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小靜的返台，《台灣社會運動史》有著如下的記載。首先：67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學中，
中將小靜稱為「K．J」，亦有「J」字。故此處將「l 女史」校訂為「J 女史」。可參見：連溫卿，〈怎 麼是世界語主義？〉，《台灣民報》，第128 號（1926，東京），11。
63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49。
64 Philip Rappaport, Looking forward; a treatise on the status of woman and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13).
65 關於小靜與永倉的協助，見：山川菊榮，〈追憶〉，10，收錄於林てる子著，林要編，《小さき命．
林てる子遺稿集》。以及山川菊榮，〈はしかき〉，收錄於ラッパポート著、山川菊榮譯，《社會進化 と婦人の地位》（東京：改造社，1929），5。另外，《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日後也另以節譯方式 發表漢譯本於台灣民報上，但未署名譯者。見：〈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台灣民報》，第2 卷第 10 號（1924，東京），7~10。
66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0。
6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 出版社，1989），244。
21
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學而回 來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
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來說，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可謂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件大 事。如果不是小靜、如果不是連溫卿，在島內社會矛盾因著日本資本主義的滲透而愈發尖 銳的情況下，島外（大陸以及日本）社會主義思潮或遲或早一樣會進入島內。但就日本社 會主義運動向島內的實際發展而言，當以小靜與連溫卿的相遇為轉戾點。以一轉戾點繫於 二人之相遇，說來很具戲劇性；但也恰恰是這般戲劇性的相遇，才使連溫卿進而尋得與殖 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家相連繫的管道。《台灣社會運動史》又云：68
連氏早年研究Esperanto 語[世界語]，經此逐漸傾向社會主義，並於大正十年[一九 二一年]歲末與山川均相識，受該氏的指導進行共產主義研究。
倘若上述二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記載不誤，那末連溫卿幾乎是在小靜返台之後不久，
便在小靜的介紹下聯繫上山川均。本名連嘴的連溫卿，只有公學校學歷，算是自學成才之 人。當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他是其中的重要創始成員。但在文協成立之前，連溫卿便已 參與由日人兒玉四郎引入台灣的世界語運動；並在兒玉之後，將日本世界語協會（JEA）
台灣支部改組為台灣ESP 學會，擔負起發行《綠蔭》（La Verda Ombro）月刊的主編大任，
成為當時日本境內三大世界語刊物之一。連溫卿認為，世界語運動「恰好為從嫌惡政治逃 避出來的台灣人準備了一條出路」。但對連溫卿來說，即便他已由參與文化協會的鬥爭而 超越「完全與現實的政治游離」的世界語學習，然與社會主義活動家山川均之間的聯繫，
才是真正的超越。69
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不只為連溫卿打開一條連繫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道路；對於小 靜而言，她也以其熱情與誠心，毫無隔閡地被接納於台灣人的運動陣營。此外，她也在台 北的靜修女學校（今靜修女中）覓得一個教職。70山川菊榮回憶：71
後來卻驚聞，才回去不到半年，她便於次年春天四月到當地的教會學校任教，不 得不使我們擔心，其本人與雙親也因沒有認清其患病的性質而太過樂觀，尤其醫 生也難免其責。她不單單在女學校教書，還在台灣青年中組織社會主義團體共同 研究，並加入了進步的思想團體――台灣文化協會――融入台灣人的社會之中。
當然，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
6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
創造出版社，1989），4。
69 關於台灣的世界語運動，連溫卿與戴國煇均有概略說明。見：史可乘（連溫卿），〈人類之家．
台灣ESP 學會〉，《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1954，台北），91~93；戴國煇，〈台灣抗日左派指 導者連溫卿とその稿本〉，《史苑》，第 25 卷第 2 號（1975，東京），57~60。另外，日本已有專題 討論台灣世界語運動的論文，唯惜筆者目前無法獲得。見：松田はるひ，〈綠の蔭で――植民地台 灣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史〉，《東方雜誌（La Revuo Orienta）》，第 58 卷第 6~9、11 期，第 59 卷第 1 期。
70 關於小靜進入靜修教書的資訊，來自於：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 246。
71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0~351。
22
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 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這是文化協會的連 溫卿先生所說的。
雖然小靜如此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於同年夏天 住院達兩個月。72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為了響應日本內地由左翼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 救濟募捐，與她的高中校友們於9 月 22、23 日舉辦賑災音樂會於台北鐵道旅館（原址即 今日台北火車站對面）。舉辦救濟外國的賑災活動，於情未有不合。但對日本當局而言，
蘇維埃政權及其日本境內的同路人卻是威脅其統治的危險存在，而且這一賑災活動還有為 促使日本承認蘇聯一事營造輿論的意味，因此日本當局不可能隨意放任其活動的進行。就 台灣而言，恰巧此時大陸汕頭發生風災，總督府當局遂順水推舟，除在御用新聞《台灣日 日新報》大炒汕頭風災消息之外，73更要求小靜等主辦人應將汕頭風災納入音樂會的主題，
稀釋其本來訴求。連溫卿回憶：74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短促期間中，台灣社會之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這樣情勢必然的影響到各方面所發生之事件，在印刷工第一次罷工75之翌年為募集 救濟俄羅斯大饑餓之義捐，曾在鐵道旅館餘興場舉辦音樂會，連續二日，該會之 主辦人全部屬于第一高等女學校出身之日人高級官吏及豪紳的子女，例如山口宮 司、新元鐵道部長、田傚吉之愛女。唯警察方面則以為專為救濟俄羅斯饑餓，是 不宜於國際情勢，當時汕頭亦曾發生大水災，損害甚鉅，應兼行救濟，方能獲得 社會人士的讚譽的，其結果，反響果然不錯，出演者全部是日人業餘的青年音樂 家，入場者十之八九亦為日人，於此可見當時日人尚未離脫自由主義之傳統。
《台灣日日新報》曾有報導云：76
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窗會。此回為欲醵[聚]集汕頭災害及俄國救飢義捐金。訂來 二十二。二十三兩日。會場假台北鐵道旅館。開慈善音樂會。目下正稟請許可中。
據聞入場料學生券五十錢一千枚。普通券一圓者三百枚。特別券二圓者百枚。計 欲得金千圓。內四百金寄往汕頭。四百圓寄往俄國救飢。其餘二百圓充慈善音樂 會開催之一切費用云。
山川菊榮則回憶：77
72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1。
73 倘若翻開 9 月前後的《台灣日日新報》，會發現汕頭風災的新聞遠遠多於俄國災情，甚至每日都 有為汕頭風災募捐的新聞。
74 連溫卿，〈城內的政治發展〉，《台北文物》，第 2 卷第 4 期（1954，台北），41
75 連溫卿此處回憶有誤。連溫卿所謂的「印刷工第一次罷工」發生於 1923 年 8 月。台灣印刷製本 業者同盟組合以戰後物價跌落為由，聯合降低旗下各工廠的工資，旋引起印刷工人罷工，直至 9 月才抗爭勝利。除連溫卿在〈城內的政治發展〉的敘述外，此事件還可另見：本刊，〈持久戰に入 つたらしい．臺北印刷製本業主對本島人の賃銀爭議〉，《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2 日，第 7 版。
76 〈開慈善音樂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9 月 18 日，第 4 版。
77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