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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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

The Incipiency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of Taiwan and it’s Discussion around Capitalism (1920~1924)

邱士杰 Qiu, Shijie

指導教授：王遠義、黃俊傑博士

Advisor: Wang, Yuan-iee, Huang, Chun-chieh Ph.D.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Jul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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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是一篇關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殖民地出現的案例研究。殖民地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在島內外所發起或參與的持續性組織化活動、最終所形成的組織，以及在組織過程中圍繞著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而形成的論述或討論，則是本研究的對象。本文認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初期的發展以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關係為主軸。隨著共產主義勢力的日漸上升，陸續出現以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為主題的台灣資本主義論述、以及具有共產國際色彩的路線討論。本文並認為，存在於中國國民革命內部的緊張關係――政治革命對社會革命、民眾運動對武裝鬥爭、民主主義革命對社會主義革命、先鋒隊對統一戰線――是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時不可或缺的參照系。

關鍵詞：社會主義革命、民主主義革命、資本主義階級分化、無政府主義、布爾什維主義、

國民革命

Abstract

This is a case study exploring how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emerged in a colonized society. The constantly organized activities which socialists in the colonized Taiwan called into actio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organizations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as the results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the discourses and discussions developed from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capitalism through this period will be examined in the study. This thesis considers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Anarchism and Communism (Bolshevism)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aiwanese socialist movement. As the Communist force got stronger, there came along the discourses on Taiwanese capitalism on the basis of class differentiation along with the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intern.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assumes that tensions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 political revolution vs. social revolution, people's movement vs. arms struggle, democratic revolution vs.

socialist revolution, Communist avant-garde vs. united fronts - are integral parts of the study of Taiwanese socialist movement history.

Keywords: Socialist Revolution, Democratic Revolution, Capitalist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archism, Bolshevism, National Revolution(Guomin G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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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在本文中，凡是加粗的黑體字，俱為本文筆者所加。

2. 在徵引文獻出現文字上的錯誤時，本文將適當地在錯漏字後方以方括號 [ ] 注上正確的文字、補上標點符號，或者做些補充說明。

3. 凡是文字加上底線者，即表示此文字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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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把握㈳會主義運動史的方法

引言、從㆒個關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討論談起

我們很長久沒有聽說台灣人對日本有什麼動作的表示。據我所看見的台灣留學生和僑居日本的商人等，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不過我沒有親自到過台灣內地，

不能說出他們內地人的真情實況。……

我知道台灣人――有覺悟的――心中是非常痛苦的，有意思不能發表。若是一句話不對，立時就要吃瀰天的大禍！他們也想回到中國，但又因為有財產的束縛――

財產不得移出境外――況且中國又是終年戰亂的黑暗地方，回來也是不能自由的！

零零丁丁的台灣人，在偌大一個世界裡，竟沒有一塊能容他的地方，更沒有一點容他說話的空氣，真是苦的很呀！

――謝晉青，〈台灣與朝鮮〉，1920 年 9 月 2 日。¹

留下上面這段文字的作者，叫做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他是 1920 年前後赴日留學的中國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已為當代所遺忘的人物。在漫天無盡的歷史沙塵中，他是不斷被淹沒與再淹沒的那一名。如果不去發掘他，大概不會有人知道，1920 年前後的謝晉青，是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息及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的重要推手。如果選擇遺忘他，大概也將不會有人知道，這個默默無名的大陸青年，竟是台灣近代社會運動興起時的重要見證人。

當時的謝晉青，與羅任一（羅豁、羅志道，1897~1965）、高一涵（1884~1968）等旅日學生組織了名曰「東京通信社」（1920.7）的小媒體。²假使翻開同時期的上海《民國日

1 晉青，〈台灣與朝鮮〉，《覺悟》，1920 年 9 月 2 日，第 1~2 版。

2 謝晉青是 1920 年前後旅日的大陸學生。據其友人高一涵回憶，謝晉青曾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中組織一個「東方書報販賣社」，販售國內進步書刊。東京中國 YMCA 的馬伯援（1884~1939）憶云，1920 年初春，在高一涵的建議下，遂於 YMCA 內代售北京各種雜誌。

謝晉青為籌學費，馬伯援便另闢空間於青年會，成立新書店，讓他代售《民國日報》。「迨後加入朱鳴田、羅豁，由小而大，截然是東京中國留日學生的文化中心。惹得日人注意，並常與日人大杉榮、

高津正道等開座談會於該書店。」此外，該書店甚至協助藏匿「上海朝鮮獨立政府派」的抗日份子。

後來謝晉青另組「東方通信社」，高一涵謂其「專向國內報界供給日本方面的有統系的新聞」。據日本情報資料，這一「東京通信社」乃是謝晉青（負責人）與羅任一（時為「東亞預備校生」）、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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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及其副刊《覺悟》，就能看到許多由謝晉青及羅任一所譯撰的許多日本社會運動消息與理論。而且，通信社成立後不久，謝晉青便迅速地將報道的視線從日本「內地」延伸到至日本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

謝晉青所撰寫的〈台灣與朝鮮〉以朝鮮與台灣人民的共同苦痛為主題。但他更以已經展開各種激烈反抗運動的朝鮮為參照，而對尚未產生解放運動的台灣表示惋惜。雖然他的惋惜乃以「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及僑商為對象，然此並不意味謝晉青的關懷及視角狹窄。實際上，僅僅一個月之後，謝晉青便把視角轉向了台灣原住民，發表了題為〈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1920.10.18）的文章。他譴責日本人對於原住民的鎮壓，更歌頌原住民的反抗。³

也許謝晉青並未將自己當成局外人吧，他對台灣的關心持續著。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正式展開（1921 年 1 月 30 日在東京遞交請願書），謝晉青的視角便又轉回僑商士紳。

然而，此時的他已不是惋惜這些人沒能形成反抗運動，而是直言譴責其運動所體現的性質。他譴責領導議會請願運動的「紳士們」，只敢向日本要求「自治」，而不敢要求「獨立」。他在〈台灣人底政治運動〉（1921.2.16）中寫道：⁴

現在的世界大局變了，台灣底紳士們，聽見愛爾蘭；菲律賓、印度等，都有自治底聲浪，所以他們——台灣紳士——也就來向日本人要求自治。要求獨立底話，

它們是不敢說的，並且也是不敢想的；所以只有要求要求極小範圍的自治。他們底目的，是想要日本政府撤廢或改訂這六三法令，給予日本國民所守的同樣的法

涵等人於1920 年 7 月組建，社址設於 YMCA 會館內。當時謝晉青曾是《覺悟》副刊之特闢專欄「旅東隨感錄」的主要撰稿者，透過大量的報導性文章，將日本社會運動的最新消息傳回國內。1921 年12 月，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的口供曾云：「謝晉青（警視廳指定乙類需要監視之人物，現居上海）確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羅豁、陳春培皆為無政府主義者，惟其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

據高一涵云，謝晉青由日返國之後，經營木工廠、教學兼課、並從事譯著，旋病故。當時高一涵曾去信胡適，希望他能將謝晉青所譯《西洋倫理學史》的稿費交給正在南京的謝晉青治肺病。是否胡適給錢，尚不可知，但謝晉青迅即不治而逝。馬伯援曾稱讚謝晉青「苦工求學，取與不苟，記者[馬伯援自稱]之畏友也」。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則評價云：「同志晉青，從事主義運動，已垂十年，學問淵博，誠勇動人，猶熱心教育事業，不幸短命死矣。」就學術貢獻來說，謝晉青是第一個研究《詩經》中的女性、第一個將西洋倫理學介紹入中國的學者。以上分見：高一涵，〈弁言〉，收錄於三浦藤作著，謝晉青譯，《西洋倫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1~2；晉青述，〈[特載]東京通信社的成立、經過、和現在停辦的理由〉，《覺悟》，1920 年 9 月 17 日，第 1~3 版；〈本邦通信機關及通信員關係雜纂．通信機關ノ部．13．東京通信社〉，收錄於《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記錄》，編號B03040803800。〈同志消息〉，《春雷》，第 2 期（廣州，1923），8；〈附錄三施存統口供〉，收錄於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70；馬伯援，《三十三年的賸話》（台北：非賣品，1984），97；〈高一涵致胡適（1923.7.15）〉、〈高一涵致胡適（1923.8.6）〉，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0），209、215。最後，在《白堅武日記》中亦可發現有名曰

「謝晉卿」者，是否即「謝晉青」？尚待考察。見：白堅武，《白堅武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3 晉青，〈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覺悟》，1920 年 10 月 18 日，第 1 版。意在言內地說，謝晉青是在歌頌台灣原住民的反日鬥爭；意在言外地看，原住民乃是謝晉青歌頌無政府主義的自然生活的媒介，因為他眼中的原住民的原始生活不需外來文明便能幸福。

4 晉青，〈台灣人底政治運動〉，《覺悟》，1921 年 2 月 16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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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與他們。唉！要和日本人守同樣的法律！其實，日本底國民現在是否能得自治？

台灣底紳士們呀！你們在奴隸地位上，不必向主子計較待遇底優劣。你們果然想自由，還須轉回頭來，向著三百萬同胞們要求。不然，我就要說：你們運動底目的，是為著當日本底議員，做日本底官吏。

謝晉青的嚴厲批判引來了著名文學家劉大白的反詰。他以「漢冑」為名，發表〈台灣底富翁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1921.2.23）一文云：⁵

晉青君對於台灣底富翁巨紳底向日本政府要求及小範圍的自治，頗不滿意；但是我覺得他們到底嚐過了亡國奴底滋味，不能不說他們多少有一點覺悟！你看像橫濱底僑商領袖，還在那兒借著日本政府底勢力，拼命地興文字獄，構煽黨禍，鍛鍊株連，陷害同胞，恨不得早點作亡國奴才好哩！

就現有史料來看，謝晉青與劉大白的討論並無下文。然而謝晉青對於請願運動的揭發，卻是現知最早來自社會主義者的批評。謝晉青心中大概有個「解放運動」的藍圖吧！

與請願運動相比，朝鮮或台灣原住民的反抗形式也許更符合他的期待。然而謝晉青本人早逝（1923 年逝世），從而也無從猜想其最終想法。不過，他在「東京通信社」的同志――

羅任一――卻於1924 年實現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成功組織化的團體，也就是「平社」（詳見本文第四章）。從1920 到 1924 年，從謝晉青發表〈台灣與朝鮮〉、〈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到一個組織的誕生。其間過了五年的時間，也經歷了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謝世。

如果這個過程並不僅僅是生與死的交替，又將是怎樣的一個歷程呢？

第㆒節、「台灣」「㈳會主義」「運動」「史」

本研究的主題，定名為〈台灣㈳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本主義論（1920~1924）〉。

這是一篇關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殖民地出現的案例研究。殖民地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在島內外所發起或參與的、具有持續性的組織化活動（乃至最終所形成的組織），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圍繞著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而形成的論述或討論，則是本研究的對象。同時，本研究還是一篇關於台灣一九二零年代社會運動史的研究，不過研究的焦點擺在長期受人忽略的「左」邊，特別是迄今鮮有人研究的一九二零年代前半期。

之所以採用「社會主義」而非「左翼」，在於「左翼」一語必須相對於「右翼」才能存在。以林書揚（1927~）所定義的「左翼」為例，台灣「經濟上的有產階級所推動的政治改良運動」就是「左翼」之所以為「左翼」的前提。⁶但由於左右光譜歷來形成於分化

5 漢冑，〈台灣底富翁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覺悟》，1921 年 2 月 23 日，第 4 版。

6 林書揚對於「左翼運動」的定義如下，「在一個階級支配的社會裡，對於社會上不平、不公、不正的現象及關係，自然會有被支配、被壓迫的人們，起而對進行支配及壓迫者加以反抗。如果這種反抗只是針對政治領域的抗爭，那麼這種運動的目標也只是針對政治情況做部分改善的一種改良運動。往往，在殖民地社會，會有如地主及殖民地新起的本土工商資本家這些經濟上的有產階級所推動的政治改良運動，這就變成了殖民地運動中的右翼。他們在運動上的要求往往僅限於政治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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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固定的「右翼」可為永恆的標準。所以本文更傾向從社會主義運動向世界各地的擴張，考察前者（社會主義運動）的普世性與後者（世界各地）的在地性之間的相互滲透關係。⁷而在社會主義的普世性格普遍為台灣既有研究所忽略的狀況下，

強調「社會主義」的主體性有矯枉的功能。

「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容易定義的概念。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

曾將社會主義區分為「空想」（utopian）與「科學」（scientific）兩種；當然，恩格斯之區分多少有褒（科學）貶（空想）之意。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著眼於未來社會的「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並且「並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

然而科學社會主義卻不同，它著眼於當下的社會矛盾，它的基本「內容」是針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科學社會主義更「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構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體系，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⁸

上述區分對於本研究具有啟發性的意義，但恰恰是反面的。因為在本文研究的對象及時段裡，空想與科學的成分交雜（如果可以用這兩個概念概括的話）。因此恩格斯所提到的「空想」或「科學」的特徵（比方設想一個理想社會及其制度、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過程及其階級矛盾、肯定無產階級的歷史性作用），都只能作為定義「社會主義」的輔助性方法。本文則傾向遵從「習慣」，以通常被賦予「社會主義」屬性的對象為研究對象。

所以本文所涉及的「社會主義」必須連繫於具體的對象才具有意義；比方「社會主義者」。

至於本文所研究的對象，則是由社會主義者及其組織――以《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㆓ 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卷）．台灣㈳會運動史》（以下簡稱《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者為主――所形成的「社會主義運動」。⁹。

「社會主義運動」是推翻資產階級「現政權」與資本主義社會「舊關係」的「政治行為」。馬克思指出，「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係――是政治行為。而社會主

改良。而所謂的左翼運動，就是把這種社會中被壓迫、被支配的關係的根上溯至社會結構中最基礎的部份，也就是階級結構中最基礎的部份，有意從此部分來加以改造。這種運動的目標及理念便是左翼的、激進的、革命性的反抗運動。換句話來說，也就是把殖民地中經濟上的剝削關係，列為首要的攻擊目標，這就是所謂的左翼運動」見：林書揚，〈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發展――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收錄於氏著，《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79。

7 比方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出現，從而使既有的社會運動相對成為右翼。或者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受到既有社會運動的牽制，而具有既有社會運動的色彩。或者既有社會運動如何受到社會主義運動影響而發生變化。

8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721、739。

9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定義「社會主義（socialism）」時，直接從「社會主義運動（socialist movement）」談起，顯然是把社會主義直接視為運動。見：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Ralph Miliband, eds.,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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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通過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需要這種政治行為，因為它需要消滅和破壞舊的東西。但是，只要它的組織活動（organisierende Tätigkeit）在哪裡開始，它的自我目的，

即它的精神在哪裡顯露出來，社會主義也就在哪裡拋棄了政治的外殼。」¹⁰

本文認為，作為「政治行為」的「運動」（movement），以常設性組織（即沃勒斯坦的用語：permanent organization¹¹）的形成為體現。常設性組織（如工會）可以確保活動

（activity）的持續性；活動的持續性則使運動（如工人運動）成為可能。在俄國革命中，

常設性組織出現飛躍性發展。由於長期的白色恐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使常設性組織發生轉變，形成一種不同於工會組織的職業革命家政黨。這種政黨通常被稱為工人階級之「先鋒隊」（vanguard）。

先鋒隊政黨並非密謀式組織，因為密謀式組織基本上並不積極尋求群眾基礎，而訴諸於自認為少數先覺者的個人手段，如暗殺、少數革命家的暴動。先鋒隊政黨也不是形成於工人運動之中的組織，如工會。列寧認為，先鋒隊政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

它的任務不是消極地為每一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是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務，維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¹²列寧的見解，姑且簡稱「先鋒隊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三要素論。

也許是循著列寧的見解，因此中共歷來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則認為，如果此說為確，「共產黨在東亞成立的順序應該是日本、中國、朝鮮，但是，為什麼事實卻恰相反呢？」「如果說，這種『時差』，僅僅是可以忽略的『極微誤差』，共產黨在這三個國家幾乎是同時成立的，那麼，就必須解釋之所以同時成立的原因。」¹³對於上述問題，石川以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及共產國際的推動，作為回答。特別是最後一點，形成了東方¹⁴各共產黨陸續成立的直接動力。

石川的問題意識可以總結為「先鋒隊政黨」如何先於「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而

10 馬克思，〈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87~489。

11 沃勒斯坦對於「運動」的簡單定義是很有效的說明，「運動一詞指的是長於瞬間的某種集體推力。」

在沃勒斯坦的定義裡，「某種集體推力」無論「長於瞬間」多少，都被視為「運動」。然而沃勒斯坦特別指出，在「歷史資本主義」時期，「運動」的極致表現在於形成「常設組織」。見：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New York: Verso, 1993), 66-67. 中譯見路愛國、丁浩金譯，《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38~39。本文可以在絕對的意義上接受沃勒斯坦的

「運動」定義，比方所謂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就屬這個層次。但從相對的層次上來說，

本文希望某些場合裡將「運動」更細分為「活動」與「運動」，有無「（常設）組織」（或組織是否得以常設）則是兩者之差別。

12 列寧，〈我們運動中的迫切任務〉，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13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5。

14 本文所謂的「東方」，來自於 1920 年在巴庫召開的「東方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到 1941 年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之間所界定的「東方」。這些「東方」通常泛指整個亞洲，

而不僅僅只有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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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或者「先鋒隊政黨」如何先與「社會主義」――而非「工人運動」――相結合。其實列寧也有類似於石川的看法。¹⁵不過，先鋒隊政黨是俄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雖然日後其模式得到推廣，卻並非所有社會主義流派所能接受。因此，若將「先鋒隊政黨」更寬泛地改為「常設性組織」，也許更能描述各種流派的歷史實況。¹⁶也許有人會問，「組織」

究竟要存續多長時間才能稱為「常設」？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兼具質、量標準的問題。關鍵在於：就算「組織」無法「常設」，但「常設」如何作為一種動力卻將不斷地驅使「組織」

維持自身或如野草般的萌生。因此，以「常設性組織」為研究對象的最關鍵意義在於，如何把握「常設」的趨勢以及「組織」的再生產之間的關係。

就「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研究來說，從後見之明的角度出發、從「社會主義」的「常設性組織」的成立作為研究入手的途徑，是最普遍與方便的方式。或許正是這個原因，石川才把中共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 年 7 月，上海）作為研究重心。不過石川的研究也顯示出：「常設性組織」的成立不但可視為「社會主義運動」形成之標誌，通向「常設性組織」成立的前置過程也應納入研究。因為歷史是連續的。「常設性組織」成立前的社會主義或工人運動乃至其間形成的各種組織，都應納入書寫。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研究時段內的研究對象若不足以令人信服為「運動」本身，至少也應視為「運動」的「起源」（incipiency）；而這一「起源」最起碼的意義就是，「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真正的……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

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¹⁷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內，1923 年至 1924 年是台灣社會主義組織化的第一次高潮，在日本、大陸，以及島內，分別出現了大小不一的團體，確實「具有多發性」。但也許有人認為，這些組織無一活過1924 年之後，無疑是「中途夭折」，那麼這些組織是否並不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

上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無論「常設性組織」能否成為「常設性組織」、無論能否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無論能否對社會主義認識清楚，十月革命（1917）以及共產國際（1919 成立）在全球積極推動運動並扶植共產黨而形成的背景，都為本研究時段內的「運動史」

之「可能」創造了條件。僅僅以今日為人所熟知的台灣共產黨（1928 成立）來說，最初的創黨成員，幾乎都有中共及日共的黨員背景。而當黨遭鎮壓而潰散時，這些成員又分別能在各地共產黨（如中共、日共）的保護之下進行轉移。此外，共產國際（最為最強大的

15 列寧總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日後的共產黨）的運動史時，劃分為三個時期。在列寧的區分中，第一時期的「社會民主派是在沒有工人運動的條件下存在的，它作為一個政黨當時還處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即便如此，列寧仍視之為「運動」發展的一個時期。見：列寧，〈怎麼辦〉，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1 卷，455。列寧還認為，「各國都經歷過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互不聯繫，各行其是的時期。」而兩者實現相結合並出現黨，則「都是歷史地形成的，都經過了獨特的道路，都是以地點和時間為轉移的。」見：列寧，〈我們運動中的迫切任務〉，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1 卷，284~285。

16 比方，雖然列寧認為「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並不必然導致列寧所期待的黨。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第二國際時期所形成的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

17 引文為吳承明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定義。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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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性組織，1919~1943）也始終強力貫徹自己的理論觀點於各地共產黨。如果從總的「東方」的共產主義運動來看，個別地方運動及組織的潰滅，並不影響「東方」整體的運動存在。雖然無政府主義具有內在的反組織傾向，卻也相應形成了類似的跨地域連帶（「連^れ^ん帯^た^い」泛指運動中產生的聯合，即solidarity）。¹⁸作為本研究之主題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就是上述背景下的產物。因此本章開頭才強調，本文是一篇關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殖民地出現的案例研究。為了更好地理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不能離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構成的背景。

在中文的研究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是最早形成的學科。但改革開放之後開始針對這門學科的研究範圍、學科性質，及其現實意義進行反思；研究範圍的擴大則首先成為新的要求。有學者即提出以「工人運動」或「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為範圍的研究方式，

藉此涵攝「共產主義運動」以外的運動。¹⁹上述見解的基本堅持是以「工人運動」為主體，

本文也肯定這一堅持。但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裡，「工人運動」幾乎沒有，因此本文只能先從「社會主義運動」入手。

循著以上關於「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討論，本文所要研究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與石川禎浩的研究類似，是強烈國際影響之下所產生的運動，未必一開始就與本地的工人運動相結合，也未必有良好的社會主義理論基礎。而組織的形成，則是本文考察運動形成的重要切入點。如果本文在「常設」之趨勢以及「組織」之再生產兩者關係的說明上不足以使人信服為運動本身，至少也應視之為運動的起源或萌芽。又由於組織總是由

「運動幹部」――而非群眾――所組成，因此從「當時的運動幹部如何形成」²⁰的角度來考察組織的形成與維持，也是很好的切入點或理解方式。

第㆓節、「1920~1924」

也許有人會問，明確以先鋒隊政黨的型態而建立的「台灣共產黨」（1928~1931）應該是研究的最好對象。為何研究時段還要提前至1920~1924 年之間呢？回答這一問題之前，

不妨先看看現有研究由於研究時段而共同產生的問題。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已在史料及研究俱有積累的條件下成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

特別是以下幾本專書及論文：cHsiao, Frank S.T.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 February

18 關於東亞無政府主義的跨地域連帶，最扼要的介紹可見：曹世鉉，〈東亞三國(韓、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比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2 月號（2005，湖南），53~58；阿里夫。

德里克著，譚翠鶯、曹義恆譯，〈東亞的現代性與革命：區域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 年第 3 期（2005，北京），8~16。

19 殷敘彝，〈略談國際共運史的研究範圍、學科性質和現實意義〉，《國際共運史研究》，第1 輯（1987，

北京），18~20。

20 林書揚，〈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發展――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收錄於氏著，《從二二八到五○

年代白色恐佈》，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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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83): 269-288；d若林正丈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台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e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f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g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h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i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然而大多數的研究都集中在社會主義者公開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1927 年之後，並視這一分裂為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開端。²¹因為此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公開了自己反資本主義的目的，甚至自我宣稱為社會主義，從而非常容易辨認。

這種便宜的作法留下不少弊病。第一，由於 1927 年的左右分裂變成社會主義運動的開端，從而無法考慮社會主義運動是否能在1927 年之前產生的可能性，甚至倒過來使 1927 年之前的史料，成為鋪陳這一分裂而聊備一格的補白。²²第二，雖然研究集中於文協分裂之後，但更多是集中在台灣共產黨的興亡之上，實際上是以台共史作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替代品。以「台灣共產黨史」為限定的研究，最明顯的問題，就是以參與台共建黨的成員為主要對象，並向前、向後追溯這些對象的個人活動史。²³這種追溯式的方法，產生一種「必然通向台共組黨」的歷史書寫，也使早期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範圍窄化。²⁴台共史無疑只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一部份，但台共史的上下限並不等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上下限。

無論是文協（1927 年後）或台共，無疑都是非常需要再研究的對象。然而重新研究這些對象、並克服既有研究缺陷的方法，卻再不能先從這些對象入手。關鍵在於提前研究

21 正文所列舉之既有研究成果幾乎都是此種方法的典型研究。其中，若林正丈將文協脈絡下的社會主義運動及文協分裂置於民族主義運動的脈絡下分析。台灣共產黨則專闢一章。

22 與這種看法相反，若林正丈對於文協分裂有獨到的看法。他認為，連溫卿率領無產青年奪取文協領導權，是要在文協內部形成如國共合作那般的左右統一戰線，只是這一舉動失敗了。因此，與其認為是連溫卿刻意要讓文協分裂，不如視之為統一戰線失敗的結果。見若林正丈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287。

23 最典型的，就是陳芳明的研究。其《殖民地台灣》一書，凡以個人作為研究對象者，俱為台共黨員。他甚至還為謝雪紅個人以專書形式立傳。簡炯仁一書也有這種傾向，以致他竟然以1930 年代被檢舉的台共黨員為對象，從中「抽樣」分析其家庭背景及教育背景。

24 此外，又因為早期台灣社會主義者與中期台灣社會主義者之間存在人脈與組織上的斷裂，因此，

中期台灣社會主義者所撰寫的運動史回顧多半無法追及一九二零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運動者無論願不願意，都只能以《台灣社會運動史》作為書寫這段歷史的第一參考（比方張深切、郭德金（欽）、蕭友山、楊克煌、連溫卿）。那末一來，對於一九二零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認識，迄今已然墮入從《台灣社會運動史》出、並從《台灣社會運動史》入的迴圈之中。可參見：張深切，《里程碑》（台中：聖工出版社，1961）；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史略》（台中：中央書局，1947）；李振芳、郭德欽，《日據時期南京、廣東臺灣學生的政治活動史：南京中臺同志會、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抗日史實》（手抄本）；蕭友山，

《臺灣解放運動の回顧》（臺北：三民書局，1946）；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從上述回憶錄的出版日期可以發現，這些運動者在光復之後不久便陸續取得這部列管密藏的《台灣社會運動史》。雖然取得原因尚不清楚，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一問題。見：戴國煇，〈探索《台灣警察沿革誌》有感——《台灣抗日運動史》中譯本出版代序〉，《海峽評論》，第117 期（2000，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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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時段、擴大史料、並將研究對象擴及台共以外的社會主義流派。只有超出《台灣社會運動史》才能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史」以及「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這一研究方法並不只是主觀願望而已，實際上，在1927 年之前，島內外確曾出現過各種試圖建立起共產主義、

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主義的常設性組織的活動，甚至最終通向組黨（這是本研究的要點）。雖然組織未能得到維持，但成員多能在其他的運動之中獲得保存。而1927 年的文協左右分裂，乃至台灣共產黨的成立，都與前一階段的保存有關。

當然，研究時段就算提前，既有研究所具有的缺陷，也未必就能得到解決。由於缺乏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理論到歷史的基礎知識，許多研究常常忽略或弄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與概念、甚至提出假問題或假概念。²⁵就此而言，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運動史」，不如稱之為「沒有社會主義」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但是，如何才能把「社會主義」帶回「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研究之中呢？本文認為，誕生於運動之中的「資本主義論」，是把社會主義「帶回」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一個媒介。

第㆔節、當憤怒不只出詩㆟

――台灣㈳會主義運動及其「㈾本主義論」的關係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特異的存在。其特點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n Ökonomie）。但馬克思更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稱為「政治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²⁶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意義很重大。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²⁷恩格斯指出：

25 以正文所列舉之既有研究成果來說，盧修一、簡炯仁、陳芳明為此種錯誤的典型。盧修一的考證與分析，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台共史研究，然其全書只為鋪陳台共綱領（1928 年）中的台灣民族概念而作。而無注意到台共綱領的根本規定是民主主義革命；同時也沒有注意到第二次台共綱領

（1931 年）提出蘇維埃口號的意義。至於簡炯仁，其考證及分析錯誤百出。他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分析台共建黨大會的中共中央代表「彭榮」（簡炯仁謂之即彭湃）如何干涉台共綱領之制定。在他眼中，建黨大會實乃綱領草案（渡邊政之輔制定）與綱領定稿（彭湃制定）之間的鬥爭，前者強調工人領導，後者強調農民。而後者之所以強調農民，則是因為彭湃是農民運動大王。但問題在於，

彭榮是否為彭湃，尚有疑義。而從現存的台共建黨大會會議紀錄與相關回憶錄來看，中共中央代表並未改動多少日共幫台共所擬的草案（若林正丈也肯定這點）。至於農民領導或工人領導，則完全是簡炯仁自己編造出來的矛盾，關鍵是簡沒讀懂台共綱領。至於陳芳明，其根本錯誤在於他沒搞清楚國際共運的基本問題，竟說台共將其革命性質規定為「殖民地革命」，而中共則要干涉之為「階級革命」。眾所皆知，國際共運在一九二零年代所產生的分裂，是兩方面的對立：一方面是以「工農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斯大林），另一方面則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而不是什麼「殖民地革命」對「階級革命」。更重要的是，無論台共、

中共、或日共，都在斯大林指導下的共產國際成長，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定是沒有疑義的。以上，

關於台共建黨的史料，可見：〈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紀錄〉，收錄於山辺健太郎編，《台湾（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245~256；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261~266。

26 這也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

27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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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諸道德和法的作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徵。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誌，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在抨擊這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如果「憤怒出詩人」，那末馬克思主義則要求「憤怒」者能夠成為探索經濟規律的革命家。

也就是從現狀中追索歷史規律，並從規律中發現未來的可能。誠如恩格斯從黑格爾的「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的命題中延伸出的見解：「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

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反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因此「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²⁹而恩格斯所謂的「經濟科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中探索現實性與必然性之關係的方法。

雖然在社會主義由西徂東的時代裡，馬克思主義並非首先被接受、被理解、被運用的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對於「憤怒」者所提出的要求（即以「經濟科學」，而非「道德與法」來證實「道義上的憤怒」）、乃至馬克思主義之「經濟科學」所規定的研究對象（即「資本主義」³⁰），卻可以在本文所研究的社會主義者們的論述中尋得類似的形廓。對於這些試圖運用「資本主義」及其周邊概念建立具有「經濟科學」性質的論述，本文稱之為「資本主義論」。

當然，「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³¹但在社會主義東傳的時代裡，理論不成熟的原因還包括傳播、翻譯等因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十九世紀的西方完成了他們自己所期待的「經濟科學」，即「政治經濟學批

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740。

28 恩格斯，〈反杜林論〉，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492。

29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216、244。黑體字為恩格斯所原有。

30 嚴格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並不是抽象的「資本主義」，而是具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曾因「研究對象」而發生迄今未止的爭論。

由於本文研究時段的限制，本文不擬參與這個討論，也無從參與這個討論。

31 恩格斯，〈反杜林論〉，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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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但對二十世紀的東方社會主義者來說，「經濟科學」需要重新建立。只有重新建立能夠說明本地經濟現象的「經濟科學」，才能支持自己「道義上的憤怒」。

在「經濟科學」重建的過程中，邏輯的推理、現實的觀察、概念之間的關係，乃至方法的運用，可能很隨意也可能很錯誤。由於時空條件的限制，這些狀況都屬理所當然。實際上，恰恰是這些今日看來不成熟乃至錯誤的論述，才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以政治經濟學在歐洲不同時空下所展現出來的不同樣貌來說，恰恰是不同時空的客觀環境的理論反映

（比方威廉配第對於殖民愛爾蘭的經濟主張與愛爾蘭實際經濟狀況之間的關係³²）。因此分析社會主義運動之「資本主義論」，至少應從論述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的論證方式（即如何自圓其說），以及論證所推導出的結論等方面入手。而本文認為，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過程中的基本問題意識如下：

（1）己方所欲推行的進步社會運動（如無產階級運動）如何可能。

（2）既存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否仍有進步性。

（3）如果既存的社會運動不具或失去進步性，其運動參與者是否具有進步性。

並非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流派都涉及以上三個問題意識，也不是涉及上述問題的流派都擁有他們的資本主義論。但當時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出現資本主義論，正是為了論證上述問題意識而產生的。而當時的論證方式，則集中在資本主義階級分化是否發生、

能否發生、如何發生等問題上。

1989 年，金寶瑜與柯志明曾就如何理解「原始積累」的問題而發生爭論，他們當時所爭論的問題有部分正是本文研究時段中所同樣出現的問題。原始積累既包括財富的積累、更包括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構成。柯志明著重前者（即其所謂「資源轉移」），金寶瑜則重視後者（特別是「無產階級化」）。兩種不同的側重促使兩人互相注意到對方的偏向。其中，金寶瑜因站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立場，而突出了無產階級化的面向。並指出，「大規模的原始積累是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進行的。」「雖然它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就完成了，但原始積累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繼續著，因為在這發展過程中，小生產者不斷地破產。」³³但柯志明則認為，「金寶瑜的用意……似乎要告訴我們，只有大規模無產化與小規模無產化之分，而沒有原始積累問題。」³⁴柯志明對於金寶瑜的批評採取了取巧的策略，因為他只是在邏輯上回應金寶瑜，而沒有進一步說明兩種無產階級化的差異。而當柯志明明言採取「original accumulation」以迴避金寶瑜從原始積累的「primitive accumulation」所提出的批評時，其實正是退卻了。對於本文來說，評價上述兩位學者的見解並非任務所在。但金寶瑜與柯志明所共同揭示的兩種無產階級化，卻是資本主義論伴隨著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出現而登上

32 可參見：埃倫．M．伍德著，王恆杰、宋興無譯，《資本的帝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59~63。

33 金寶瑜，〈農工部門間的資源轉移：從評《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開始〉，收錄於馬克．薛爾頓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1989），145~146。

34 柯志明，〈「所謂的」原始積累――補論與答辯〉，收錄於馬克．薛爾頓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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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舞台時的基本內容（雖然不盡相同）。然而這種內容的出現，並不只是理論認識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對前述三個基本問題意識時，最初能用的論證方式。

創辦於東京的《台灣青年》與《台灣》是台灣人論述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早園地，也是最早誕生台灣資本主義論的地方。連溫卿回憶，「當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成為輿論之時，『台灣青年』（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刊）已由彭華英介紹當時如旋風之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而由蔡復春發表階級鬥爭之研究。」「嗣候，該誌改為『台灣』，在其第四卷第七號（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刊）中，有秀湖生[許乃昌]的『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

一文，檢討台灣議會之目的究竟是少數階級之利害，抑為大多數之階級利害的問題。」³⁵ 連溫卿所列舉的以上三個作者及其文章，僅僅是這兩份刊物中涉及社會主義之文章的代表性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卻反映了台灣人接受社會主義時所發生的變化。彭華英與蔡復春的文章，只是純粹介紹社會主義學說本身。但至許乃昌發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

這篇名文時，這篇文章便已有能力運用社會主義的概念與原理，去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性質以及議會請願運動之進步性。雖然許乃昌的文章只是這一變化的一個代表，然而這個代表卻說明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史有個極早的發源。陳映真曾指出，「台灣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的知識思想體系，寫成理論文章，成為台灣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並不很多，

但也還是不少。」陳映真認為1926 至 1927 年間的「中國改造論爭」屬於第一批；台共建黨以後的1928、1931 年兩次綱領則屬於第二批。這些材料都是「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重要傳統和文獻。」³⁶雖然這些文獻都是本文定義下的「資本主義論」。但本文將以時代更早的、不見得全屬馬克思主義的、卻又誕生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中的「資本主義論」

作為研究對象。

第㆕節、章節安排與研究的展開

本研究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在東方殖民地展開的過程；台灣則是這一案例研究的對象。就研究次序與章節安排而言，本文擬按照組織形成的沿革為線索，以利於說明歷史過程。本文的分析對象，基本上遵循《台灣社會運動史》的歸類。分別以日本與島內社會主義者的連帶、島內既有的社會運動、島外無政府主義、島外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混合，以及島外共產主義為主軸。本文試圖透過此一敘述順序的安排，來體現台灣社會運動的變遷。（還得交代一點，本文所謂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為同義詞。）但就整體的內容而言，細心的讀者必然發現：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結合與分離是一個主軸線。此外，在不同的章節內，本文還試圖揭示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與島外社會主義勢力的接觸關係。這種接觸關係由於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運

35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5。

36 陳映真，〈序〉，收錄於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問題的上下求索》（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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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內部的不同派別）以及社會主義者們的跨國界交往而顯得複雜。

就研究時段而言，愈後面的章節越縮限於1924 年本身，這是本文基本的章節安排。

反過來說，愈前面者，必須愈從更長的時間才能見其社會主義傾向。時段上限之所以定為 1920 年，乃以本章所引用的謝晉青的台灣問題言論為起點。至於時段下限定於 1924 年，

則在於當年是台灣社會主義組織前所未見地同時出現的一年，此外，當年也是台灣資本主義論的一次高峰。自此之後，直到1926 年底至 1927 年初，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才再次抬頭。

以下將分別簡述各章內容：

第一章以台灣出身的日本社會主義女性運動家山口小靜的生與死，作為一個說明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引動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線索。同時以這樣一個女性的生命歷程，說明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即便具有日本人的身分）與日本政府在統治範圍內所營造的鎮壓性歷史環境之間的緊張關係。

第二章以台灣的既有的社會運動為對象。第二章試圖以路線對立的角度，說明 192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轉折與總趨勢，而1927 年之前（特別是 1924 年之前）先後出現於島內的兩個組織（新台灣聯盟及社會問題研究會），則是研究的重點，以此揭示當時蘊含於社會運動中的路線對立與社會主義萌芽。此外本章還要說明當時人（特別是社會主義者）

眼中的左右對立，以及他們眼中的對立如何反映島內外政治、經濟、社會背景。總而言之，

本章的任務就是從當時人的眼光來為後續章節提供時代背景的說明。而蔣渭水與連溫卿之間的競、合關係，將是主要的研究線索。

第三章則以島外台籍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活動為對象。由日赴華的范本梁則是研究的主要線索。范本梁以北京為活動據點，與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建立聯繫。在台籍作家許地山的協助下，展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活動，成立「新台灣社」。范本梁的組織活動與無政府傾向直到治警事件之後才愈發明確。改組其組織為「新台灣安社」並正式發行機關刊物

《新台灣》，直到1926 年被捕。對於第二章所討論的台灣既有的社會運動，范本梁是截然反對的代表。他批判這一運動並提出了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共產主義」革命論。不過，

范本梁的台灣革命論並非台灣資本主義論。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來說，缺乏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及理解，是其一大弱點。實際上，范本梁的個人活動始終無法轉型成組織運動。

第四章則以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交錯之下而崛起的一批台籍社會主義者為對象。他們在各種社會主義勢力的影響下，由於廈門的「台匪」事件以及島內「治警事件」的刺激而集結。這群台灣社會主義者與朝鮮、日本、大陸的社會主義者結合，形成了具有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雙重背景的組織及刊物，也就是上海的「平社」及其機關刊物

《平平旬刊》。以這個組織為基礎，其中的台籍成員擺脫無政府主義而形成了台灣共產黨之前的台灣共產黨――「赤華黨」。隨著平社成員許乃昌赴蘇留學，「赤華黨」的資訊也傳到了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在台共成立之前所唯一知曉的建黨活動。本章將描述其組織集結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及其時代問題。

以上，從第二至第四章，本文並將分別說明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的三大時代問題。依次分別是：資本主義化（即台灣能否完成資本主義化）、國家政權（即如何面對台灣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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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權的支配，以及企圖分享政權的議會請願運動），以及如何看待議會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特別是打壓請願運動的「治警事件」之後的請願運動）。

第五章將接續第四章所未能討論的理論問題而展開，主題則是台灣資本主義論以及歷史建構。早在治警事件前，許乃昌就質疑請願運動而提出從社會主義出發的革命論。治警事件後，隨著《平平旬刊》的創辦，刊物的許多作者也就同樣的問題提出看法。1924 年底，許乃昌在前述基礎上，就「社會主義革命」或「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而與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上進行討論。以這次討論為標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組織化之外，更出現了理論化。這是當時台灣資本主義論的高峰。由於請願運動者在治警事件中展現的二面性（抵抗的頑強以及運動的脆弱），這個論述反映了社會主義者對於民族主義者的同情，因此形成了既否定民主主義革命、又想容納民族主義者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其理論基礎，則是台灣的全盤資本主義化論，以及連帶產生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設想。

又由於許乃昌與瞿秋白是以「國民革命」作為「民主主義革命」的代名詞而立論。因此，本文將以第五章與第六章的篇幅將討論「國民革命」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關係。並用相當的篇幅比較許、瞿兩人之間的論爭與大陸社會主義運動中類似的革命性質論爭。不過，第六章將進一步從「革命史」與「民族資本主義」兩種歷史建構的缺乏，說明當時台灣資本主義論的限制。

除了結論以外，本文最後一章則將針對連溫卿1924 年赴日拜會山川均夫婦等社會主義者的過程做一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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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章、山口小靜的生與死

³⁷

午後，又單獨到海邊，這次才看到蔚藍而燦然的海。一個人真想跳起舞來。好多裸體的人在拖著翻覆的船隻上岸。

躺在沙灘上讀《俊寬》。

七點左右回到家裡，山口小姐已經早一步先走了。

――永倉照子日記，1920 年 2 月 18 日³⁸

第㆒節、山口小靜：㉂東京走㆖㈳會主義道路

1.背叛保守家庭的造反少女

山口小靜（1900?~1923）³⁹生於一個全然與社會主義思想扞格不入的保守家庭，同時也生長在日本殖民壓迫之下的台灣。小靜的父親山口透，曾在甲午戰爭之際擔任近衛師團的從軍記者，隨著最終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行走各地。後來則擔任起供奉北白川宮之台灣神社的神官。小靜的祖父、父親、母親，均有深厚的漢學或國學背景，祖父並在台北各校教倫理。小靜的大哥也是神官，二哥則畢業於東大法學院，是右翼團體「興國同志會」的一員。對於少女時代就被視為才女的小靜，山口家也進行了有計畫的培養，1916 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之後，便送至東京就讀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科。她父親準備讓她在女高師畢業後當上女子學習院的教授，期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皇族公主的恩師。⁴⁰

37 這個標題借用自尾崎秀樹。見：尾崎秀樹，〈山口小静の生と死――山川菊榮の回想にふれて〉，

《山川菊榮集月報》，第4 回第 9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2），1~3。

38 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東京：大空社，1995），273

39 據《山川均全集》的編者按，小靜生於 1901 年。另據竹中信子之《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則將生年記為1900 年。見山川均，〈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靜氏〉，收錄於山川均著，

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5 卷（東京：勁草書房，1976），199；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1996），244。

40 此處關於小靜生平的說明，俱來自山川菊榮。見：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平凡社，1972），344。關於山川菊榮對小靜的回憶，多已收入其文集《山川菊榮集》。其中內容有不少重複，而平凡社版的《おんな二代の記》已可覆蓋《山川菊榮集》所記載的大部分史實，故本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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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靜十歲時，發生以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1871~1911）為主角的「大逆事件」。當局宣稱幸德等人意圖以炸彈暗殺當時的明治天皇。在一次飯後聊天裡，對著小靜及其母親，

山口透以此事問她們兩人的感想。小靜的母親贊同山口透的判斷，認為這些社會主義者都是壞人。然而小靜竟語出驚人地說，「我不那麼認為。」此話一出，除了極大地激怒其父親之外，她母親也悲憤欲絕地將小靜拉至另處，看著她，流著眼淚說：⁴¹

生出會說這種大逆不道之言的女兒，是我的恥辱，我對不起妳父親、對不起國家、

也對不起供奉在神社的北白川宮。我要把妳抓起來刺死，我也要切腹謝罪。

小靜幼年的這番經歷，彷若是種預示。

1919 年夏，正在東京女高師學習的小靜與東京女子大學的永倉照子（永倉てる(子)，

林てる子，1900~1923）、貝原泰子（貝原たい(子)，西たい子，1894~1930）等人，前往著名的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家山川菊榮（1890~1980）居所拜訪。⁴²山川菊榮的愛人即山川均（1880~1958），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先驅及領導人，也是日本共產黨創黨期的關鍵人物。小靜與山川夫婦的接觸，使其思想急劇激進化。同年夏秋，作家有島武郎

（1878~1923）在東京女子大學發表演講，小靜起而提出挑戰性發言，在女學生中造成轟動，小靜的反叛生涯遂於焉展開。⁴³

永倉照子在其日記中寫道：⁴⁴

（1920 年 2 月 17 日）終於下雪了，一天中翻翻雜誌，在床上翻來覆去，吃著納豆，

與山口小姐聊天，感覺到人類被安排的境遇是很重要的，田園的土味，無論如何是拿不掉的，我們會反抗環境，最終還是會被環境所征服。

山口小姐是個懷疑家，因為動彈不得的處境而感到被囚錮。但她卻是一個不能不動的人。

（1920 年 2 月 18 日）如雪國的陽光那般矇矓的太陽出現於松林之間，仰首看了幾次，會是好天氣吧。很想看藍色的海，真是不看就不想回來，早餐後，兩人相伴到海邊，淺綠色的海，漆黑的天空，山口小姐在冷風中靜默地佇立著。我將頭縮在風衣裡獨自走著，真受不了這麼憂鬱的海，我滿心渴望著光明。

以平凡社版《おんな二代の記》作為研究的底本。《山川菊榮集》中涉及山口小靜的部份可見：山川菊榮，《山川菊榮集》，第 8 卷「このひとびと」（東京：岩波書店，1982），14~20；67~86；山川菊榮，《山川菊榮集》，第9 卷「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岩波書店，1982），260~272；290~293。

關於小靜就學的詳細資料，則來自竹中信子的記載。竹中信子並云之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

期間，屬於第十期生中組。但當時校名應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女學校」。見：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244。

41 河崎なつ，〈噫山口さん〉，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東京：水曜會出版部，1923），附錄頁 8；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26。

42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24、343。山川菊榮對於山口小靜等人初次拜訪的時間分別有 1919 年夏天與 1920 年初夏兩種記載。前者應為正確。

43 貝原たい，〈山口小靜さんの思出〉，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4。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25~225；343~344。

44 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272~273；林てる，〈失はれたる闘士〉，

收錄於山口小靜述、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6。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

The Incipiency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of Taiwan and it’s Discussion around Capitalism (1920~1924)

邱士杰 Qiu, Shijie

指導教授：王遠義、黃俊傑 博士

Advisor: Wang, Yuan-iee, Huang, Chun-chieh Ph.D.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July, 2008

摘 要

Abstract

凡 例

目 錄

In Memorial of

the 1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2008)

and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AIWAN

(1928-2008)

本論文的㊞製承蒙以㆘師友提供經費贊助 唐 曙：㆒千元

王武郎：㆒千元

宋文揚：㈤百元

緊緊握著你們的手！

1

導 論：把握㈳會主義運動史的方法

引 言、從㆒個關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討論談起

2

3

第㆒節、 「台灣」 「㈳會主義」「運動」 「史」

4

5

6

7

第㆓節、 「1920~1924」

8

9

第㆔節、當憤怒不只出詩㆟

――台灣㈳會主義運動及其「㈾本主義論」的關係

10

11

12

第㆕節、章節安排與研究的展開

13

14

15

第㆒章、山口小靜的生與死

第㆒節、山口小靜：㉂東京走㆖㈳會主義道路

1.背叛保守家庭的造反少女

16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遠義、黃俊傑博士

摘要

凡例

目錄

本論文的㊞製承蒙以㆘師友提供經費贊助唐曙：㆒千元

導論：把握㈳會主義運動史的方法

引言、從㆒個關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討論談起

第㆒節、「台灣」「㈳會主義」「運動」「史」

第㆓節、「1920~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