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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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指導教授：林麗月. 教授.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研究生：楊鎧銘.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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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文摘要明清轉接時期，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思想各方面都經歷了巨大變動，其間種種影響深遠的現象，不但吸引當時士人的熱烈關注，更是明清史學者所不能忽視的研究焦點。甲申（1644）之變，清人入關，明朝滅亡，從漢族中心的角度來看，更是「天崩地坼」的一大變局。清初，遺民作為一個特殊身份群體，生存於異朝，他們或基於忠孝節操，或嚴守華夷之防，甚至是受到道德責任的驅使，以及環境時局的限制，在選擇成為遺民的過程中，存在著相當複雜的理由。另外，遺民仕途受阻，喪失士人最主要的謀生出路，為求生計，開始從事許多行業；同時亦有更多的精力時間，用來研究學問，經營家居生活，交結四方人士，遺民生活的多元與豐富，更是明清之際士人生活的一個特別群體現象。綜言之，遺民身份的特殊，生活樣貌的豐富，以及思想的複雜，可說是遺民研究在明清轉接時期研究中屢獲重視的原因。在過去明遺民研究中，姜埰兄弟是較少被研究的對象。姜埰兄弟皆為崇禎年間進士，先後擔任京官，入清後堅不仕清，以著述與教學為務，在遺民圈中享有盛名。因此，本論文將以研究山東萊陽遺民姜埰家族的生活為討論主題，將重點放在姜埰家族成員持續成為遺民的探討，人際交游的分析，以及姜氏在江南的在地化，希望透過遺民家族的個案研究，有助於吾人對明清遺民多樣性的瞭解。本論文主要從明遺民的角度探討姜埰家族的生活，及其流寓江南的在地化過程，因而將研究焦點集中於姜埰兄弟與其子弟。時間斷限上，以姜埰的生年（萬曆三十五年，1608）為起點，終止於姜實節之卒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第一章主要敘述明亡前，姜埰、姜垓兄弟的家世生平與忠節事蹟，以及萊陽姜氏的殉難，分析明末姜氏的家風與忠節事蹟，對於姜埰兄弟成為遺民，及其所具有的忠節名聲，實有深厚的影響。第二章探討入清以後二姜的遺民生活。明亡後，姜氏徙家江南以避兵禍，先於浙東過著流徙不定的生活，後來移居揚州儀真，過著隱居不仕的生活。順治十四年（1657）姜埰徙居蘇州，以文震孟故園宅作為住所，營建家室，交游遺老，姜埰、姜垓一族，寓居江南的遺民生活。第三章擬以姜氏第二代姜安節兄弟三人為中心，藉由考察他們的詩文交游等活動，瞭解遺民第二代的生活，是基於何種動機，選擇與其父輩相同，傳承遺民的身份，同時更著重於姜氏如何與地方人士往來，更進而獲得當地的認同，最終由流寓成為當地的一份子。第四章透過分析清初姜氏官私祠祀的興建，探討姜氏在遺民圈中的聲名，以及其忠節形象的深化。總括而言，本文的目的在透過姜埰家族的個案，探討明清之際遺民家族的三個面向—忠節、流寓與隱逸，分析姜氏兩代五人（姜埰、姜垓、姜安節、姜實節、姜寓節）的交遊與生活，及其透過忠孝節義的形象，獲得在地官宦士人的認同，完成姜氏家族於江南的在地化過程。希望此一從家族史角度進行的考察，更能呈顯明遺民的多元面向，加深對於明遺民群體的瞭解，進而對明清之際士人文化的研究略有助益。.

(5) 目次. 目. 次. 緒論…………………………………………………………………… 第一章. I. 1. 忠節一門. 第一節. 家世生平…………………………………………………． 11. 第二節. 廉吏言官…………………………………………………． 19. 第三節. 直諫獲罪…………………………………………………． 32. 第四節. 罪戍宣州…………………………………………………． 38. 小結………………………………………………………………． 43. 第二章. 流寓江南. 第一節. 避兵浙東‧營建祠祀………………………………………． 45. 第二節. 返家萊陽‧移家吳門………………………………………． 53. 第三節. 著書講學‧交遊諸老………………………………………． 63. 小結………………………………………………………………． 75. 第三章. 隱遯不仕. 第一節. 宣城孝子…………………………………………………．77. 第二節. 遺民畫士…………………………………………………．82. 第三節. 吳門君子…………………………………………………．93. 小結………………………………………………………………． 98.

(6) 目次. II. 第四章. 落地生根. 第一節. 忠節典範…………………………………………………．101. 第二節. 異地表彰…………………………………………………．106. 第三節. 落地生根…………………………………………………．111. 小結………………………………………………………………．115. 結論……………………………………………………………………117 附錄……………………………………………………………………121 徵引書目………………………………………………………………138.

(7) 目次 III. 圖表目次. 圖一. 象山忠肅公祠祠主圖與新定祔主圖……………………………… 110. 表一. 姜埰著述一覽表 ………………………………………………… 66. 表二. 姜氏婚配表………………………………………………………113.

(8) IV. 目次.

(9)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1 -. 緒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明清轉接時期，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思想各方面都經歷了巨大變動，其間種種影響深遠的現象，不但吸引當時士人的熱烈關注，更是明清史學者所不能忽視的研究焦點。 1 甲申（1644）之變，清人入關，明朝滅亡，從漢族中心的角度來看，更是「天崩地坼」的一大變局。清人以異族入主中原，建立新朝，鼎革之際，士大夫面對山河破碎、浮沉亂世的飄零景象，對於自身的生死出處，實各有不同的抉擇。有人選擇出仕，如錢謙益（1582-1664）、洪承疇（1593-1665），好名怕死，降清而為貳臣，於忠節有虧；有人以死報國，如史可法（1601-1645）、左懋第（1601-1645），效法文天祥之忠節，守城殉難、被囚不降，以一死圖報，甚至更有人闔家赴死，壯烈殉節；更有人隱遯不仕，杜絕交接，成為前朝遺民以守忠節。但士人對於自身生死出處的思想與行為，實有許多複雜的面向，以死盡節者不一定是盡忠，降清與出仕者也非毫無道義，隱遯不仕者亦不見得甘於澹泊，三者關係未必毫無交集，而與其個人或時局變化之牽動息息相關。清初，遺民作為一個特殊身份群體，生存於異朝，他們或基於忠孝節操，或嚴守華夷之防，甚至是受到道德責任的驅使，以及環境時局的限制，在選擇成為遺民的過程中，存在著相當複雜的理由。另外，遺民仕途受阻，喪失士人最主要的謀生出路，為求生計，開始從事許多行業；同時亦有更多的精力時間，用來研究學問，經營家居生活，交結四方人士，遺民生活的多元與豐富，更是明清之際士人生活的一個特別群體現象。綜言之，遺民身份的特殊，生活樣貌的豐富，以及思想的複雜，可說是遺民研究在明清轉接時期研究中屢獲重視的原因。因此，本論文將以研究山東萊陽遺民姜埰家族的生活為討論主題，將重點放在姜埰家族成員持續成為遺民的探討，人際交游的分析，以及姜氏在江南的在地化，希望透過遺民家族的個案研究，有助於吾人對明清遺民多樣性的瞭解。. 1. 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論近年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食貨月刊》，15：9、10，（1986.4），頁65。明清轉接時期的年限界定，學者主要共識是指萬曆中期（1590年代）至雍正中期（1730 年代）之間，前後約一百四十年的時間。.

(10) -2-.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第二節相關研究成果回顧晚明士人崇尚氣節，明清鼎革，遺民群體的龐大，人數的眾多，及其活動的蓬勃，皆遠盛於前代。明遺民的思想、文化與生活，實與明代政治、士人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宋明時期，家族與宗族大量出現，宗族凝聚力量的強化，家族的名聲家風與社會地位，對於易代之際士人的出處實有巨大影響。錢穆研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提及明末清初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顧炎武（1613-1682）等學者的經世治學之風時，除指出其上承晚明東林遺緒之外，更特別關注諸學者所擁有的遺民身份。 2 錢氏從學術史的角度研究明遺民思想，更開啟了學界對於明遺民研究之先河，明遺民成為明清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迄今不衰。學界過去關於明遺民的研究，大都放在晚明政治思想、士人文化與家族史的脈絡中進行，茲就晚明忠節風氣、明遺民史、遺民生活史三方面的研究成果，扼要述介如下：（一）明末清初忠節士風的研究自古以來，「忠」與「節」即為士人所重視的傳統德行。據《說文解字》稱：「忠，敬也。」 3 指誠心誠意待人處事的美德，更引申為對於君主的盡心盡力。同書又稱：「節，竹約也。」4 本指竹子枝幹連接處，引申為人的志氣、操守。忠與節結合並稱，即是指個人為實踐忠心，而堅持其節操，不因外力而改變其志向行為。但在古代，士人的忠君觀念並非絕對，乃是有條件的，如《論語‧衛靈公》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人臣並無對一族一姓竭盡愚忠的義務。但至兩宋時期，據學者研究，由於程朱理學對君臣大義的著重，以及君主專制權力的強化，出現「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的名節觀念，反映忠君觀念出現絕對化的現象。宋亡元興，異族入主華夏，此時士人更出現嚴於夷夏之防的民族觀，在忠君的實踐上，更有拒絕出仕異族的考量。 5 明代忠節觀念的崇尚，理應放在宋明理學的發展脈絡下看待，儒家對於忠節道德的重視與提倡，加深了士人實踐的動力，然而也不能忽略明代士風的影響。有明一代的民情士風，實深受明代政治氛圍的影響。明代自太祖誅戮功臣始，廠衛之兇殘，廷杖詔獄之酷烈，對於士人身心的摧折，明人實有迫於生存嚴峻性的深切感觸。學者趙園即指出，明代政治的暴虐，除培養出士人的堅忍，更形成他們對殘酷的欣賞態度，發展出極端的道德主義，驅使他們以「酷」作為自我道德 2.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66），〈自序〉，頁 1-3。. 3. 漢‧許慎，《說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1998），卷 10 下，頁 5a。. 4. 漢‧許慎，《說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1998），卷 5 上，頁 1b。. 5. 蕭啟慶，〈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歷史月刊》，第 99 期（1996.4），頁 57-58。.

(11)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3 的實踐，形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態激情。 6 明代晚期，國勢日漸衰頹，弊端叢生，社會動盪不安。至萬曆年間（1573-1620），張居正（1525-1582）雖一度革新朝政，然而終究功敗垂成。黨爭的激烈，實為牽動晚明政治文化的一大關鍵，其中萬曆至天啟年間的東林黨爭影響尤為深鉅。東林黨主要指以顧憲成（1550-1612）、高攀龍（1562-1626）為首的東林士人，他們從針對國本問題的議論，主張開通言路，從而與內閣相抗衡。 7 東林人士自詡為清流，透過講學，裁量人物，諷議朝政，利用清議評論是非，排斥「小人」；那些被排斥的士人，為掌握政治的影響力，自然與東林進行抗衡，造成晚明黨爭的迭起。學者研究東林人士的政治活動與成果，認為其未能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與具體政策，無法解決政治弊端，亦未能掌握政治的主導權，終於黨爭中慘敗於閹黨之手。 8 東林人士雖敗於黨爭，但其著重救世，提倡節義，對於世道人心影響極大。9 天啟年間（1621-1627），魏忠賢（1528-1627）及其閹黨對東林人士的殺戮迫害，其慷慨激昂的忠節精神，從「六君子」、「七君子」等獄案之慘烈，得到徹底展現。學者指出晚明東林人士，所表現出的忠烈行為，與所傳遞的節義精神，對於明末士人成仁取義、以死報國的行為，有著極大的影響。 10 文人結社，從事詩文唱和，講求文學，自古以來即為常態。宋元時期，詩社林立，至明代出現極盛之勢。11 明代文人結社興盛，至中晚期以降更為蓬勃發展，所結文社的性質，更開始出現轉變，而有從文學討論轉向匡時救世的趨勢。 12 接續東林救世精神的幾社、復社，最初即為一研習舉業的文社，而後藉由互通南北文社聲息，製造輿論，議論時政，更透過科舉入仕，獲得政治上的龐大影響力，以實踐其經世之志。學者認為，晚明文人結社風氣之盛，促進士人忠節精神的傳遞與深化，至清初，仍有眾多遺民或藉倡結詩社，寄寓忠孝志節，甚至作為抗清活動的掩飾。 13 6.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5-10。. 7. 小野和子著，李慶等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71。. 8. 小野和子著，李慶等譯，《明季黨社考》，頁 374；林麗月，〈明末東林運動新探〉（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學位論文，1984.07），頁 404。. 9. 林麗月，〈明末東林派的幾個政治觀念〉，《國立台灣師大歷史學報》，第11期，（1983.06），頁 22-25。. 10. 李焯然，〈論東林黨爭與節義之風〉，收入氏著《明史散論》（臺北：允晨文化出版社，1987），頁 185。古清美，〈東林講學與節義之風〉，《孔孟月刊》，22：3（1983.11），頁 47-51。. 11.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頁 4-7。. 12.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5-8。. 13.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頁 412-416。謝國楨，〈浙中諸社附閩中諸社〉，收入氏著.

(12) -4-.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由此可知，宋明理學對於男女節義的提倡，明代政治的暴虐，以及晚明黨爭的激烈，實促成晚明士風嚴苛與忠節展現之極端，因而在易代之際，士人婦女的死節頻仍，倖存而守節不仕的遺民人數之眾，皆遠超前代。（二）明遺民的生死出處與生活交游明末清初，中國經歷了四、五十年的社會動亂，先是流寇流竄，四處劫掠，繼而佔領北京，滅亡明朝，接著更有清人入侵，揮軍南下，消滅南明諸政權，一統中國。這段期間，士人面臨戰爭的燒殺慘酷，以及新政權的壓迫羅致，以死殉國，成為士人最常見的盡忠方式。何冠彪研究明代士人的生死抉擇發現，雖無法詳盡統計明末殉國的實際人數，及其所佔整體士人的比率，但數量必定多於前代。14 何氏更進一步分析殉國行為，認為「忠君愛國」並不能完全解釋其內在動機的複雜性，時人對於殉國者的評價，並不單從忠義的角度著眼，更缺乏一個價值觀的連續性。 15 明末士人透過生死抉擇，作為對自身節義觀的實踐，反映明代士人的死節看法，背後存在一個巨大的文化氛圍。趙園認為，明亡之際，士人自殺性的赴義行為，將「節義問題」簡化為死的問題，士人不僅輕於一死，且欲祈死，死成為最終的解決之道。同時，透過士人對殉死的關注，與死亡的處理方式，以及對於「死」的評價相當嚴苛，可以得知，殉死行為成為明末士人忠節道德的實踐途徑，以及表達激情意志的文化場域。 16 相較於那些殉死者，未能殉國的士人則對於自身的不死提出合理的解釋，反映自身的立場與信念，對於忠節的實踐，必定有其特別之處。何冠彪以陳確（1604-1677）為個案進行研究，認為陳氏的生死理論實是在自身面臨生死抉擇之後所作的回應，然而也是對士人殉國行為進行議論，批判時人評論生死的標準。 17 趙園亦以陳確的〈節義論〉為中心，探討遺民的節義理論，認為陳氏針對流行節義論的批評，源自對被宋儒「道學化」的經典的質疑，具有反流俗、時尚的特性，著重於自我保全的智慧，不罔生罔死，以一死市死節，力圖恢復正常的價值感。18 從這些研究對陳確節義論說的探討，可見陳確見識的深度與犀利，也使讀史者對於遺民以餘生守節的思想有更深入之理解。《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 147-162。 14.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北：聯經出版社，1997），頁 17-22。. 15.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200-207。. 16.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20-41。. 17. 何冠彪，〈明遺民對殉國與否的抉擇及回應－陳確個案研究〉，收入氏著《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227-256。 18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41-47。.

(13)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5 -. 《易》〈繫辭〉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19 自古以來，出處仕隱之事，是士人無法逃避，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在太平盛世之時，士人的出處抉擇，尚且多較自由，而能順其心志，或出仕盡忠，或隱逸山林；而忠誠的考驗時機亦不多，主要來自君主行事的反應與態度。明清之際，新朝異族入主，朝代的改易，使出處抉擇成為士人最大的困擾。出處的行為雖簡單，但背後的動機實相當複雜。清初降清者實佔士人多數，對於這些仕清士人的研究，早期學者多站在儒家「忠」的觀念上，對降清人物進行嚴格批判。20 晚出的一些研究則跳脫陳說，從個人態度與文化角度上進行分析。如黃色芬指出，明清之際北方士人降清甚烈，即基於地方動亂，以及清廷優禮招攬的政治態度。 21 葉高樹透過降清明將的研究，發現忠節道德，並未深切影響明朝將領，武將降清之眾，多少基於對明朝的不滿。 22 對於清初貳臣的研究，學者多集中於著名人物，如錢謙益（1582-1664）、洪承疇（1593-1665）、吳偉業（1609-1672）等人，在研究觀點上也有所創新。學者將貳臣的政治失節與成就相隔，著重貳臣在清初的政治、文化貢獻。23 王成勉透過對洪承疇的研究，認為洪氏降清，實採取一種「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路線，藉由仕宦勸導清廷繼承儒家的政治傳統，以維繫中國文化。24 藍德彰（John D. Langlois）亦提出清初不少士人抱持著文化主義的心態，如宋犖（1634-1713）、朱彝尊（1629-1709），藉文化存續，迴避忠貞問題，為自己的出仕作出合理解釋。 25 謝正光則注意到錢謙益並非自始至終受人詬病，後人對其評價是有轉變過程的。26 劉振華更指出錢氏晚年從事反清復明活動，在詩文、史著當中，呈現出一種文化遺民的心態。27 總之，從研究清初貳臣可知，士人出仕的動機，實在相當 19. 《周易正義》（北京：中華書局，1980），卷 7，頁 67。. 20. 詳見孫甄陶，〈清史貳臣傳及清初政局〉，收入氏著《清史述論》（臺北：九思出版公司，1977），頁 1-75；李學智，〈明末之士風與清初之降人－兼論天聰朝臣工奏議〉，收入《趙鐵寒先生紀念論文集》（臺北：文海出版社，1978），頁 611-649。. 21. 黃色芬，〈華北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1644-1679）〉（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6），頁 212-226。. 22. 23 24. 25. 26. 葉高樹，《降清明將研究》（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專刊第 23 種，1993），頁 304-306。唐啟華，〈明臣仕清及其對清初建國的影響〉（臺中：東海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2）。王成勉，〈殉節與變節間的餘地－論洪承疇的降清〉，收入《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315-338。 John D. Langlois Jr.,“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u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re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0,No.2(Dec.1980), pp.374-398. 謝正光，〈探論清初詩文對錢謙益評價之轉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卷. （1990），頁232-240。 27. 劉振華，〈論錢謙益的“文化遺民＂心態〉，《東南文化》第 139 期（2000.11），頁 78-84。.

(14) -6-.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複雜，並不能單從傳統忠節的標準視之，其評價亦隨著時代而異。明末清初，士人若未以死殉國盡忠，又不願出仕新朝，則只能選擇成為遺民。近年來，在明清轉接時期的研究領域中，雖然「明遺民」的研究，已不再是該時期的研究重心，但跳脫傳統政治史的角度，利用社會史、文化史等新觀點，重新探討明遺民的活動與心理，仍是相當值得研究的方向。明清之際，明遺民的言論與思想之豐富，成為一種時代特徵，吸引學者的研究目光。孔定芳認為明遺民對於生死的探討，反映出一種易代之際對失節的憂懼，以及身份認同的焦慮。28 趙園更指出遺民對於遺與逸的界說，擴大士的生存空間，提供遺民在不仕之外的選擇，更深化遺民的隱逸思想。29 遺民對於出處的堅持，反映其明確的遺民意識，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所在。明遺民不仕多基於忠貞與民族大義，何冠彪指出王夫之、呂留良基於夷夏之防，而拒絕清朝的招致，更寫信勸誡友人出仕。 30 吳志鏗更指出傅山成為遺民，不能全以民族忠節解釋，必須考量明末三教合流的趨勢。31 有研究更指出，黃宗羲與陳確為盡孝道，而堅拒出仕，在忠孝抉擇之間，似仍以孝為先。32 Willard J. Peterson從成年年齡與隱逸時間觀察士人出處，認為有些遺民在明末尚未成年，不應視為明人；有些遺民早在明末即已隱居不仕，這些遺民的隱逸皆不能視為對明朝的忠貞。33 羅慶綦以查繼佐為個案，研究遺民的忠節思想與對仕隱的態度，藉此反映遺民於易代之際，如何實踐其自我信念。34 透過學者研究遺民的不同個案，可以得知遺民不仕的動機考量，實具有相當複雜的原因，忠於明朝未必是遺民隱逸的唯一原因，而其盡忠的程度亦有所差別。關於明遺民子弟出仕的研究，歷來亦是學者關注的焦點，趙園即指出此時已有「遺民不世襲」的現象，遺民家族為貫徹忠節隱逸的道德律令，所憑藉的就只有父對子的權威，然而終敵不過時間與現實政治的力量，子弟逐漸出仕。35 遺民. 28. 孔定芳，〈清初明遺民的身份認同與意義追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3），頁 121-122。. 29.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217-223。. 30. 何冠彪，〈論明遺民之出處〉，收入其著《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頁77-90。. 31. 吳志鏗，〈傅山－清初明遺民的個案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第 16 期，1988.6，頁 70。何冠彪，〈明季士大夫對忠與孝之抉擇〉，《九州學刊》5:3=19（1993.02），頁 21-23。. 32 33. Willard J. Pe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8(1968)& Vol.29(1969),pp.201-247. 34. 羅慶綦，〈明清之際查繼佐（1601-1676）的忠節觀及其出處〉，（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頁131-135。. 35.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1999，頁 321-324。.

(15)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7 對子弟的出試態度，未必受遺民個人的不仕態度所限，何冠彪即指出王夫之（1619-1692）子孫十餘人，除夭折外皆多事舉業，顧炎武（1613-1682）且不阻止甥姪求取功名，而黃宗羲（1610-1695）甚至寄信當道，為子孫謀求功名，「晚 36 節」可議。遺民對於子弟出仕的態度，主要採取容忍或鼓勵的作法，嚴格限制者實為少數。此外，持守忠節的明遺民與忠節有虧的仕清漢官交往，對於明遺民的忠節思想是否違背，也屢受學者的注意。謝正光透過研究顧炎武與曹溶的交往，發現二人相交十餘年，詩文往來，過從甚密，遺民與貳臣的交往，若用忠節的角度理解，是無法獲得合理的解釋。趙園討論遺民交游活動，認為遺民自我選擇交往對象，即是忠節實踐的一種方式，但也從黃宗羲等人未斷絕與當道的交往事例，指出杜絕交接，在人際上自我禁錮，並不利於士的自我造就，而個人的交游關係，實不為忠節所限，屬於更寬廣的生活領域。37 黃色芬指出許多仕清官員利用職權，資助遺民生活，確保其生命安全，在遺民氣節得以維持的同時，亦多少緩解貳臣出仕異朝的愧疚心理。 38 （三）遺民生活史明遺民的交遊生活，除自絕於仕宦之外，其實相當多元豐富。趙園指出遺民不但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價值立場、生活方式、情感狀態，甚至是時空知覺，從遺民生活中逃禪、衣冠、交接、生計、葬制等生存方式的研究，呈現出遺民忠節實踐的多元面貌。39 林麗月研究遺民的衣冠服飾，指出明朝衣冠成為遺民寄託忠節的政治表態與文化象徵，因而在遺民圈中形成一股服飾風格。秦蓁從分析歸莊（1613-1673）的交游對象，指出遺民交游範圍的廣泛，對象之多元，說明遺民的交友觀。40 孔定芳更從遺民的交接與雲游行為，分析遺民的雲游內涵，指出遺民的漂泊現象。41 王汎森研究清初士人的心態與行為，發現遺民因為亡國而產生追憶、悔恨、捨棄的意識，並對晚明學風進行檢討，激烈者，在生活上焚棄儒服、不入城市、捨棄家庭；在學術活動上不結社、不收門徒、不赴講會。他認為上述現象，反映舊文化菁英在政治文化上的自我邊緣化，以及明代士人文化特質的逐漸消逝。 42 然而明清之際，士人文化的特質那些被遺棄，那些又繼續延續下去， 36. 何冠彪，〈論明遺民之出處〉，頁83；何冠彪，〈論明遺民子弟之出試〉，頁125-127。. 37.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267-278。. 38. 黃色芬，〈華北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1644-1679）〉（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6），頁 212-226。. 39. 40.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244-298。秦蓁，〈歸玄恭先生交遊述論－兼探清初士人友道觀念〉，2006：6（2006.12），頁 159-168。. 41. 孔定芳，〈清初明遺民的“雲游＂行為及其意蘊〉，《人文雜誌》（2005：3），頁 112-119。. 42.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行為－不入城、不赴講會、不結社〉，收入氏著《晚明.

(16) -8-.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更進而發展出新面貌，有關江南文化的延續，實待學者更進一步的研究。有關遺民與江南文化之間的關係，趙園指出明末士人客居南北而不賦歸，對客居地文化的認同，所在多有，43 江南即是晚明士人一個流徙聚居的地區，江南文人對於江左風流的描寫，亦為流寓士人所接受，透過文化上的認同，而完成其江南化。梅爾清透過研究清初士人對揚州名勝的重建，以及所從事的詩文活動，認為重建後的揚州文化，將明清之際的文化斷裂接續起來，揚州成為再現晚明江南文化的城市。44 李孝悌研究冒襄（1611-1693）在水繪園中的遺民生活，認為冒襄透過水繪園中所進行的種種文化活動，重新複製與延續晚明江南士大夫的逸樂文化，但在這個背後卻彌漫著明遺民的悲憤與悼亡情緒。水繪園的特殊性即在於接續遺民與逸樂、延續與斷裂的不同氛圍，一方面可以放在明末的文化下來考察，一方面也提供極佳的視角，來連接盛清時期的士人文化。45 由此觀之，遺民對於明清文化的接續，以及受江南文化的影響，從對遺民生活事例的探討中，更能了解其實際面貌。相較於遺民子弟出試例子的眾多，遺民第二代繼續成為遺民的事例便顯得稀少可貴，兩代遺民之間，對於忠節觀念的個別認知，以及不仕行為的實踐，當中必有值得更深入研究的空間。黃毓棟透過研究魏禧（1624-1681）家族對於出處的安排，認為若從獨立個體來看明遺民的出處，往往無法看出易代之際的複雜面，看不出遺民堅處到底的困難，更看不出那些出仕者以成就不仕者的深沉心事，無法凸顯出處之間的微妙關係。46 從家族角度研究遺民的出處與生活，當更能對於遺民的思想與行為，有更深入的理解。明清之際，遺民畫家透過繪畫來傳達自身的思想，甚至作為謀生的手段，成為在遺民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吸引學界對於遺民畫家繪畫風格、行事交游，以及謀生方式的研究。程君顒即從社會背景的角度，研究遺民畫家不仕進取的原因，更指出遺民畫家與清初揚州畫壇之間的關聯。 47 整體來說，過去學界對於明遺民的研究，在研究課題的多元，以及研究理論運用上的創新，實大為豐富了明清轉接時期的研究成果，使遺民的大致輪廓，得以勾勒出一個比較鮮明的形體。然而明遺民的人數眾多，已研究的對象實佔遺民清初思想十論》（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8-247。 43.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 95-96。. 44. 梅爾清，《清初揚州文化》（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1-7；221-223。. 45. 李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收入氏著《戀戀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54-102。. 46.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漢學研究》22:2（1994.12），頁 387-419。. 47. 程君顒，〈明末清初的揚州畫壇與遺民畫家〉，（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1.6），頁 183-187。.

(17)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9 整體的一小部份，遺民文集數量的豐富，顯示出仍有更多遺民的思想與生活，等待研究挖掘。遺民研究多集中於大儒等知名人士，對姜埰、姜實節這一類的遺民家族，學者一向有所忽略，相關研究多僅置於其與知名文人的交往，48 以及作為遺民畫家探討其繪畫風格，49 並未放在遺民史的脈絡中深論。姜埰兄弟二代五人皆為遺民，作為一個稀有的遺民家族，其家族生活、交游網絡、遺民思想，實有深入探討的空間，透過對姜埰遺民家族的研究，當能提供明遺民史研究一個更珍貴的研究實例。. 第三節研究取徑與架構過去對於明遺民的研究，多以知名士人為對象，探討他們的出處思想與遺民活動，現有的研究成果，雖然能對遺民生活群像有所勾勒，呈現出大致風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明遺民群體中，存在著更多聲名普通，甚至是沒沒無聞的人士，他們皆面臨相似的生活遭遇與變革考驗，實占明遺民成員之多數。關於明遺民的定義，本文採取廣義的認定，即指明亡後不仕新朝的人，而不嚴格要求非得因忠於明朝而退隱，至於尚未仕清前的貳臣，仍以遺民視之。 50 透過研究姜埰這些以往受到忽略的遺民，可以發現過去的遺民研究仍有不足之處。姜埰兄弟雖未如冒襄、顧炎武等人具有高度的遺民聲望，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名聲，更有自己的詩文集等著述傳世，他們為何成為遺民？其忠節觀與出處的思想是什麼？他們是如何經營自己的遺民生活？藉由何種行為來實踐忠節？他們的生活文化，又與晚明江南士人的文化有何關聯？而入清的姜氏第二代實節等人，何以選擇續為遺民，遺民家族的形成，更代表著什麼樣的歷史意涵？將姜埰家族放在明清之際士人流寓與遺民的研究脈絡上，又呈現出什麼特殊意涵？這些問題皆值得深入探討與進一步研究。本論文主要從明遺民的角度探討姜埰家族的生活，及其流寓江南的在地化過程，因而將研究焦點集中於姜埰兄弟與其子弟。時間斷限上，以姜埰的生年（萬曆三十五年，1608）為起點，終止於姜實節之卒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資料運用方面，由於本文為家族個案研究，所採用的史料主要集中於姜氏家族成員的相關詩文集，如姜埰《敬亭集》、姜垓《流覽堂詩稿殘編》、姜實節《鶴 48. 張宇聲，〈從《東萊行》看吳梅村與明末清初萊陽詩人之關係〉，《東岳論叢》25：3（2004.5），頁 109-113。. 49. 鄭德坤，〈木扉藏明遺民畫二十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 卷 2 期（1976），頁 448-449。. 50. 關於明遺民的定義，詳見何冠彪，〈論明遺民之出處〉，頁102-105，附註2。.

(18) - 10 -.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澗先生遺詩》，並參考《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萊陽姜氏族譜》等姜氏家族載記，以擴大對姜氏家族遺民生活與忠節思想的認識。姜埰甲申之後始為詩，藉由其著作《敬亭集》中詩文的記述，勾勒出姜埰的遺民思想與心境，其中的〈被逮紀事〉更如實生動地記載了崇禎年間罹罪杖責的經過，堪稱為當事人記載的第一手史料；而入清之後的詩作與文章，顯露出濃厚的遺民心情，而所涉及的人與事，更有助於研究姜埰的人際交游，以及遺民生活面貌。姜垓早年即常賦詩，頗有名氣，《流覽堂詩稿殘編》收錄明亡前後姜垓詩作，透過分析姜垓詩文，更能體會其從晚明文人風流豪邁的性格，到憂國悒鬱而終的心情轉變過程。透過分析姜埰年譜資料，整理出姜埰的生平，以及姜氏家族的主要活動，同時更建構出基本的人際交遊網絡。《萊陽姜氏族譜》的記載，除揭示出姜埰家族成員的基本資料外，更提供了解姜氏婚配對象的重要訊息，得以理清姜埰家族的血緣關係網絡。此外，更運用大量明清之際的士人文集，藉由尋找與姜埰家族有關的詩文記載，建立姜埰等人的人際交遊圈，了解其遺民的交遊網絡與活動。最後更利用府縣方志中關於姜氏祠祀的記載，以及姜氏友人的記述，了解姜氏遺民形象的建立，以及獲得在地士人認同的因素。基於上述的研究方向，本文在章節架構上，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主要敘述明亡前，姜埰、姜垓兄弟的家世生平與忠節事蹟，以及萊陽姜氏的殉難，分析明末姜氏的家風與忠節事蹟，對於姜埰兄弟成為遺民，及其所具有的忠節名聲，實有深厚的影響。第二章探討入清以後二姜的遺民生活。明亡後，姜氏徙家江南以避兵禍，先於浙東過著流徙不定的生活，後來移居揚州儀真，過著隱居不仕的生活。順治十四年（1657）姜埰徙居蘇州，以文震孟故園宅作為住所，營建家室，交游遺老，姜埰、姜垓一族，寓居江南的遺民生活。第三章擬以姜氏第二代姜安節兄弟三人為中心，藉由考察他們的詩文交游等活動，瞭解遺民第二代的生活，是基於何種動機，選擇與其父輩相同，傳承遺民的身份，同時更著重於姜氏如何與地方人士往來，更進而獲得當地的認同，最終由流寓成為當地的一份子。第四章透過分析清初姜氏官私祠祀的興建，探討姜氏在遺民圈中的聲名，以及其忠節形象的深化。總括而言，本文的目的在透過姜埰家族的個案，探討明清之際遺民家族的三個面向－—忠節、流寓與隱逸，分析姜氏兩代五人（姜埰、姜垓、姜安節、姜實節、姜寓節）的交遊與生活，及其透過忠孝節義的形象，獲得在地官宦士人的認同，完成姜氏家族於江南的在地化過程。希望此一從家族史角度進行的考察，更能呈顯明遺民的多元面向，加深對於明遺民群體的瞭解，進而對明清之際士人文化的研究略有助益。.

(19)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11 -. 第一章忠節一門. 第一節家世與生平萊陽家世山東古屬《禹貢》九州之青、袞二州地域，富山海魚鹽之利，周公旦移封齊國於青州，移封魯國於袞州，孔子於魯國等地講學，開啟山東儒學的發展源流，直迄唐宋元明，山東一直是學術發達、文物鼎盛的地區。元明時書院蓬勃發展，明代山東書院共建有 96 所，大半分佈在運河沿線的城市以及各地府縣，書院數量的增加，更反映了當時官私學術的蓬勃發展。 1 明清時期的山東，官私書院數量眾多，民間私人講學盛行，反映出當時科舉盛行、文風鼎盛的狀態。萊陽位於山東東北部，境內有昌水、大沽河流經，唐宋屬萊州，元屬般陽路下的萊州屬縣。 2 明洪武九年五月（1376）升登州縣為府，萊陽為其屬縣之一，隸山東布政使司管轄。3 明代萊陽大姓有三家，分別是宋氏、左氏與姜氏。按《姜氏族譜》記載：姜氏得姓之始有二，一為神農氏生於姜水，故為得之；二為周代齊太公望封齊，而有姜氏，此皆說明瞭姜氏一姓源遠流長，為一歷史悠久的傳統大姓。直至明代，始祖姜義遷至萊陽，經歷元明之際戰火跌宕的姜氏一族，直至徙居萊陽之後，才開始過著較穩定的生活，並得以開枝散葉，逐漸發展成為萊陽的大族。 4 自姜義於元末由寧海州（今山東牟平縣）遷至萊陽起， 5 明代姜氏一族早期 1. 白新良，《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107。. 2. 明‧宋濂，《元史》（臺北：鼎文書局，1986），卷 58，〈地理志一‧中書省般陽路〉，頁 1373。. 3. 清‧萬斯同，《明史》（臺北：鼎文書局，1986），卷 41，〈地理志二‧山東登州府〉，頁 950。. 4. 清‧姜砫、姜暟等修，《萊陽姜氏族譜》（臺北：故宮博物院文獻館藏清光緒十三年刊本微片），卷 1〈溯源〉頁 1a-1b。「兵火屢見慘異，故家文獻，罕能遠稽。吾姜氏奮隸東牟，自義祖遷萊之後，世雖未久，而長老所傳，蓋不知幾經災變矣！前此譜牒莫考，東牟本源難逄，故自義公為始祖。. 5. 前揭書，卷 2〈譜圖〉，頁 1a。.

(20) - 12 -.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的發展，大多是以務農為主，沒有科名，為一純樸的農民家族，直至五世祖姜聰始為鄉飲耆賓。明洪武五年（1372）禮部奏定鄉飲酒禮， 6 施行於學校、里社，以教化民風；除分別由學官與老人主持，並邀集地方耆老參與， 7 所出席鄉飲酒禮之耆賓，亦多來自地方上有學問或是有點家財的家庭。此時姜氏在地方上的身份地位，以及家財積累，可見已有一定的程度，至少也是一個中產以上的人家，否則不會受邀鄉飲。六世祖姜潤以助餉有功，授七品散官，若家無資財，怎有多餘財富捐餉獲官？可見姜氏此時應已逐漸脫離貧窮的經濟狀況，成為具有一定地位的家族。至七世祖姜淮之時，據說以「力田，得田中金，家以大富」，8 靠「田中金」致富的傳奇雖然不可信，但顯然是力田有成，積聚了一定的財富。致富後的姜氏，除仍以捐助軍餉之功，獲封大嵩衛（今山東海陽縣）指揮同知、懷遠將軍，一方面更關心地方民瘼：嘉靖丁亥，邑大旱、蝗，淮煮粥以食饑人，不能趨者就給之。明年大疫又為，傭醫施藥，先後所活以千百計。 9 能煮粥賑饑、延醫施藥以活人，必定要有相當的家財，才可以支撐。此外，在婚配上姜淮將一女嫁與修武縣主簿蔡璋為妻，開始與有科舉功名的家庭締結姻親關係。10 綜觀之，萊陽姜氏一族自始遷祖姜義開始發展，至第七世姜淮時，已發展成為地方上中產以上的人家，並獲得低階的官職，亦與士紳階層有婚配往來，已可稱為萊陽的地方大族。在姜氏第八世的這一代，姜氏子弟開始投入科舉，躋身功名，姜淮生五子璣、瓘、玨、珙、玕，五人皆具有縣學附貢生的資格， 11 其中姜璣出任順天府固安縣（今河北固安縣）主簿，姜玕出任太原府文水縣（今山西文水縣）主簿。在明初，政府需才孔亟，生員仍有相當大的機會出任官員，地方上的主簿、教諭、訓導等基層官職，往往由其出任，因此具有生員身份的家庭，可算是社會中上階層的殷實人家。姜埰、姜垓的祖父姜良士，字汝循，為地方上有學行的學者，《萊陽縣. 6. 清‧萬斯同，《明史》，卷 56，〈禮志十‧嘉禮四〉，頁 1419。「洪武五年詔禮部奏定鄉飲禮儀，命有司與學官率士大夫之老者，行於學校，民間里社亦行之。十六年詔頒鄉飲酒禮圖式於天下，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行之。」. 7. 前揭書，卷 77，〈食貨志一‧戶口〉，頁 1878。「里設老人，選年高為民所服者，導民善，平鄉里爭訟。」 8 明‧姜垓，《流覽堂詩稿殘編》，收於《明清遺書五種》（北京：北京圖書館出版社，2006），附錄，頁 65。 9. 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四年鉛印影印，1968），卷 3 之 1〈人物‧孝義〉，頁 80b。. 10. 清‧姜砫、姜暟等修，《萊陽姜氏族譜》，卷 3 下〈譜圖〉，頁 4a。. 11. 前揭書，卷 3 下〈譜圖〉，頁 4b-6a。.

(21)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13 志》說他：「固高士，不屑俗學，以好古滯諸生，迺山居吟嘯，不履城市。」 12 亦即姜良士不習舉子業，過著山居讀書、不入城市的鄉野生活。然而，事實上姜良士曾投身科舉，縣志《姜考功傳》曾記載：祖康惠公良士，邑文學，博洽擅譽。隆慶丙子擬元，主司擬第七。房考不悅，忤主司意，遂見擯。 13 可知飽富學識、胸懷抱負的姜良士，曾有志於科舉，但未能順利獲取功名，進而為官一展長才，只好在地方上以教書為生。科舉失意的姜良士，雖未能擔任官職，但透過講學鄉梓，所收學生多為萊陽的宋、左、沈氏等大族子弟，死時門人宋繼登私諡康惠先生，又良士次女許予縣學生左懋實為妻，14 可說是萊陽姜氏與其他兩大姓宋氏、左氏結交的開始，彼此建立起在姻婭與學問上的地方人際網絡。姜埰、姜垓之父姜瀉里，字爾岷，號漢洲，為萊陽當地廩生。 15 幼時隨從父親居住在鄉間，讀書習文，曾獲得縣令文太青的讚賞。 16 然而過著耕讀的生活，事實上是很貧困的，為了生活，便設館於馬真人殿中，17 以授徒教書為生。雖然姜瀉里的文章相當出色，但似乎在考場之中頗受挫折，以致始終無法更進一步求取功名，18 只得繼續過著鄉里讀書、授館教子的生活，但也因此能夠有更多時間與心力，對姜埰、姜垓四兄弟的文章學術，親自一一教誨，陶鑄諸子的性情，日後姜埰、姜垓先後得成進士，與姜氏兄弟往後的忠烈事跡，當是受其父身言二教影響所致。姜瀉里除在學問上繼承乃父姜良士的遺風之外，在忠孝節義上，亦有可敬之舉。當父親去世時，曾不遠千里，徒手自庀墳墓，展現至誠孝思。 19 天啟年間，. 12. 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23b。. 13. 明‧姜垓，《流覽堂詩稿殘編》，附錄，頁 61。. 14. 清‧姜砫、姜暟等修，《萊陽姜氏族譜》，卷 4 下〈譜圖〉，頁 9b-10a。. 15. 清‧萬斯同，《明史》，卷 69〈選舉志一‧郡縣之學〉，頁 1687。「…於是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附於諸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凡初入學者，止謂之附學，而廩膳、增廣，以歲科兩試等第高者補充之，非廩生久次者，不得充歲貢也。」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23b。按文太青即文翔鳳，字天瑞，號太青，陜西三水人，生卒年均不詳。萬曆三十八年（1610）進士，歷官萊陽令，終太僕寺少卿。著有《東極篇》及《文太青文集》二卷，《太微經》二十卷。. 16. 17. 馬真人即馬鈺（1123-1183），原名從義，字宜甫，入道後更名鈺，字玄寶，號丹陽子。山東寧海（今山東牟平）人，道教全真道道士。. 18. 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23b。. 19. 前揭書，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23b-24a。「手自庀墳墓，與一老僕分步策蹇，從四千里外負甘脆，歸奉北堂，以其餘給鄰里窮獨，或間出收瑾道殍。」.

(22)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 14 -. 權宦魏忠賢（1568-1627）亂政，20 權傾朝野，各地阿諛奉承、營建生祠不斷，姜瀉里不懼權貴，抨擊建祠：天啟之末年，逆璫建祠，公為危言忤，有司或跡之，公急攜家人入山，變姓名為人耕傭。及哀詔至，公從縣官後，哭至失聲，或問曰：「子為諸生，何哭也？」公曰：「吾知為臣子，不知為諸生。」 21 姜瀉里雖僅為鄉里諸生，仍時常關心朝政，憂懷天下事，敢於直言時政弊端，蹈行忠節。姜氏一族至良士、瀉里，以其學問節行，聞名於鄉，建立起萊陽姜氏的家族聲望。. 早年生平姜埰字如農，又字卿墅，明亡後自號敬亭山人、宣州老兵、役叟，學者私諡貞毅先生。生於萬曆三十五年（1608），卒於康熙十二年（1673），享年六十七歲。姜垓字如須，又字皇輿，別號篔簹，自號佇石山人，學者私諡貞文先生，生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卒於順治十年（1653），享年四十歲。姜埰七歲時入小學就讀，22 由學問淵博的祖父親自教授啟蒙。幼時的姜埰顯現出其聰穎的天賦，《論語》、《禮記》等書，都能記誦純熟，使祖父大為稱許看重。23 萬曆四十三年（1616）姜埰九歲時，由於山東發生大飢荒，四處盜賊蜂起，地方秩序不安，姜氏為避亂，徙入山中故居生活。十歲時從學於郡庠生王良輔修習《詩經》，十一歲又改學於郡庠生孫某，年少的姜埰一日趁老師外出，與同學突然登高大呼說：「此謂鰲頭獨占矣！」 24 雖是觸犯學規、近似輕狂的言行，卻也贏得了老師對其志向的嘉許，似乎此時的姜埰便已立定考取進士功名之志了。十三歲的姜埰首次應童子試，考題為〈大學〉篇的〈桃之夭夭〉，姜埰能先後有序、先家後國，立意敘文皆佳，獲得縣令李建和的贊賞，認為姜埰未來必定能出人頭地。25 十八歲，姜埰娶董應雷之女為妻，董應雷歷任婺源訓導、德平教 20. 21 22. 23. 魏忠賢（1568-1627），原名李進忠，明朝宦官，河北肅寧人。熹宗時為司禮監秉筆太監，以閹黨與東林相抗，專擅朝政，殘殺東林黨人。崇禎元年（1628）遭流放鳳陽，在途中畏罪自殺。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24b。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收於北京圖書館編《館藏珍本年譜叢刊》第 63 冊（北京：北京圖書館出版社，1999），不分卷，頁 2a。同前註。. 24. 同前註。. 25. 前揭書，頁 2b。.

(23)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15 諭、保安學正等職，為萊陽當地知名學者，遺民董樵之父。董氏亦為一知書達禮的女性，且姜埰為董氏所自擇，可見姜埰的年少風華。26 時姜氏家道中衰，董氏「乃力貧支憊，甘茶蓼於鞠窮，染緝疏以易篝膋，間復以其嫁時衣質而佐卿墅也。」27 為了維持家計，董氏甚至典當嫁衣以換取家用，辛勞持家，為一傳統勤儉的賢妻良媳。天啟六年（1626），二十歲的姜埰通過童子試，正式入學成為生員，據《年譜》所載，其間卻經歷了一番曲折：初埰郡試見擯，已棄意進取，一夜夢郡伯試埰，以來遲，故不及入場屋，既入，則別駕監場事，問子有卷乎？埰曰：「棄別駕書姜聯芳三字於卷端，用印三顆。」覺而異之，院試告考，彷彿夢中例。童子試必廩生保結，埰家貧，不可得，學使揮之出，途遇趙公以銓，毅然保之，乃見收入泮，名即姜聯芳也。後復今名。 28 夢境中的試文情事，竟與現實的狀況如此契合，彷彿姜埰的命運真有上天相助，，也反映出時人常喜以鬼怪奇異附會的心態。天啟年間（1621-1627）大璫魏忠賢把持朝政，由挺擊、移宮、紅丸三大案的政治案件引發了朝廷裡閹黨與東林黨相抗的局面。閹黨的勢力隨著魏忠賢權勢的擴張，達到巔峰，閹黨在各地禁毀書院，興建魏忠賢生祠，制訂《三朝要典》作為迫害東林人士的依據，屢興廠獄。29 天啟晚期的明朝政治便是在朝政黑暗，政治動盪不安中渡過。 30 處於此一全國性政治風潮下的姜埰，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於天啟七年（1627）的鄉試中，姜埰本已有望登榜，卻在策論中指責閹黨的崔呈秀、魏廣微等人，因而被主試官擯除科榜。 31 在當時閹黨勢盛，大肆殘逼的險迫政治局勢下，姜埰甘冒失去生命的危險，直指閹黨之短，不啻勇氣可嘉。也可看出姜埰自幼深受家族忠孝教育的薰陶，滿懷忠君愛國的熱誠，能不惜性命碰觸政治禁忌，也才會有後來諫官任內的犯顏直諫，觸犯聖怒的忠肝義膽和豪行壯舉。緊接著天啟年間的閹黨與東林黨爭後，崇禎初年興起一股由文學轉向政治革. 26. 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15a-16a。. 27.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類第 140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23，頁 2a-2b。. 28. 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3a-3b。. 29. 天啟五年（1625）三月發生天啟六君子之獄，六君子分別為：楊漣、左光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天啟五年（1625）七月發生天啟七君子之獄，七君子分別為：高攀龍、周宗建、謬昌期、李應升、周順昌、周起元、黃尊素。. 30. 小野和子著，李慶等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21-228。. 31. 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3b。.

(24) - 16 -.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新的社會運動，江南的張溥（1602-1641）、32 張采（1596-1648）二人成立應社，33 既而應社與復社結合，由最初辯論文體、改革文學的趨向，進而掌握了黜陟之權、影響政治中樞的用人抉擇。34 在此一空前的時代風潮下，全國各地亦興起了許多文社，響應復社的政治主張，並積極參與復社於崇禎二年（1629）的尹山大會、崇禎三年（1630）的金陵大會、以及崇禎五年（1632）的虎丘大會等三次大會。 35. 山東士人對於崇禎年間復社活動的關注與參與，也是相當熱烈支持的，其中尤以萊陽為最盛。統於復社下的山左大社，即為萊陽士人宋繼登、趙士驥所倡組的結社組織，列名的九十一人之中，萊陽人士占了十之六七， 36 而宋、左、姜三大姓即有二十四名，姜圻、姜埰、姜垓三兄弟以及同學左懋第、宋琬等人，皆列名其中。37 年輕的姜埰，此刻正慷慨激昂地與同學們聚會於山左大社裡，共同研究學問，暢談國事，直擊時政之弊。鄉試受挫的姜埰，於萊陽就學於祖父門人，同時亦是宋氏一族的知名學者宋繼登為師。宋繼登為萬曆三十二年（1605）進士，歷官陜西右參議，天啟五年（1625）因大計謫官返鄉，38 每次上課，姜埰的表現都贏得了宋繼登的稱讚，此時同學多為萊陽的年輕士子，如左懋第、沈迅等人，日後皆先後連登捷榜，躋身仕途，同朝為官。39 崇禎二年（1629），萊陽有董大成惑於白蓮教，倡亂登萊等地，包圍萊陽十餘天，姜埰與族人分城嬰守，情況相當危急，姜埰本人就身中箭矢，性命幾失，所幸城終得保，免除萊陽生民的一場浩劫。40 萊陽董大成之亂平定後，地方稍稍恢復平靜，同時正值鄉試之年，姜埰隨著芸芸士子，一同應考崇禎三年（1630）的鄉試，多年苦讀的姜埰，終於一舉成名，考中鄉試第二十名。業師宋繼登一直 32. 33. 張溥（1602-1641）字天如，號西銘，江蘇太倉人。明崇禎進士，選庶吉士，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天啟六年（1626），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二年（1629 年），創建復社與閹黨相抗，聲勢震動朝野。張采（1596-1648）字受先，江蘇太倉人。與同里張溥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元年（1628）進士。福王時，起禮部主事，進員外郎。乞假去。著有《知畏堂文存》，詩存四卷傳於世。. 34.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99-113。. 35. 前揭書，頁 111-112。. 36. 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28b。. 37. 前揭書，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28a-28b。山左大社中列名的萊陽士人為：萊陽除宋繼登父子，有左懋泰、宋珵、趙士驥、姜瀾、宋璜、宋璌、孫鳳毛、宋灌、趙爾汲、楊維檟、鍾四達、沈時升、遲龍躍、楊曇、楊昶、姜圻、姜垓、孫長祚、臧應擢、臧應召、耿光、趙金鼎、趙金鼐、左懋桂、左球、宋繼芬、宋琬、宋正伯、孫耀祚、於起泗、姜植、王旒鳳、劉起蛟、遲龍肅、陳廷蘊、宋才緒、沈迓、馮振先、姜楷、任夢麟、左良輔、趙際昌、任某、張允捷、姜剛、趙臨遠、左懋芳、遲龍衡、張允掄、左懋第、宋瑀、沈迅、宋楠、姜埰、孫一脈、趙巃、孫揚烈、鍾還、孫揚聲、崔丹。宋繼登字先之，號淥溪，萬曆三十二年（1605）進士，歷南鴻臚司等官，子琮、珵、玟三人俱有文名。宋玫字文玉，天啟五年（1625）進士，歷官虞城知縣、太常少卿，大理卿、工部右侍郎等官，崇禎十六年（1642）抵禦清軍攻打，萊陽城破殉難。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4a。. 38. 39 40. 同前註。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末〈明代兵事〉，頁 3b-4a。.

(25)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17 很看重他，預估省城放榜發送捷報的時間將近，便登上城頭，先向捷報者詢問是否有姜埰中榜的好消息，一問果然如先前所料無誤。宋繼登的看重，以及姜埰考中舉人的好消息，一時在萊陽當地相互傳聞，成為大家稱頌的美事。41 考中舉人之後的姜埰，已經是姜氏一族獲最高功名之人，更上一層樓，考中進士任官的機會是相當容易的事，表伯李篤培行事嚴正不偏倚，在鄉里中擁有良好的聲譽，姜埰特地跑去跟他請益，李篤培說：以子佩紆青紫，何足異士，大夫立身，要當為朝廷任大事耳。 42 這句話深深地影響姜埰，並成為他往後擔任縣令、言官，奉為金石的箴言。萬曆四十二年（1615）姜垓出生，自小即顯出其聰慧靈敏的秉賦能力，八歲便通熟《魯論》、《孝經》、《毛詩》諸書，十歲時已能屬文立成，毫不加點，可稱為是鄉里間聞名的神童了。十六歲已在詩賦上有所小成，並贏得同邑進士宋玫的看重，宋玫為天啟五年（1625）進士，歷任刑科給事中、工部侍郎等官職，早登清顯，頗負文名，為萊陽一地的知名學者。43 宋玫見姜垓稱許地說道：「萊無才，吾獨樂與姜叔子游，且恨不早識也。」44 另外一位看重姜垓文名的，為膠州人高宏圖，高為萬曆三十七年（1610）進士，歷任御史、工部侍郎等官， 45 曾贈詩予 41. 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4a。. 42. 前揭書，不分卷，頁 4b。. 43. 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15a-15b。. 44. 前揭書，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34a。. 45. 清‧徐鼒，《小腆紀傳》，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類第 3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1，頁 1a-3b。高宏圖（1583-1645）字研之，膠州人。萬曆三十七年（1610）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啟年間乞歸閒住。思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僕少卿。逾年，晉工部右侍郎。宏圖家居十年不起，言者交薦。思宗聞其佐膠州城守功，召至闕，諮以時事；補南京兵部右侍郎，遷戶部尚書。福王稱號，改禮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史可法並入值。弘光元年（1645）八月，加太子少師，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太后至，進太子太保。十月，致仕。時山東已失，宏圖無家可歸；挈一少子至吳。久之，入浙居紹興；人乞一面不可得，日惟一餐祈死。既聞蕪湖敗，劉宗周、熊汝霖議發羅木營兵奉潞藩拒守；宏圖歎曰：『天之喪明，若穡夫，徒苦江東父老，復何益！吾籌之熟矣』。乃託其子於門客海昌談遷攜之去，絕粒死。浙東監國，贈太師，諡：「文忠」。清朝賜專諡：「忠直」。高宏圖死後，姜垓有詩〈贈太師大學士吏部尚書諡忠敏高公宏圖〉感懷：忠敏五朝直，三顧禮長延，先民具典型，一一體剛乾。遐哉昌啟代，謁者乘中權，骨鯁馳革鳥，偃蹇逾歲年。比諫阻嬖幸，罷官居荒田，垂老典南計，主眷方綿綿。一旦皇輿傾，神器辱晨煙，攀附龍髯泣，匡輔國鼎遷。哭廟烈八極，發喪告普天，少能裨社稷，遑恤身棄捐。定策托聖緒，擇賢心所專，指顧存廓清，伊周會比肩。微聞老忠藎，叩心孝陵前，逆臣假兵柄，異說肆遙牽。竊見向背際，揚羹沸愈煎，廉恥兢冒亂，譙讓為甚焉。孤忠獎王室，忤旨非自全，嘔血再彌月，乞骸請歸還。法坐趣北.

(26) - 18 -.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姜垓，譽為才子。46 姜垓的才氣，贏得登萊當地著名士人宋玟、高宏圖等人的稱許結交，可見其在賦詩作文上必定有所突出之處，可說是萊陽當地的青年才俊。. 渡，靈旗揚日邊，出師痛未捷，瓦解王氣偏。庭諍血直視，孱主猶勉旃，翕訾接踵人，投抒何尤愆。群小既皆詬，祖靈憤幾筵，宮闕委榛莽，戎馬塞澗瀍。茍有老成人，未遽輕陷堅，冉冉蘇姑途，悠悠秦望嶺。嬰病襍僕妾，行李轉通墨，公實歌式微，愚亦苦迍邅。間行藉草坐，淚湧如迸泉，六軍齋尺書，斷流投馬鞭。奮舌叱來使，裂書沈越淵，羈魂戰場下，憂心餘燀燀。何日踐膠海，哀陳薤露篇。 46. 清‧王丕煦等纂，《萊陽縣志》，卷 3 之 3〈藝文‧傳志〉頁 34a。詩云：「才子早懷青玉案，老夫常愧白雲心。」.

(27)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19 -. 第二節廉吏與言官十年廉吏崇禎四年（1631）倪元璐主試， 47 姜埰考中進士第一百三十六名，殿試登三甲一百六十三名，依例外放州縣任官，初授密雲縣（今河北密雲縣）知縣，然而未及赴任。48 十月改任儀真縣（今江蘇儀真縣）縣令，表兄劉起蛟特地寫信給姜埰，勉勵他擔任縣令時，務以不要錢、不徇私為準繩，姜埰欣然接受。 49 隨著姜埰前往揚州府儀真縣擔任縣令，其家人雙親亦隨同移居儀真，開始姜氏江南的宦居生涯。姜埰前後擔任儀真縣令共十年（崇禎四年至十三年），為政勤奮，為縣人所稱頌的惠政頗多。姜埰蒞任之初，遇地方壇祭，有人假以城隍名號，直呼姜埰本名，在場的教諭、訓導等官員，都為其所惑而信之。姜埰不為所惑，將假城隍之名的鄉人治罪，破除地方上迷信鬼神的惡俗。50 上任不久，姜埰便探訪地方民瘼，經過一番明察暗訪，將地方巨憝董奇、董九功等人，置之以法，革去窩訪之害。 51 姜埰雖為地方父母官，但卻沒有官架子，對於冒犯的下屬或學生，仍以相當大的寬弘雅量對待，茲舉二事為例：有王生毆人斷齒，讞詢日，語不遜，送學博樸責之；學博以劣行聞於學使，埰亟止之曰：「使王生謂我有成心也，然不可追矣。」事下，埰為保全之。又：學博王燾崑山孝廉，其人有古風，然性褊不達，時務每犯埰，埰獨敬憚之，其後遷隨州守，死節。埰常曰：「使佗人處此，必不能堪矣。」 52 可知姜埰任官處事，皆以敬重之心待人，並不因為其人有事或言行得罪於己，就想盡辦法要討回顏面，或進行報復，而是力求公平，給予其應有的評價與待遇，反映出他為官的清平公正。. 47. 48.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號鴻寶，一號園客，上虞人。天啟二年（1622）進士，授編修。崇禎初，抗疏擊魏忠賢遺黨，又請燬三朝要典，上制實八策及制虛八策，累遷國子祭酒。後起兵部侍郎，超拜戶部尚書。李自成陷京師，自縊死，年五十二，諡文正，清諡文貞。善行草，工畫山水竹石，著有《倪文貞集》。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4b。. 49. 同前註。. 50. 前揭書，頁 6b。. 51. 同前註。. 52. 前揭書，頁 7a。.

(28) - 20 -.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崇禎七年（1634），揚州府縣江都令出缺，丹徒令某謀調，又巡鹽御史黃希 53 憲批允調埰，江都為揚州附郭，為府內大縣，為眾官爭取的大缺，最後為鳳陽令顏某以二千金賄首輔溫體仁，54 而得以調任江都落幕，但亦顯出姜埰似乎不善於官場上的汲汲鑽營。 55 崇禎八年（1635）姜埰以宦蹟報最，肯定其初任縣官的政績。 56 九年（1636）卻發生鄉試充廉官被抑一事，原來，揚州府舉辦鄉試時，照例會聘揚州府屬縣的一位縣令出任廉官，非多金夤緣不可得，姜埰雖以治蹟有望出任，卻遭以賄出任的江都令顏某再次陷害，結果不得入闈，使得揚州士大夫吳甡（1589-1670）、姚思孝、徐耀等咸為姜埰不平。 57 崇禎七年（1634）因駱馬湖淤積，有礙漕運，霍維華（？-1636）倡議開鑿宿遷至徐州的新河，以疏通漕運；58 姜埰則主張毋需花費財力太多，力持拓寬重濬舊河的辦法，結果不為總河官員劉榮嗣所採用，59 最後新河開鑿完工，卻未能引黃通漕，治河措施終致失敗，姜埰以地方官之故，一併停職待罪。姜埰本可上疏攻擊劉榮嗣的失誤與罪過，以為自己脫罪，但他卻不願意如此落井下石，後來復官儀真，姜埰的厚道，贏得了時人稱許。 60 姜埰任官的勤勉，再加上崇禎十年（1637）入覲京師，參與吏部考計，施政的積勞加上旅途的疲憊，身體健康大不如前，又感染上寒症，為庸醫誤診所害，惡化成痿痺之疾，出現四肢手腳僵直不得動彈的嚴重狀況，所幸得良醫史國藥酒所治，逐漸痊癒。 61. 53. 54. 55. 黃金貴（1587-1646）字雙南，後奉旨更名黃希憲，墮江不死號又生，江西分宜人。明萬曆壬子科（1612）舉人，明天啟五年（1625）進士。明天啟六年（1626）致仕，授廣東廣州府順德縣知縣，歷官應天巡撫、河道總督、兵工二部左右侍郎等官。出任廣州順德縣令時，化寇為良，提升為御史；巡按甘肅時，招撫盜寇有功升太僕少卿。清兵攻下南京後，黃希憲護送潞王至杭州，忠君不二。清順治三年（1646）8 月 21 日，歿於浙江紹興府章家，終年 59 歲，清諡忠烈。溫體仁（1573-1639）字長卿，浙江烏程人（今浙江湖州市）。明萬曆二十五年（1597）舉人，二十六年（1598）進士。歷官翰林院編修、少詹事等官職。天啟二年（1622）升禮部右侍郎，七年（1627）晉南京禮部尚書，崇禎三年（1630）任禮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成為內閣輔臣。崇禎六年（1633）六月，周延儒（1593-1643）罷相，溫體仁取代延儒成為內閣首輔。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5a。. 56. 同前註。. 57. 前揭書，頁 5a-5b。吳甡（1589-1670），字鹿友，晚號柴庵，揚州興化人。明萬曆四十一年（1613）進士。歷官福建邵武、晉江及山東濰縣知縣、御史、河南巡按、山西巡撫等官。崇禎十五年（1642）任東閣大學士，為內閣次輔，著有《安危注》、《柴庵疏稿》等書。姚思孝字永言，揚州寶應人，崇禎四年（1631）進士。在諫垣論列最多，號稱職；南都失守，薙髮為僧。清‧萬斯同，《明史》，卷 306，〈列傳 194‧閹黨〉，頁 7864。. 58 59. 60 61. 劉榮嗣（1571-1638）字敬仲，號簡齋，別號半舫，山西曲周縣人。萬曆四十四年（1617）進士，歷官戶部、吏部主事、順天府尹。崇禎六年（1633）為工部尚書，兼右副都御史，總理河道，提督軍務，受首輔王應熊，次輔溫體仁等人以治河失策為由陷害，下獄問罪。崇禎十一年（1638）獲釋，卒於旅途，年六十八。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5b。前揭書，頁 5b-6a。.

(29)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21 儀真地處揚州府，明代揚州為鹽商匯集之地，照例有許多製鹽、行銷的官場陋例，往往成為當地官員中飽私囊的途徑，姜埰一併革除過去的陋例，不收取任何金錢。姜埰的廉潔與除弊，使揚州的鹽商負擔減輕良多，為了感懷他的惠政，特地出資代籌先前姜埰開修新河虧補的公款銀一萬兩，解決了姜埰苦於籌款墊賠的困擾。62 明代縣令除負責催收地方稅賦上繳中央，以及教化鄉里民眾之外，還得聽斷縣民的訴訟，解決爭端。姜埰在儀真縣衙判決斷案，有其明快果決之風，當時備兵揚州的袁繼咸（1593-1646）， 63 曾微服巡訪真州，聆聽姜埰審訊斷案的堂讞過程，極為佩服，兩人更結為知己好友。 64 姜埰亦針對儀真縣內的擾民弊端，進行革除黜廢，以減輕縣民的負擔，首先，儀真位於大運河沿岸，照例皆須擔負河夫徭役，總河徵派儀真河夫五百名前往泗州（今安徽盱眙）修築河道，姜埰親自捐俸免除，以減輕百姓重擔。 65 南北漕運糧船皆經儀真船閘，按例亦須人夫挽拽，每年為數眾多的漕船，儀真民眾深以為苦，姜埰訴請罷免，並成為定制，解決了百姓年年所負擔的挽拽重役。66 又儀真地處江北，與南京遙隔長江相望，每有刑訟案件，輒隔江借提，造成「奸人詐害，人以恐之」的弊病，姜埰亦請於上罷免革除之，使奸匪小人不能再以此為害。 67 姜埰任官清廉，十年縣官不取民間一物，凡日用米薪皆照時價取買，務求不取食於民，因而：家棄環堵，官苦積薪，常恨奉二親乏甘毳。 68 可知雖然擔任縣官，姜埰的家境並未因此而富足起來，仍然過著家貧清苦的日子，常常為了無法以好東西奉養二親而煩惱自責。姜埰勤於政事，十年之中「只視百姓事如己事，十年如一日。」故贏得百姓稱道曰：姜公為政，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為棄事，埰不愧二語量移。 69 62. 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8a-8b。. 63. 袁繼咸（1593-1646）字季通，號臨侯，宜春人。天啟五年（1625）進士，累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都御史，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九江。後左夢庚與繼咸舊部郝效忠降清，執繼咸北去，不屈見殺。. 64. 明‧姜埰、姜安節等撰，《敬亭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類第 19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附錄〉，頁 2b。袁公繼咸備兵揚州，埰謁，稱埰先生，下堂揖之曰：「吾間行真州，瞷公聽斷三事，不禁心折矣。」埰常語人曰：「作令十年，僅得袁公一知己。」. 65. 前揭書，〈附錄〉，頁 1b。. 66. 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7b。. 67. 同前註。. 68. 前揭書，頁 8a。. 69. 前揭書，頁 7a。.

(30) 流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 22 -. 縣人們更集議打算為其立祠建碑，以紀念惠政。姜埰不以此自滿，只是婉拒謝道：吾知盡吾職而已，豈望此乎！ 70 姜埰又能持守公正，不受請託，《年譜》有云：十季不受干牘客，有以私請者，拒之。 71 紹興某人士曾欲以與姜埰座師的姻婭關係，使埰出人死罪，而埰終不聽從。 72 由此可知，姜埰十年的儀真任官生涯，於己身能守廉清貧，刻苦自許，為官持正不阿，用心於縣政，任事務求清簡，減輕民間的負荷為先，實在是一位愛民如子，勇於任事的好縣令。崇禎晚期，流寇蜂起，四出侵擾；崇禎八年（1635），張獻忠（1606-1647）東向流竄攻徙南直隸鳳陽（今安徽鳳陽）、泗州等地，所向披靡，六合（今安徽六合）陷落，兵鋒直指南京、揚州等地。儀真西鄰六合，東屏揚州，首當其衝，儀真一失，揚州岌岌可危。姜埰雖素不習軍旅之事，但卻也頗能擘畫有方，組織縣民守城，露宿城頭嬰守數月，終使賊不得越雷池半步，確保儀真之完整，更屏障揚州之安危。事後官員議敘守城功勞，皆以儀真藩籬固守之故，使淮揚半壁屹然無恙，而對姜埰優錄之。73 當賊攻儀真，城守危急之時，城中父老或有請姜埰先行將家中老小移至南京，以避兵禍，不料埰妻董氏卻說：「死則同死耳！何為先去，失臣職也。」 74 董氏此一恪守臣節、婦道的言論，父老為之嘆服，也更讓姜埰無後顧之憂，專心於守城之事；亦反映姜氏忠君盡節之心的堅定，如一旦城破，亦早有舉家犧牲盡節的決定了。綜言之，姜埰於儀真任官的十年生涯，可算是一生之中生活較為平定安穩的時期，家人皆隨著姜埰生活於儀真官舍，雖然生活清貧，卻也怡然自得。埰妻董氏，謹守婦箴，敬事公婆：操作自若，衣椎布澣，濯洸洸然，以故卿墅…事舅姑稱其孝，事其祖，姑如其姑室以內，不殖私財，尺帛寸縷必跪進之，以為二人歡。 75 70. 明‧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年譜》，不分卷，頁 7a。. 71. 同前註。. 72. 前揭書，頁 7b。. 73. 前揭書，頁 7b-8a。. 74. 前揭書，頁 8a。. 75.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卷 23，〈前給諫姜公卿墅元配董孺人遷葬墓誌銘〉，頁 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