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體系的更迭

從戒嚴到解嚴，從新聞局、文化局，再回新聞局，真正的決定者還是

「黨國制度」，文獻顯示：「台灣的傳媒行政管制體系的建立與演變，有 承繼大陸時期黨國遺緒者，也有直接來自最高領導當局指示者，例如教育 部文化局的設立與裁撤乃直接出自蔣中正與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指示」（王 洪鈞，1995，引自羅世宏，2009:130-131）。

第一任文化局局長、新聞學者王洪鈞曾經表示：文化局時期廣電政策 以文化為取向，但旋即新聞局廣電政策又回歸以政令宣導為取向。一般學 者（羅世宏，2009，石世豪，2009b）咸認為我國廣播電視之監督及管理 缺乏完備之法律根據以及充分負責之行政機構，自然妨礙廣播事業之健全 發展。批判的傳播學者更認為「戰後台灣的傳媒行政管制體系的建立深受 軍事戒嚴與政治威權的制度影響，傳媒行政管制體系明顯具有國民黨化和 軍情化的性格，對於出版、廣播、電影及電視採取了高度政治化的控制」

（林麗雲，2000，2004），既使經過兩蔣政權到解嚴，但控制媒體的心態 改變不大，最多只是手法細緻程度的差別（彭芸，2011a）。

在國家並無清楚媒介政策下，我國無線三台誕生於台灣經濟起飛之 時，執照授與並無法規可循，拿到執照後的管理也乏人聞問。理論上，新 聞局掌理無線三台自是當然，只是其他行政體系對無線三台的使命也多有 興趣。台視的大股東為省政府，華視股權主要為教育部、國防部，自然要 多少反映其任務需求，中視身為黨營事業，政策目標的配合不在話下。李 金銓（2009: 536）以媒介政治經濟學觀點指出「台灣的電視台資本全屬於 國家機器，經營權也屬於國家機器，董事會形同虛設，董事長和總經理只 知反映黨國意志而已，既維護保守意理，又追逐商業暴利，大致說來，三

台董事長屬於酬庸性質，只是酬庸對象各異，總經理掌握實權，俱與權力 核心掛鉤。」

傳媒行政管制體系，就廣播電視而言，主管機關從「原來之一元、一 層制轉變為二元、二層制」（鄭瑞城，1993：22），歷經教育部、交通 部、新聞局、教育部文化局，1973 年之後復歸行政院新聞局主管，一直到

1950-1952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主 導成立「廣播事業輔導會議」

1958-1967 交通部接管，輔以廣播會報並 於 1959 年修訂公佈有關廣播

1967-1973 教育部文化局主管廣播電視及 電影事業時期

依 據 教 育 部 文 化 局 組 織 條 例 (1967) 設立，其職責為掌理全 國文化事宜。

1973-2006 行政院新聞局主管廣播電視事 播電視法（1993）、衛星廣播 電視法（1999）。行政院新聞 局主管闡明國家政策，宣達政

（1999）及電信法。

資料來源：羅世宏，2009,P. 132

至少代表其努力，第二屆（2008-2010）兩年將廣電法小修版、有線廣播電 視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完成修法，送交行政院後，經過多次審查，目前 正在立法院審議中（彭芸，2011b），雖不是非常理想，但多少呈現委員 會努力的方向，修法的困難本就在過程，如何一方面將理想融入法規修正 中，又同時顧及現有業者的生存，甚至轉型，確是非常艱辛的一段「漫長」

歷程。

通訊傳播基本法的十七條條文，確立一些基本原則，最重要的功能之 一為第三條第一款「政府應設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而 影響通訊傳播委員會運作甚鉅的三條二款；「整體資源之規劃及產業之輔 導、獎勵，由行政院所屬機關依法辦理之」，則多少限制通傳會「大展身 手」的企圖心。

依現有制度下傳播事業之政府管制體系架構（圖2-1），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位階為獨立機關，根據通訊傳播基本法、通訊傳播行政作用法來 規管通傳事業。但獨立不是孤立，還需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同時接受國 會監督，最重要的，國會要通過通傳會送出、行政院認可的法案（如二屆 的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同時，被通傳會裁罰不服的業者 會走行政訴訟一途，因此法院的角色也十分重要。而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 院長任命，剛修過的組織法更授與行政院院長可以任命通傳會的主委、副 主委，因此行政院在人事、法案等方面，就決定了通傳會可能的發展與績 效。

行政院 法院

2009，程宗明，2002: 310）對台灣無線電視發展歷程的描述，基本上都同 意國民黨視電視為另一種文宣的媒體。如果依部分傳播學者的理想，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