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與結論

研究發現，當地居民將海龜及其產卵棲地視為惡運的來源之一，必須 保持距離以免招惹惡運。這種禁忌的規範也限制了達悟族人與海龜的接觸 機會，避免綠蠵龜受到過度的人為干擾或捕捉，為綠蠵龜提供了一個自然 繁衍的生存空間。然而在觀光發展削弱了達悟傳統文化對達悟族人的約束 力，綠蠵龜的生態環境正受到土地開發及自然災害的威脅。為保育綠蠵龜 的生態環境，海龜保育組織嘗試透過各種保育活動能協助當地帶來復育海 龜，確保海龜在當地的生存空間。但達悟的傳統文化禁忌，卻影響了海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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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組織推動綠蠵龜保育工作之成效。蘭嶼海龜保育組織仿效國際間的作 法，對蘭嶼海龜作持續的生態監測及人工移卵等保育工作，為促進社區的 參與及支持，更積極推動海龜生態旅遊作為經濟誘因，吸引當地居民共同 參與海龜保育工作。然而這些國際間廣為運用的保育措施，與達悟傳統文 化禁忌間存在著矛盾。達悟傳統需與綠蠵龜產卵棲地保持距離的文化禁忌，

使得達悟族人不願參與海龜保育組織的保育工作，甚至認為海龜保育組織，

如人工移卵等人工保育工作，干擾了綠蠵龜的生態，進而引起當地居民對 海龜保育組織的反感。

而海龜生態旅遊更是國際間常用以吸引當地居民支持，並協助海龜保 育工作之經濟激動政策 (Ferraro and Gjertsen, 2009) 。但由於現今的達悟 族人對海龜及其產卵棲地的禁忌仍相當遵守，故大部份達悟族人至今仍不 願接近綠蠵龜的產卵棲地；加上蘭嶼的海龜解說行程大多附帶於其他夜觀 解說中，業者無法直接從海龜解說行程獲取經濟收益。海龜生態旅遊的經 濟誘因不足，以致當地居民未因經濟收益而支持海龜保育工作。但少數達 悟族人不受文化禁忌的束縛而從事海龜生態旅遊活動，部份導遊在海龜解 說導覽時，往往因無法與海龜志工配合，而與海龜志工發生衝突，反而為 綠蠵龜帶來新的干擾。部份導遊甚至作出干擾綠蠵龜產卵的行為以宣洩對 海龜志工的不滿。衝突事件不但影響當地居民對海龜保育組織之間的關係，

更威脅綠蠵龜的生存空間，造成新的干擾。

事實上，當地居民並非排斥海龜保育，僅單純對海龜保育組織的保育 工作感到不滿。不少居民在訪談中更認為應對蘭嶼的綠蠵龜實施保育規劃。

前述現象顯示，達悟傳統保育方式與海龜保育組織的保育方式存在明顯的 衝突。因此，為改善蘭嶼綠蠵龜的保育成效，必須先了解當地的文化及生 態環境，再配合其特性實施適合當地的生態保育政策。為制定出合適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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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育方式，足夠的溝通即是促成雙方的意見交流重要因素之一。

本案例中，雖然海龜保育組織曾舉辦「海龜保育論壇」，嘗試與當地 居民溝通，但由於舉辦時間與當地傳統歲時祭儀時間重疊，造成當地居民 參與保育論壇的人數相當少。而且，海龜保育組織之負責人在接觸當地居 民期間保持低調，甚至刻意隱瞞的態度，導致當地居民認為海龜保育組織 沒有與當地居民溝通的意願。

由於雙方的溝通機會不足，當地居民無法了解組織的運作，亦無法向 組織表達當地的意見。因此，強化了當地居民的不滿情緒。部份居民甚至 將海龜保育組織的溝通態度，視為對當地居民及達悟文化的不尊重，更有 居民將海龜保育組織的保育工作，視為另一種形式的文化及自然資源侵略，

進而將海龜保育組織標籤為侵略者，並對海龜保育組織的保育工作加以排 斥，造成海龜志工在夜間進入綠蠵龜的產卵棲地時，因觸犯傳統文化禁忌 而經常受到當地居民的阻礙，甚至不禮貌的對待，而海龜志工誤解當地居 民的排斥行為是保育概念不足的表現，無意間產生新殖民主義的想法。此 一現象顯示溝通管道的重要性，溝通管道是否能提供足夠且有效的互動機 會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訪談資料顯示，海龜保育組織工作站的位置是影響當地居民與海龜保 育組織是否有足夠互動機會的重要因素。若工作站的設置地點靠近部落中 心，海龜志工則有較多的機會與當地居民接觸，亦較能理解彼此對綠蠵龜 保育工作之認知與想法，當地居民較能支持與配合保育工作；當工作站之 地點遠離部落，海龜志工與當地居民則缺乏生活上的互動機會，雙方的接 觸機會容易局限於綠蠵龜保育及文化禁忌等敏感的議題上，衝突事件亦因 此而更容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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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國際的海龜保育案例發現，海龜保育組織是否聘用當地居民，或 協求當地居民的協助是另一個影響互動機會的重要因素。若當地居民有從 事海龜保育工作，海龜志工與當地居民能在共同工作的過程中互相了解對 方的保育觀念及文化背景，促進雙方的文化理解，提升當地居民對海龜保 育工作的支持；反之，海龜志工與當地居民之間，缺乏共同工作的互動經 驗，密切的關係難以建立。

除提供足夠的溝通機會外，研究亦指出志工人員的篩選及訓練是影響 當地居民與志工旅遊者互動品質的關鍵因素。為提升海龜保育的成效，海 龜保育組織每年召募數名海龜志工，期待透過海龜志工以滿足保育工作所 需之保育人力。然而海龜保育組織在志工篩選過程缺，乏完善的篩選機制，

海龜保育組織無法透過篩選機制，找出具良好互動能力的海龜志工；組織 的行前訓練課程缺乏，對當地的文化介紹，海龜志工無法透過訓練課程了 解當地的文化禁忌及保育觀念。導致海龜志工在志願服務期間，因海龜志 工的互動能力及情緒管理能力有限，而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這種不良互 動強化了兩者之間的誤解。

由此可見，海龜志工在海龜保育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志工與 當地居民的良好互動，當地居民對海龜保育組織的保育工作有更多的理解 空間，促使當地居民支持組織的海龜保育工作；反之，當海龜志工與居民 的互動機會不足或發生衝突時，當地居民則難以對組織建立正面的印象，

甚至排斥組織，嚴重影響保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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