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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革命史」歷史建構的開端:重評義和團運動

引 言、舊雨來,今雨不來

第㆓節、 ㆗國「革命史」歷史建構的開端:重評義和團運動

歐洲各國政府……把一座座村莊燒光,把老百姓趕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 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這些基督徒建立功勳的時候,卻大叫大 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

――列寧,〈對華戰爭〉,1900 年。482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 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 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義和團運

號。這一重新啟用的契機,則是陳獨秀1922 年的《造國論》。陳獨秀將民主主義革命以「國民革命

(National Revolution)」名之,呼籲中共黨內接受與國民黨合作的策略,從「社會主義革命」轉換 為兩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孫中山重新啟用這個概念,脫離不了中共從中的促成。)某種意義 上來說,由於「國民革命」概念在孫中山與國民黨的使用上的變化太巨大,因此可以認為「余致力 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具有鮮明的歷史建構之性質。但對今人而言,由於「國民革命」通常被等同於

「國民黨的革命」或者「孫中山的革命」,因此其「四十年」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關於「國民革 命」意義變遷最精要之研究,可見:劉曼容,《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6),129~165;劉曼容,〈孫中山國民革命觀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7 年第 1 期(1997,

廣東),86~92。

481 中共將「國民革命」設想為民主主義與民眾運動之結合的想法,最初體現於 1923 年的〈中國共 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中。「我們的主張是: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 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有了國民會議之後,

再產生政權:「由此國民會議所產生之新政府,須以真正國民革命的勢力,掃蕩全國軍閥及援助軍 閥的外國勢力。」見:〈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第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174~178。

482 列寧,〈中國的戰爭〉,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 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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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

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 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 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 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 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 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 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 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2006 年。483

說明義和團運動的重評與「反帝大聯盟」之前,先從《平平旬刊》與《婦女週報》(上 海《民國日報》副刊)之間的一場論戰來說明當時的時代氣氛。

事情源於《婦女週報》一則新聞,謂紹興一名奶媽因沒照顧好洋人的娃娃,意外致死,

便遭西洋人用四根鐵釘釘死在一條長板凳上。484事經披露,平平同人賀威聖立於《平平旬 刊》指出,此事不但是「某洋人殘忍所致」,更是「資本帝國主義者侵掠弱小民族時所必 有的現象」,因此必須「趕走直腳鬼!」485

賀威聖的批判引來《婦女週報》一位叫做「馮魯英」的作者提出反批判,「祇看這個 題目,就不免有『義和團』的嫌疑了。」486對此,平平同人羅任一提出反駁。他承認義和 團運動是「罪有應得,死不足惜」的「拳匪」。但他更認為,「因為西洋人欺負我們得太厲 害了,這種報復正是除去被欺負的原因,也是要想免卻人類多流血的痛苦。」487另一同人

「逸民」亦云,「馮魯英先生簡直說『平平旬刊』有義和團的嫌疑,他們眼中的看不起中 國人比外國人還要更甚!」488義和團彷若是種極不堪的衡量標準,比洋人還要等而下之。

羅任一與逸民的見解,反映了一種既想認同義和團運動所代表的「排外」卻又無法認同排 外所伴隨的「野蠻」的矛盾態度,同時也反映了全國逐漸升高的排外氣氛。

不久,賀威聖直接投稿《婦女週報》。他回應馮魯英的批評而解釋云,「平平旬刊並不 是仇視外人的刊物,有發刊詞作證」;他並「承認」平平同人們的回應「誠然是蠢」、「誠

483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人間思想與創作 叢刊》,2006 年春「2.28:文學與歷史」(2006,台北),137、138。

484 《婦女週報》首先報道此事的文章是:〈女子的生命權在哪里?劊子手「何其多也」!〉,《婦女 週報》,第38 期(1924,上海),4;蘇哥,〈洋大人家裡的奶媽〉,《婦女週報》,第 38 期,5~7。

485 阿鳳,〈趕走直腳鬼〉,《平平旬刊》,第 6 期(1924,上海),2~3。「趕走直腳鬼」的口號,令人 聯想起同人「蕾」的「快快地起來把街路上的野獸趕走!」見:蕾,〈一個回到中國的台灣人〉,《平 平旬刊》,第4 期(1924,上海),6。

486 馮魯英,〈對於西洋人釘死奶媽的懷疑〉,《婦女週報》,第 40 期(1924,上海),5。

487 任一,〈嫌疑解釋〉,《平平旬刊》,第 8 期(1924,上海),2~3。

488 逸民,〈我對於懷疑洋人釘死奶媽的感想〉,《平平旬刊》,第 8 期(1924,上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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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疏忽」。但賀威聖也指出,馮魯英「單就『直腳鬼』幾個字而大發牢騷,這恐怕也過 於片面觀察。」489經過《婦女週報》與《平平旬刊》之間的來回論戰,一位對於此事「情 跡」深感「離奇」的讀者,在論戰已經「愈加進到空論難辯的路裡」時,查證了真相。原 來此事全為虛構。論戰終於平息。490

一場虛構的事件何以輕易引起這種論戰?或者說,這種事件何以能夠輕易被虛構出來 並引人相信?這裡存在著一個時代氛圍的問題,同時也反映了「義和團運動」在當時所體 現出的矛盾形象。就在這種氛圍中,「義和團運動」馬上迎來前所未有的重新評價。重評 的契機是中蘇建交所爆發的外交衝突。

1924 年是中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十月革命之後遭到西方持續抵 制的蘇維埃國家(1922 年,包含「蘇俄」在內的「蘇聯」成立),於 1924 年進入大規模 建交期;491中國與日本則是蘇聯在東亞的兩大建交對象。由於蘇維埃國家成立後即透過各 種使者(如加拉罕)宣示了幾次對華友好的政策,中蘇建交遂成為中國人民少數可以期待 的平等談判。同年5 月 31 日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通常正被視為中國近代史 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然而中蘇談判並非始終一帆風順。僅僅在3 月份的時候,談判就曾遭遇破裂。其他國 家的干涉自是原因之一,可是蘇聯不願將中東路與外蒙輕易還給中國,也是關鍵因素。於 是,即便「期待」與「批判」同樣存諸社會輿論,但是期待的失落卻加強了批判的力量。

只是隨著蘇聯的逐漸「讓步」,兩種輿論的力量對比才壓倒性地產生有利於正式建交的消 長,得到一個「形式上」放棄大部分對華利權的協定。492就「批判」的輿論而言,存在反 蘇言論的《平平旬刊》可為典型。其批判多與3 月份建交談判之破裂有關。至於言論的基 礎,主要來自於民族情緒(而非無政府主義之類的批判)。493

至於「期待」的輿論則可以謝廉清的言論為代表。在中蘇正式簽字前二十天的 5 月 11 日,《台灣民報》登出謝廉清來自北京的一則報道。他在題為「中國人不明去就」的小 節中提到:494

中俄的會議現在是停頓中,究竟中國承認蘇俄是利?或是害?中國民族是永甘久 屈服於東交民巷的勢力之下?或是要民族的獨立?脫離壓迫、反抗侵略為是?或 是盲從洋大人的使嗾為是?中俄交涉停頓,乃是中國人不能明去就所致罷。

並特別加上一段注言云:

489 阿鳳,〈平平旬刊阿鳳君來信〉,《婦女週報》,第 42 期(1924,上海),6~7。

490 李開時,〈調查「西洋人釘死奶媽」消息的結果〉,《婦女週報》,第 43 期(1924,上海),5~6。

491 如蘇聯學者所言,「1924 年好像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上互相比賽的一 年。」見:伊.費.伊瓦辛著,春華等譯,《蘇聯外交簡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117~123。

492 關於中蘇建交,目前最新、最扼要的研究是:何艷艷,〈「國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蘇建交談判

(1923~1924)〉,《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2005,北京),237~273。以及沈志華主編、楊奎 松等撰稿,《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9~13。

493 這些反蘇文章是:赤人,〈中俄交涉破裂的原因〉,《平平旬刊》,第 2 期(1924,上海),1~3;

威聖,〈責備賢者的幾句話〉,《平平旬刊》,第2 期(1924,上海),8。

494 廉,〈北京通信〉,《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8 號(1924,東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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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漲的排外氣氛中、就在中蘇建交所遭遇的阻礙中――誠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注意 到的――義和團運動從此而首次得到正面評價,496一個民間組織與運動亦就此拔地而起。 History in Three Ke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241.中譯見: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 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202。關於「運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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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198、216~218、220。

500 李伯剛,〈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4 期,5~6。其中擔任大聯盟執行委員的中共黨員有劉仁 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28~635;廖百芳,〈反帝國主義 運動大聯盟之先決問題〉,收錄於氏著,《濛江餘影》(出版地不詳,1928),33;江亢虎,〈亞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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