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復原歷程中兒童心理健康之保護與危險因子

在前一章當中，研究者根據受訪者風災經驗的置身結構，整理出在災後心理健 康復原的歷程中普遍現象。很明顯地，若從 MHPSS 之的視角來看八八風災後於嘉 蘭村的回應行動，可以發現在不同的介入讓受訪者在家屋、鄰里、學校及社會四個 不同層面上得到支持與幫助，形成對於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例如：「來自外界的 幫助與支持」、「村民們同舟共濟」、「學校老師的幫助」、「教會的幫助及活動」及「家 人與家屋」，讓受訪者們不僅在生理需求上可以得到保障，在心理層面也有正向的 支持，再加上原本就存有的「信仰」，使得這些孩子儘管在風災中失去家園或財物，

心理受大巨大的衝擊，仍舊可以走上復原的道路。

然而，談到對於兒童心理的負面影響因素，在風災發生當下到後續的重建期間，

災難本身的衝擊，使得「莫拉克颱風對於家屋的意外破壞」，不僅破壞了受訪者的 心理安適感，也讓八八風災成為生命中的印記，而「學校老師不明就裡的後續行動」

彷彿加深了兒童的受創印象；此外，當時因為援助策略讓熟悉的鄰里被拆散，讓受 創的孩子們衍生出「同儕不在身邊的落寞」，或是於災後與來自社會中他人互動中 所接收到的「沒有同理的慰問與意見」，導致孩子們在回想起這些往事時，仍然透

135

露出不舒服的情緒。

若是與既有文獻中呈現的結果，儘管面臨的景況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結果 是針對「自然災害」的前提下兒童所發生的現象，其他文章說明的是為面臨一般 困境又或者是其他特定情況，卻可以發現不管是保護或是危險因子都還是有相當 大的一致性。

一、復原歷程中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

從不同層面所產生的保護因子來看，首先在家屋中，「家人與家族」在受訪者 之間都是讓心理安適感提昇的保護因子，因為家人的陪伴可以一起面對風災或者 同村族人的接納，讓他們的心情在這期間可以安定下來，降低對災難的負面情緒，

這不論是在 Master 與 Garmezy（1985）、Werner 與 Smith（1998）或是 Reed 等人

（2011）都有一致的發現，有凝聚力、 可以提供照護的家人或是家人都陪在身邊 對於兒童的心理健康有保護作用。

再來，從外界得到的資源及幫助，不論是物資、個人關懷或是名人訪視，讓 兒童在災後有著溫暖甚至開心的回憶，還是村子中的教會，舉辦活動讓這群受災的 兒童參加，轉移風災的衝擊回憶，加上真誠的關心使他們產生安定的歸屬感，這正 呼應了 Freedy 等人（1992）提出的多變項危險因子模型中（Multivariate Risk Factor Model）中的後災難因子（Post-disaster factor），擁有較多的社會支持 與心理支援則會對兒童心理健康產生保護，Master 與 Garmezy（1985）也認為外在 支持系統，可以鼓勵與增強兒童面對困難的力量，而 Reed 等人（2011）與 Fazel 等人（2012）在針對難民兒童的研究中亦支持相同觀點。

同樣地，Werner 與 Smith（1998）認為，社區中擁有朋友或長者提供支持、陪

136

伴或角色樣板，與 Reed 等人(2011)及 Fazel 等人(2012)指出擁有社區意識與來自 朋友的支持，都會對兒童心理形成保護而提高心理安適感，而在嘉蘭村一同經歷過 八八風災的人們，彼此互相陪伴、幫助，有志一同的重建村子與生活，也一樣提昇 了兒童的心裡安適感，淡化災難的影響。

此外，嘉蘭村中大部分的家庭都有基督信仰的背景，不論是天主教會或是基 督新教，都影響這地居民面對人生各種事件的認知或判斷依據。對這些受災的兒童 來說，信仰的養成幾乎是從年幼就開始，於是，當面臨到困難或是感到害怕時，「禱 告」就成為尋求力量與平安的方式，而這樣的信靠，並不受空間限制，也不只是在 風災期間才顯現，在之後的人生中依舊持續著，是故，信仰在復原歷程中可說是超 越時間與空間的存在，而在 Reed 等人(2011)的研究中，就指出了個人信仰可能在 困境當中成為兒童心理健康的保護。

接著是在少數受訪者身上觀察到，影響其心理健康較為特別的一些因素。在 A 與 F 災後的復原及成長過程中，援助機構對他們的後續幫助，不論是同工的陪伴 與關心或是讓 A 可以住進宿舍及學習才藝，呼應了 Masten 與 Garmezy（1985）指 出的，若兒童有外在支持系統可以增加他們面對困難的力量，經歷過壓力情境的他 們，也會有正向的行為產生，以及吳英璋、許文耀（2004）的研究，經經歷災難後 的人們，若擁有越多社會支持，則會產生較少的心理困擾。

對於 E 跟 F 接受輔導介入讓他知道如何分享自己的經驗緩解災難帶來的壓力 或是宣洩自己的情緒，除了學校輔導老師或諮商師可以歸類為社會支持之外，介入 本身的效果也增加他們的心理資源，提高其自我效能與自我控制感，甚至找回原有 的樂觀（吳英璋、許文耀，2004）。

137

而從 C 的分享中可以明顯得看見，從困苦的生活經驗中所成就的正向樂觀與 外向的個性，成為了他在災後心理健康狀態不致於受到太大影響的主要原因，一如 Masten 與 Garmezy（1985）以及 Werner 與 Smith（1998）提到，兒童的人格若是 擁有自主、自尊或正面的社會導向與獨立正向的特徵，會對於兒童在面臨壓力情況 時的心理健康產生保護作用。

另外，根據 Reed 等人(2011)的研究，若是難民兒童可以回到熟悉的家園，對 於心理也有正向的助益，儘管研究者沒有問及是否部落熟悉的生活與環境，對於災 後心理狀態是否有影響，但從 B 的家人就算知道要暫住在安置點，也要回到嘉蘭，

還有政府與援助單位在災後重建的主要原則為「離災不離村」，可以推知原本的生 活環境對於受災居民心理健康也提供了保護的作用。

二、復原歷程中心理健康危險因子

另一方面，在風災之後對於兒童心理健康的危險因子中，大部分的受訪者都因 為莫拉克颱風導致的破壞與衝擊超乎自己的想像，且親身經歷到危急的狀況，不論 是房屋被沖毀或是溪水氾濫造成淹水，進而造成當時兒童的心理衝擊，心理安適感 因此降低，如同 Freedy 等人（1992）提出的多變項危險因子模型中（Multivariate Risk Factor Model）中當下災難因子（Within-disaster factor）的災難暴露程 度，受難者知覺到災難對生命的威脅、財物損失及家園和作息變動，因為災難暴露 程度對心理健康存在著「劑量效應」是故，變動越大，兒童的心理健康就越易產生 負面的影響，相反地，這也說明為什麼受訪者確認自己的家屋無恙之後，心理也會 較為放鬆的現象。

此外，不論是在 Werner 與 Smith（1998）、Freedy 等人（1992）或是 Reed 等 人（2011）都指出社會支持、同儕或心理支援對於兒童心理健康有正向的影響，倘

138

若沒有這些保護因子卻不見得會降低心理安適程度，畢竟其他的保護因子可能發 揮更大的影響力，是故，儘管在災後兒童們會因為不習慣臨時安置所的團體生活而 產生尷尬，還有同儕不在身邊而產生落寞感，或許這並非失去社會支持，反而較可 能是與生活型態變動有關。

而災變中的衝擊回憶與沒有同理的慰問與意見，在目前的文獻中並未被認定 為危險因子，前者可能是因為需要更長的時間才會覺察，在短期一年以內的評鑑中 仍舊會以 PTSD 的診斷作為判別，而無法辨別其影響；後者則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中，也許可以歸類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所產生的行為（Reed et al., 2011）， 然而，因為個人因應與詮釋方式不同，或其他的保護因子，例如：社會支持，所抵 消其負向的衝擊；從受訪者的經驗可以得知，這兩件事在這群兒童之中會造成負向 的心理影響卻是他們經歷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