2004），家 庭科技用品的發明使得母職角色投入廚房勞務份量愈來愈低，親職角色的內涵也 開始脫離農村社會的形象，有了新的轉變。
1970 年代國民政府實施「台灣省小康計畫」以消滅普遍性的貧窮，配合家 庭副業「客廳即工廠」，以及「十大建設」，帶動國家經濟發展，開始大量賺取外 匯，勞工家庭經濟條件大幅度的改善，才漸漸從追求溫飽朝向住行舒適家庭生活，
父母也有多餘的金錢來購買玩具商品給孩子（楊淑朱、蔡佳燕，2010），並注意 孩子身心健康的發展。1980 年代伴隨著女性就業情形日益增加、婦女運動的崛 起與國家解嚴，性別平等意識提昇影響親職內涵與角色實踐。直到 1990 年因著 現代社會都市化、工業化與產業結構改變的影響，每一個就業者的平均薪資，才 有足夠能力維持一個家庭的食衣住行基本生計需求，開始有多餘的時間與金錢從 事育樂的休閒與消費活動（游鴻裕，2000），家庭即從生產單位成為消費單位。
鑑於家庭與工作難以平衡，有愈來愈多的職業婦女無法適時地兼顧家庭與兒 童照顧的責任，家庭照顧的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根據統計 1992 年引進 306 外籍 看護工進入家庭私領域，2002 年 113,755 人，至 2012 年已達 200,530 人協助看 護身心障礙者、看護須 24 小時照顧之失能者、協助家務、帶小孩或需兼做其他 工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13），突顯出 20 年來外籍照顧工作者順 理成章成為家庭勞務性替代性支持方案。對此，藍佩嘉（2004）研究亦表示，現 代職業婦女面對「好太太」、「好媽媽」、「好媳婦」的角色壓力，轉以雇用外籍看 護工照顧家庭、小孩與公婆，避免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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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勞動商品化的發展不僅反映於家庭照顧，許躍儒（2012）研究指出，1992 年教育部成立「學校午餐發展推動委員會」補助國民中小學開辦營養午餐，工業 化飲食消費大幅度增加，且朝向飲食多元發展，國人消費習慣逐漸改變，有愈來 愈多民眾的早餐和中餐逐漸從家庭中脫離出來，突顯出外食習慣的改變亦以家務 勞動商品化形式舒緩親職角色必須為孩子準備三餐的壓力。此外，孩子在放學後 到晚飯之前的照顧安排方面，1996 年「台灣省國民小學試辦課後托育活動實施 計畫」，1998 年「台灣省校外課後安親班輔導管理要點」，課後托育中心、安親 班、課輔班、才藝班或補習班等課後照顧服務產業的興起亦扮演起替代親職角 色。
（二）親職教育與性別平權意識的提昇
1968 年為「加強倫理道德教育，改進國民生活，以期建立現代化家庭」頒 佈《推行家庭教育辦法》，作為教育行政單位推展親職教育的規準。1973 年公布 首部《兒童福利法》，推行「媽媽教室」，並印製《媽媽讀本》，按專業人員所設 定目標，結合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相互配合，由上而下，教導婦女處 理家務與管教子女，以及如何為媳、為嫂、為妻、為母（《聯合報》，1974/8/5），
以建立現代化家庭與生活觀念。1986 年起陸續有縣市成立「親職教育諮詢中心」，
教導媽媽負起親職責任，除了讓孩子衣食不缺之外，還有多餘的時間與金錢陪孩 子玩，關注到孩子的需求（楊淑朱、蔡佳燕，2010），進而改善家庭教育環境。
換言之，在 1970-1980 年代這個階段的孩子逐漸不再只是反映國家集體意識，或 是幫忙家裡農務生產工作的一份子，進而轉向以專心讀書的學生形象，強調接受 教育栽培可以提昇個人能力（莊韻親，2009）。
隨著「教育」和「勞動市場」的發展，母職角色在父權與資本主義的聯合剝 削下，無助於社會大眾對於母職角色期待的改變，加上解嚴後政治的轉型與政黨 競爭，婦女運動逐漸從無黨派的政治走向有黨派的政治，愈形涉入政治，其策略 進而從立法擴大到行政，在家庭與工作中如何創造雙贏，托育政策成為選舉的重 要政見（莊韻親，2009）。1990 年「親職教育諮詢中心」第一次更名為「家庭教
隨著「教育」和「勞動市場」的發展，母職角色在父權與資本主義的聯合剝 削下，無助於社會大眾對於母職角色期待的改變，加上解嚴後政治的轉型與政黨 競爭，婦女運動逐漸從無黨派的政治走向有黨派的政治，愈形涉入政治，其策略 進而從立法擴大到行政，在家庭與工作中如何創造雙贏，托育政策成為選舉的重 要政見（莊韻親，2009）。1990 年「親職教育諮詢中心」第一次更名為「家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