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人心理連帶的隔離

內部民族主義興起的源頭之一（紀登斯2002：192－212）。

無獨有偶的，魯凱族以及室內葬傳統的台灣原住民，在上個世紀初也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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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作為紀登斯所謂國家暴力形式之一的行政機關，在民族心理上發生了 本質的變異。台灣原住民並未取得自治（self-autonomy）地位，有的只是中華民 國政府一體形式之下，作為行政與民意機關的一種普遍型態：「地方自治」（local self-governance）。但在行政轄區與民族生活領域高度重疊、以及鄉長為本族、鄉 代表多數為本族的霧台鄉案例上，旅外魯凱族人竟也能產生移情現象，把公所由

「地方政府」視為「民族政府」的表徵，而「要求」或「期待」，霧台鄉公所的 行政思考必須超越可見的行政疆界，不能僅囿於以涉及人口推算部落墓地需求，

而必須著眼與民族邊界，「視外地族人為自己人」。故移居到都市的魯凱族人在縣 政府一再以「霧台是魯凱族的原鄉」作為對外招攬觀光的訴求時，無法接受鄉公 所對族人喪事排拒以對，認為事不關己。魯凱族傳統疆界經日本、國民政府等外 來政權打破，傳統政治威權經國家機關取代之，民族需要有一個替代物來做為群 體的象徵。顯然的，這並非移居地的都會政府，而是原鄉鄉公所。紀登斯認為：

依戀故土，創造與灌輸富有特色的理念與價值觀，追溯特定歷史中民 族經歷，這些正是民族主義反覆出現的一些特徵。多數民族主義心理學理 論把這些觀念同個體的需要聯繫起來，認為個體置身於他們能夠認同的集 體的需要。以前能夠滿足種種需要的群體（比如地方社區和親屬群體）已 經瓦解，所以民族主義的象徵提供了現代的一個替代物。民族主義不僅提 供了全體認同的基礎，而且還能顯示出這種認同是一種與眾不同民族珍貴 的成就。雖然民族主義可能是一種比較新穎的宣言，但它迎合的卻是安全 地寄託於過去的認同欲望。〔……〕現代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史既存的傳統文 化不再整合，因而創造了對群體象徵主義的更新形式的追求，民族主義正 好符合這一點。民族主義生成的團結精神和集體義務在文化衰退的環境中 有很強動員能量（紀登斯，2006：231）。

雖然紀登斯討論的切入點乃是 19 世紀以降到當今的西方民族－國家裡面的

（少數）民族團體，但這一分析民族主義肇端的研究取向，卻也讓我們在考察由 主流民族所控制下的都市社會下，少數民族集結成民族社團的動力因，一種遠超 過他們表面的自稱，同鄉會，而獲取的民族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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